巴文化的发展及特点试析

发布者：王双跃 发布时间：2010-06-27 
  
        巴是我国西南地区的一个古老民族，它在长达千余年的历史演进中，逐步形成了一支重要的地域文化，即巴文化。巴文化同其它地域文化一样，在产生、形成与发展中，与其周边的民族文化长期发生冲突与交流，反映出自己的独特风韵，成为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术界对巴文化的关注，起于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50年代以来巴蜀地区的考古进展，使我们对巴文化整体面貌的认识更加全面，研究则更加系统、深入。首届全国巴文化学术讨论会的召开，标志着巴文化的研究又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本文就巴文化的渊源、发展及特点问题，略述管见，就教专家。  
（一） 
  目前，围绕巴人的族源问题，学术界存在不同看法，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种倾向性意见：一说巴族源于陕南汉水流域；一说巴族源于鄂西、川东的峡江流域。二说各持己见，相争不下。笔者认为：依据古籍研究巴人的族源固然十分重要，而考古的资料应更引起重视。根据建国以来鄂西以及巴蜀地区的考古揭示，结合文献记载综合分析，巴族源于鄂西、川东的清江、峡江地区比较可靠。 
  经过50年代以来的巴地考古调查，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先后在巫山大庙龙骨坡、重庆马王场等地找到（1），出土各种化石标本数千件，龙骨坡古人类牙齿化石的出土，成为我国目前发现较早的人类化石的之一，这为寻找巴地最早的人类活动踪迹提供了证据。尤其是大溪文化的发现，成为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要收获。在鄂西地区先后调查和发掘了宜都（枝城）毛溪套、红花套、古老背、秭归鲢鱼山、宜昌路家河、白庙、中鸟堡、扬家湾、清水滩、江陵毛家山、松滋桂花树、公安王家岗、湖南澧县三元宫、丁家岗等地遗址。其分布地域由鄂西、川东扩展到了湖北中部及洞庭湖周围。在出土物中，有相当于中原二里头文化到商晚期的大量陶器，以簋、豆、盘、觚、杯、钵、盆、大口尊、壶、瓮、釜、缸和一些不知名物为多。这些陶器以夹砂陶为主，多灰黑色和褐色，还有少量的粗红陶、 黑衣陶和橙黄色陶，泥质陶中多有灰色，也有黑色、橙黄色和褐色陶，器身多绳纹。除陶器外，还出土有磨制的石斧、石凿、石铲等生产工具和半穴式或地表上的圆形、方形、长方形的房屋基址。 
  以上所述鄂西、川东地区考古发掘的遗址，被考古界称为“早期巴人遗存”,俞伟超先生在《先楚与三苗文化的考古学推测》（2）一文中已经指出，“早期巴人遗址，已在宜都的古老背、莲花埝、红花套、白水港等地找到多处，当阳季家湖也出现过早期巴人陶片”。与鄂西这一文化类似的遗存，在川东地区的巫山至嘉陵江流域同样有大量发现。如巫山大昌坝、忠县井沟遗址出土的陶器也多为夹砂陶类（3）。这与鄂西一带早期楚文化器物显然不同。故俞伟超先生又说：“在江汉平原西侧，虽不见黄河中游文化南下的痕迹，但三峡出口处的长江沿岸，却突然发现了大量早期巴人遗址”，“很可能大溪至季家湖这支文化此时也正中衰，早期巴人就趁机从清江流域发展起来，扩展到长江沿岸”（4）。这是由考古发现而得出的精粹论述。由此可以看出早期巴族发源的端倪。 
  从文献记载来看，巴族在鄂西、川东的清江和峡江流域的活动，自夏代就开始了。这与上述地域的考古发现相吻合。文献中有不少关于巴族起源的神话及传说，其记述最早者要数《山海经·海内经》，次者是传为西汉刘向所著的《世本》。有的学者就《竹书纪年》、《山海经》关于夏启时“孟涂如巴”的事实和《世本》所记的“廪君之巴”，已作了较多的论证，在此不再赘述。但是，对于殷商甲骨文中有无“巴”字和《华阳国志·巴志》的“姬姓宗巴”问题，再多说几句。《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谓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有“巴方”一名。这个“巴方”位于何地？顾颉刚氏《中国历史地图集》将“巴方”大约标在汉水流域的黄金峡地段，但推测“巴方”的地理方位并不十分肯定。虽然不少学者认为殷墟甲骨文中有“巴方”和“巴”字，但学界评价较高的《殷墟卜辞综述》、《殷墟卜辞综类》、《甲骨文字集释》、《甲骨文字典》等甲骨学者认为殷墟甲骨学巨著，都不说甲骨文中有“巴”字，更何况“巴方”。袁庭栋近著《巴蜀文化》，更认为甲骨文中的“巴”字实属误释。还有孟世凯等诸先生在其有关甲骨学的论著中（5），对甲骨文中的“巴”字也持怀疑态度。当然，甲骨文中有无“巴”字，这本身并不影响巴族存在夏商的事实。假若"巴方"存在汉水流域的这一推测能够成立的话，则更增加了早期巴人活动在鄂西、川东峡江流域的可能性，因为陕南汉水流域本与鄂西、川东地域相近。至于《巴志》所言周“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这是指西周新封巴国的姬姓统治者。沈长云先生在《论姬姓巴国的建立与其土著的族属等有关问题》一文（6）中认为：“巴自西周初年便被纳入了姬周贵族的直接统治之下”，“只是巴国的统治者姓姬，至于巴国被统治的广大土著居民，他们 的姓氏、族属，则当为别论”有道理。当时的巴族，不仅仅是迁徙活动于汉水流域的一支，在其它地区，仍有多处巴人的活动踪迹可寻，他们由此是否全部受到了宗巴的统治，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宗姬之巴绝非长期生息在鄂西、川东峡江一带的土著之巴。 
  鄂西地区夏商遗址的考古发现还说明，早期的巴人和楚人，共存鄂西，相距咫尺之近，但其文化面貌确有很大差异。而早期巴人遗址出土的器物类型表明，在这个时期自清江流域扩展到峡江地区的早期巴文化，是受到了中原二里头文化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其族源在文献中能见之最早者，是学者多引之的《山海经》、《巴志》和《世本》所记，地望当在湖北西南部长阳县境内的武落钟离山，以后由此逐渐迁今恩施一带及川东境内。在廪君时代以后，巴族的活动区域扩大广泛，南以清江中上游为基地，北达陕南汉中，东接近汉水中上游，大约当今鄂、川、陕、黔部分地区。这里就是早期巴族繁衍生息的地方，是巴文化的渊源所在。 
（二） 
  上述已经指出，巴人的族源在鄂西、川东的峡江流域。商末巴族因参加武王伐纣有功，接受了周王室的封建，成为西周的封国。到公元前316年，巴被秦灭。自秦始，在今四川地区分置巴、蜀两部，从此结束了巴国的正常发展进程。就整个巴文化的发展而言，以巴族的立国与灭国为标志，大体可以划分为巴立国前、立国后、灭国后三个大的发展阶段。在其不同的发展阶段，反映了巴文化的冲突、交流与融合。 
  巴族自夏商之际发源到西周封国，在一个多民族共存的区域中，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实力较强的民族。《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称：   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目覃 氏（音审），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欢。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廪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 
  这条材料虽有神话色彩，但它论述了巴人之先廪君被其它四姓部族推为“五姓”组成的部落联盟之长，巴族获得了重要的扩展。以后巴族便溯清江而上，进入盐阳（今湖北恩施一带），在此建立了巴族发展的政治、军事据点。进而巴族的势力扩展到了川东一带。巴人在川东曾一度住在涪陵，故《巴志》说巴子“先王墓在枳”，枳即今涪陵。涪陵小田溪巴王墓群的发现可证。这个时代的巴族，可能尚处在由军事联盟民主制向阶级社会演变发展的阶段。在商周战争时，“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7）查《尚书·牧誓》，“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仗黄王 成   ，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 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微、卢、彭、濮人”。《史记·周本纪》、《竹书纪年》所记略同，均言从周师伐纣有蜀而未言有巴。不少学者在研究中都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将巴列入“濮”的一支。“濮”在文献中记载颇多，称“濮”或“百濮”，活动于鄂西一带，与巴人为邻，以后也进入了巴的部落联盟体中。朱俊明在《濮越异同论》（8）中就说，“巴是濮人的一支，以后巴发展强大，濮又进入以巴为主的联盟之中。巴族以一个五姓部落联盟，参加伐纣战争，被周封立国，正式建立了巴国。因此，这标志着巴文化是在一个多姓部族联合的基础上正式产生与形成起来的。 
  对于西周封建之巴，文献已有明确记载，然而还有不少学者持怀疑态度。有的学者依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所记“君乎夷城”，就是巴族立国之证。古代城市，多属军事性质，作为起初的军事堡垒而存在，这同以后的城市有性质之区别。古代的部族，也有它的活动中心，这个中心就是早期的城市。因此，有城不是判明国家的主要标志。还有的学者认为，巴参加武王伐纣之师，便是巴有国家的军队存在，古代部族多属军事联盟组织，这种军事民主制的存在，是古代部族发展的特点，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家组织。巴正是因为参加了武王伐纣，故才有“武王既克殷，……巴、濮、楚、邓、中夏之国，唯濮为远夷耳”。在此，唯把巴、楚、邓、列为“中夏之国”而未论其夷，故巴在立国以后，才真正开始进入了奴隶制阶级社会，尽管巴的奴隶制尚处在初期，甚至说直到秦并巴蜀时，巴国并不是一个奴隶制比较发达的国家。 
  宗姬巴国初封之时，很可能一度在峡南的汉水流域。《战国策》有“汉中之甲，轻舟出于巴”之说，后因受到楚的攻击而不得不南迁川东地区，沿长江上下发展，巴在长江边曾以“平都”为据点，其上游则以三面濒江之二水汇流处的江州（今重庆）为中心，凭险而扼。以后又不断受楚国威逼，最后退至嘉陵江流域的阆中而治。《巴志》说，“巴子时虽都江州，或治垫江，或治平都，后治阆中……畜牧在沮，今东突峡（今铜锣峡）下畜沮是也”。《水经注》江水条也记，“又迳东望峡，东历平都（今丰都），峡对丰民州，旧民子别都也”。巴国自西周以来的所治区域，“东至鱼复（今奉节），西至     道（今宜宾东），北接汉中，南极黔涪”（9）。“南极黔涪”一句，涪指涪陵，而黔语焉不详，其地理方位当在今黔中部分地区。巴国在川东地区处居深山峡谷之中，发展十分困难，西与蜀多年交战，东出江处又有楚国横陈，北在汉水又与蜀、楚、秦抗衡。所谓“巴蜀世战争”，“巴楚数相攻伐”等记载足以说明（10）。直到春秋之世，巴不仅没有得到较快的发展，反而在楚国的一再攻击之下，不得不退守阆中，其势如强弓之末，再无征战能力。力求发展，只好与蜀封苴候结好，因而又招致蜀怒伐苴，以致最后引来秦师，于公元前316年，巴蜀同归于尽，为秦所灭。作为川东的巴国，在数百年的历史中，虽然举世争战，难得喘息，但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地理环境中和历史条件下，巴文化同其它文化在长期的冲突中，获得了交流与发展。所以，这个时期是巴文化的重要发展时期，它兼收了楚、蜀、秦文化的一些因素。 
  秦并巴蜀，随后在今四川地区设立了巴、蜀两郡，从而基本上结束了巴蜀文化各自的独立发展进程。按《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在秦汉时期，不仅巴、蜀两郡经常发生冲突，而且巴蜀也经常参加秦汉中央政权所进行的战争，使巴、蜀同中原文化的交流频繁，促进了巴蜀文化同中原文化的融合。70年代在河北省邯郸、邢台等地相继出土了汉代蜀郡造铜器，汉赵王墓出土大量蜀郡铜器，就是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的反映。这说明，在秦汉时期，不仅实现了巴、蜀两支地域文化的最终融合，形成了巴蜀文化，而且也逐步实现了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所以，秦、西汉时期，是巴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发展时期。
 （三） 
  巴人的生存与发展，似乎与江水和渔猎有着不解之缘，它既不山居又不坝居，而是水居或傍水而居。夏商时期的巴族，主要沿着清江和长江流域发展。西周至战国时的巴人活动中心，无论在江州、垫江还是平都，或是后期的阆中，都是沿江而居，在秦汉时期，巴人的这种生活习性也依然如故。《后汉书·南蛮传》称：“阆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俗喜歌舞，（汉）高祖观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命乐人习之，所谓巴渝舞也”。巴族所居的鄂西、川东地区，山高峡急，无法进行农业生产，渔猎便成为他们获取生活资料的主要方式。因此，水居渔猎是巴文化的突出特点。 
  巴人长期生活在沿江地带，其迁徙的主要工具是舟船。船棺葬为巴人的葬俗特点之一，就与它的渔猎生活有着密切关系。在宜都红花套早期巴人遗址中，发现有长7.2厘米的陶船模型和被称之为“鸟头型器把”的器物。陶船仅仅是随葬冥器，船棺在四川地区的考古中发现不少，现重庆市博物馆就陈列出土的船棺。鸟头型器这种长咀勾吻鸟形，反映的是鱼鹰鸟类。鱼鹰就是鱼凫，亦称鸬鹚。郭璞《尔雅·释鱼》注曰：“鸬鹚也，咀头曲如钩，食鱼”。申世放同志在《巴族鱼文化》（11）一文中，对巴文化出土器物中青铜器船图纹、鱼图纹、鱼凫图纹，列图进行了分类介绍。并指出在大溪文化的三次发掘中，鱼骨堆积甚多，或放在人身上，或放在脚旁，或置于双臂下，或含口中。这个情况特殊，应考虑大溪文化同巴文化的关系。至少说明这一类型器物与其它文化类型器物有明显的区别。船棺葬过去曾认为是巴人的葬制，但据发表在《考古》、《文物》、《四川文物》等刊物上考古报道，这种葬俗在川西地区的大邑、绵竹、蒲江、郫县、彭县、什方阝 、广汉、荥经、成都等地也有多处发现。蜀地船棺葬多为战国墓葬，这一点似乎又说明蜀地船棺葬实际上是受到了巴文化的影响。因为大约在春秋中期以后，荆（巴）人鳖灵由川东而来取代了蜀杜宇族，在川西平原建立了开明氏蜀国，（12）这个开明氏很有可能就是川东巴族的重要一支。所以说开明氏以后的蜀地文化，必然又带有巴文化的一些重要因素，其中的船棺葬就是一个例证。前引“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和“巴渝舞”显然是与巴人居阆中渝水地名有关，至于巴人的早期歌舞与晚期歌舞有何区别，不得而知。不少学者对“巴渝舞”的源流、特色作了考证，这里只想说明一点，这种“巴渝舞”恐与巴人行船迁徙的川江号子有关。综合文献和考古分析可见，巴族是一个以捕鱼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船户鱼凫民族。因此，巴文化就其特点概括，是一种典型的水居渔猎文化，尤其是早期的巴文化，这一特点则更加突出。巴文化的这一特点，是由巴人所处的地理环境造成的，也同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当低下有关，而巴文化这一特点的形成，其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起着决定性作用。 
  春秋战国时期的巴文化，已带有了一定的农业因素。巴族在定居川东地区以后，与鄂西、川东峡江地带相比，其生存的地理环境有所改变，特别是在靠近川西成都平原的地区，巴人受到了蜀人农业生产的相当影响。《华阳国志·蜀志》曾记，春秋时期的蜀国，“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巴亦化其教而力农务，迄今巴、蜀民农时祀杜主君”。这说明巴的统治者也比较重视农业生产。徐中舒氏在《论巴蜀文化》一书中曾指出，春秋时期的蜀地已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而鄂西、川东“巴”地仍然是一个以渔猎为主的分散的联盟国。很显然，这时的巴国在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上较蜀人落后。“以蜀而言，大概在殷周之际已进入了阶级社会”，而“至秦并巴蜀时，巴似乎尚处在奴隶制初期”（13），有道理。这一点从秦人统治蜀人和统治巴人在方法上的不同可印证。秦对蜀封王置守，而对巴以“盟要”，“王嫌其夷人，乃刻石为盟要，……盟曰：?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夷人安之。”因巴人政治落后，秦不以封建剥削的爵禄方式，而以原始的剥削方式加以羁靡，并实行联姻，“妻以秦女”。“及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有罪得以爵除”（15）。虽然说川东与川西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但巴族在定居川东以后，农业生产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纟宁 、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皆纳贡之……”（16）。这里所说的贡品应是向秦王朝所贡，它间接地反映了战国时的巴国农业及手工业发展状况。关于巴国农业技术进步的史实，邓少琴先生在《巴史新探》一文中专有论述，指出阳朴姜、堕林粉、巴乡清酒、伞子盐等产品，是巴人农业和手工业的特色。生产酒是在农业生产剩余之后才有可能，而且巴人能生产“清酒”，故秦人盟要中有“夷犯秦输清酒一钟”之说，巴人的清酒看来很有名气。春秋战国时期的巴国，不仅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变化，而且有了明显进步。《巴志》有“巴子立市于龟亭北岸”记载，但至今尚未发现巴的货币出土。那么，巴人所设之市，很可能是一种以物易物交换，尚不是完全意义上的都市经济。这与同时代的中原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能相提并论，就是与其近邻楚国也远所不及。所以我们认为，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巴文化已兼有农业因素，与早期文化的特点相比，其复合性增强。有的学者还从考古学角度对巴的陶器、兵器类型以及建筑、文字、方言、民俗等方面考察了巴文化的内涵，在此也不重复议论。 
  自秦并巴蜀到西汉中后期，巴文化发展虽然延续了一个时期，但它毕竟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文化内涵了，反映了巴族同华夏族融合时期的特点。巴被秦灭之后，一部分流入五溪，但大部分已与中原华夏族相融合。按《汉书·地理志》，西汉时的巴郡，已辖有江州、临江、枳、阆中、朐忍、安汉、岩渠、鱼复、充国、涪陵十一县。《汉书·食货志》又记，武帝时“始开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氏羁焉”。“悉巴蜀租赋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西汉政权对巴蜀修路开道，迁民予田政策，无疑极大地促进了巴蜀地区的经济开发和民族融合，加速了巴文化向汉文化的急速演变。《世本》所记巴蜀本无姓，汉世时，巴族也各具姓氏。据邓少琴先生考证，镖、相、朴、龚、袭、扶、沓、昝、罗、药、度、夕、资、养、先、果、税、通、冉、巴、清、巫、涂、侯等巴地姓氏，均出现在汉代后（18）。《巴志》还记载了巴人与汉人共同抵御羌人入侵汉中的事实，这些都说明到西汉时期，巴文化同中原文化已融为一体，在巴蜀地区，汉文化已占据主导地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巴蜀文化在四川一带就会立刻消失，实际上它对汉代以后巴蜀地区的社会影响也是深远的。 
  通过对巴文化发展及特点的考察，诚作如下余论：在史籍记载中，自夏商到西周初期，西南地区曾出现过“孟涂之巴”、“廪君之巴”、“宗姬之巴”、“江州之巴”和“枳巴”，史学界对以上诸巴的史实争论并未取得认识上的统一。笔者感到，从考古资料出发，夏商时期鄂西、川东峡江流域的巴人遗存，是巴文化的源头。而其它巴人也许同这里的巴人有某种族属之缘或联系，但不是巴族的直接源头所在。巴文化的内涵，在不同历史阶段虽有异同，但从巴人所据的地理环境和它的出土器物迹象来看，尽管或多或少地带有中原、蜀地、楚以及西南夷少数民族的某些文化因素，而它最突出也是最基本的特点，是一种水居渔猎文化。古老的巴文化，在历史上曾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是中华民族优秀古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