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视角下的红山玉

红山文化因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后遗址的发掘而得名，是西辽河流域史前时期最为强劲的一支考古学文化，其年代为距今6500—5000年。红山文化是在直接或间接吸收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同时大量吸收了东北平原诸多原始文化及中原仰韶文化的因素。距今5000年左右是中国史前社会的一个转型期，黄河、长江、珠江流域等不同区域的诸多考古学文化都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文明化进程显著加快，而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西辽河流域率先走在了前沿，玉文化的发展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并最终确立了西辽河流域在中国史前时期的玉文化中心地位。 
　　 
　　红山文化玉器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历程 
　　 
　　从红山文化玉器发现和研究历程看，可明确分成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20世纪60年代末以前，红山文化玉器属于未识阶段。虽然早在1935年由日本人发掘了赤峰红山遗址，1938年出版了发掘报告书《赤峰红山后》，但红山文化的正式命名是由尹达先生在1954年出版的《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书中首次提出的。 
　　1963年发掘的赤峰西水泉和蜘蛛山遗址，从地层学上搞清了红山文化遗存与夏家店下层文化及相关文化遗存的年代早晚关系，所清理出的遗迹和遗物资料较大地丰富了红山文化内涵，但均未发现玉器。虽然20世纪初国内外的一些书刊中著录有零星的红山文化玉器，但均将其年代定在商周或更晚时期。赤峰和朝阳等地方博物馆也收藏有少量红山文化玉器，对其文化性质和年代均未作出界定。与新中国成立以前相比，尽管红山文化整体研究水平有了明显提高，但作为该文化核心内涵之一的玉器在20世纪60年代末以前却未曾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20世纪70年代，红山文化玉器初露端倪，在研究上属于初步认识阶段。该阶段突破点在于调查或发掘到一批玉器资料，通过地层叠压关系及相关共存遗物的比较，初步断定为红山文化玉器。1971年春，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发现一件高26厘米的墨绿色玉龙。1973年夏，阜新县胡头沟发现了两座红山文化石棺墓，其中，1号墓属于中心性大墓，清理前该墓葬已遭破坏，共收集回玉器15件；3号墓是一座小型多室石棺墓，出土3件玉器。1979年夏，凌源县三官甸子城子山遗址(后编为牛河梁遗址第十六地点)发现三座红山文化石棺墓，2号墓是一座保存完好的大型墓，共出土9件玉器；1号墓和3号墓已遭破坏，仅在1号墓内出土1件双猪首环形器。此外，在巴林左旗葛家营子和尖山子等地还征集到几件红山文化玉猪龙、箍形器等。由于发表资料滞后，整个70年代学术界对红山文化玉器的发现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但围绕红山文化开展实际田野考古工作的学者们却普遍认识到玉器发现的重要性，并由此确立了下一时期增强主动性发掘红山文化墓葬的学术目标，也将红山文化玉器的研究纳入了正轨。 
　　20世纪80年代，红山文化玉器发现和研究均取得了飞跃性进步，应属于全面认识阶段。随着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的顺利展开，出土了一批具有明确层位关系和组合关系的红山文化玉器，红山文化玉器群最终得以科学确认，并由此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1981年发现了凌源与建平两县交界处的牛河梁遗址，主体分布范围约1.2平方公里，是一处规模宏大的红山文化中心性祭祀遗址。此后历经数次发掘，在各个地点的积石冢石棺墓里出土红山文化玉器近百件，同时还发现有女神庙、祭坛、祭祀平台等相关遗迹，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牛河梁第二地点21号墓是一座大型石棺墓，随葬各类玉器20件，是目前所知红山文化墓葬中随葬玉器数量最多的一例。第五地点1号墓圹穴宽大，结构复杂，是一座中心性大墓，随葬玉器7件。此外还清理了20余座随葬玉器数量1-5件不等的小型石棺墓。2002年发掘的牛河梁第十六地点4号墓位于中心部位山梁主脊上，圹穴长3.9、宽3.1、深4.68米，棺壁用17层石板叠砌而成，顶盖用条状石板搭封，底部平铺整齐的石板，是目前所知规格最高的一座红山文化晚期石棺墓。墓内共出6件玉器，其中，玉人和玉风均系首次发现。牛河梁玉器种类丰富，造型特征突出，雕琢工艺精良，代表了红山文化玉雕业的最高水平。此外，牛河梁玉器绝大多数出自不同规格的石棺墓内，玉器的摆放位置十分明确，因此成为综合分析各类玉器的使用功能及系统研究用玉制度的珍贵资料。同在1981年，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共征集、采集到红经文化玉器1000多件，成为迄今所知西拉木伦河北部出土红山文化玉器数量最多的一个地点。那斯台遗址以红山文化遗存为主，包含少量兴隆洼文化遗存，总面积约150万平方米，发现抹有白灰面的红山文化房址及围壕残段，应是红山文化高规格的中心性居住遗址之一。那斯台玉器群特征显著，尤以动物造型的玉器最具代表性，有些器类在其他红山文化遗址中至今未见。尽管这批玉器的原始出土位置已不清楚，但从调查结果看，能够明确出自居址内，与牛河梁玉器出自墓葬内的现象形成了鲜明对比，也为了解红山文化玉器的区域性差异提供了实证。此外，喀左县东山嘴遗址方形基址南墙基内侧还出土了一件双龙首玉璜。以上述发现为基础，红山文化玉器综合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而真正确立了红山文化玉器在中国史前玉器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20世纪90年代至今，红山文化玉器研究开始进入向纵深方向发展的阶段。随着新出土的玉器资料不断增加，红山文化玉器内涵更加丰富。牛河梁遗址的发掘工作没有中断，玉器数量明显增多。1991年，克什克腾旗南台子遗址7号墓内出土两件玉块，这是在红山文化墓葬内首次发现玉块，其年代比牛河梁玉器偏早，相当于红山文化中期。另外，红山文化分布区内其他相关考古资料的整理和发表，拓宽了红山文化玉器的研究空间。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玉器的发现和确认，为红山文化玉器群找到了直接源头，也将中国雕琢和使用玉器的年代上推至距今8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大南沟和大甸子墓地发掘报告的正式出版，公布了小河沿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玉器资料，为了解红山文化玉器的发展去向提供了重要证据，内蒙古东南部和辽宁西部地区史前玉文化发展体系初步建立。黑龙江、吉林及辽宁中东部地区史前玉器资料的整理和发表，为深入了解东北地区史前玉器文化交流关系提供了可以对比的资料，并由此确立了红山文化玉器在东北地区史前玉器发展进程中的核心地位。 
　　 
　　勾云形器、箍形器、玉猪龙最终成为红山文化玉器群中最典型的三种器类 
　　 
　　考古学的研究表明，红山文化明确分成四个大的发展时期，前三期玉器数量很少，典型玉器群出自第四期。玉器造型可大体分成装饰类、工具类、动物类、人物类、特殊类等。距今5500—5000年左右的红山文化晚期，不但玉器的出土数量显著增多，而且玉器的造型极富变化，雕琢工艺精良。究其原因，一方面充分体现出红山文化在玉器造型方面对已有玉文化传统的承继关系，同时也充分展示出红山先民独特的首创精神，使其成为东北地区史前玉文化发展进入鼎盛阶段的标志，由此确立了西辽河流域史前玉文化的中心地位。 
　　装饰类玉器主要有环、珠、曲面牌饰、菱形饰等。玉珠形制多样，有的呈亚腰状，也有的呈圆球形、半球形或扁圆薄片形。 
　　工具类玉器有斧、钺，棒形器、纺瓜等。玉钺呈长方形或圆角长方形，中心部位有一较大的圆孔，内外侧边缘磨薄。棒形器一类为短柱状，另一类为长柱状。纺瓜呈桂叶形或椭圆形，体侧有一周凹槽。 
　　动物类玉器主要有玉猪龙、双猪首环形器、双猪首璜、兽面形器、鸟、鹗、凤、龟、鱼、蚕等。玉猪龙分为两类，一类体蜷曲如环，首尾相连或相距甚近，头部较大，双耳呈圆尖状竖起；另一类首尾明显分开，颈后竖起一道弯勾状长髭。玉鹗分为两类，一类双翅微展，双爪作攀附状；另一类双翅奋力展开，呈圆弧状，未见双爪。玉龟分为两类，一类龟体平面呈椭圆形，龟背隆起，其上刻有规整的龟背纹，首、尾、足均作缩入体内状：另一类龟背平面呈椭圆形或圆形，微外鼓，未施纹饰，首、尾及四足明显外伸。玉鱼分为两类，一类体扁平，有鳍、尾，通体光素；另一类呈扁锥形，颈部及体侧均刻有纹饰。 
　　人物类玉器较少，目前仅知巴林右旗出土一件玉人面。头部较平，脸颊外弧，下颌呈圆尖状，五官清晰，双目、鼻均呈三角形，唇下施密集的网格纹。 
　　特殊类玉器有勾云形器、箍形器、璧、双连璧、三连璧等。勾云形器是红山文化玉器群中最重要的器类，常与箍形器共出自中心性大墓内，造型复杂，寓意深刻。主要有以下五类：一类呈长方形，中部为圆形镂空，两侧外伸勾角略直；二类亦呈长方形，中部镂空作勾云状盘卷，两侧外伸勾角弯曲明显；三类略呈方形，中心部位镂空亦作勾云状盘卷，体外侧呈对称状伸出多个小凸；四类呈椭圆形，仅下侧中部外伸三个尖齿状小凸；五类呈圆角长方形，上侧长边平直，两端中部各外伸一对方形小凸，下侧两端尖角明显内收，中部外伸一排规整的尖齿状小凸。玉璧外缘呈圆形、方圆形或正方形，内缘均呈圆形，内外侧边缘磨薄，通体光素。三连玉璧分为两类，一类与双连玉璧造型相近，体中部有三个自上而下依次渐大的圆孔；另一类呈长条状，一侧平直，另一侧呈三联弧状，体中部并排分布有三个大小相近的圆孔。 
　　红山文化出色地承继了兴隆洼文化玉器的雕琢传统，同时在玉器造型和雕琢工艺等方面较之兴隆洼文化玉器有了飞跃性的进步，是辽西地区史前雕琢和使用玉器进入鼎盛阶段的标志。从红山文化玉器的造型题材看，动物类和特殊类玉器的大量雕琢和广泛使用，不仅突破了辽西地区原有的玉器造型传统，而且成为红山文化玉器群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勾云形器、箍形器、玉猪龙最终成为红山文化玉器群中最典型的三种器类。 
　　 
　　在精湛的雕琢工艺之外，更重要的在于玉器的社会属性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红山文化玉器的雕琢工艺十分讲究，特征鲜明。当时人不但熟练地掌握了切割玉材的技术，而且因器体形态不同，注重玉材的大小、质地、色泽等方面的选择。不同器类所选用的玉材大小有明显的差异，如牛河梁第十六地点2号墓内出土的1件勾云形器体长22.5厘米，而牛河梁第三地点7号墓内出土的1件玉珠长度仅有2.6厘米。有些同类玉器在器体形态、大小等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如牛河梁第二地点21号墓内出土的10件玉璧，外径最大的可达14.7厘米，最小的仅有4.8厘米，器体上的钻孔1-3个不等。 
　　在器表处理方面，所有玉器表面均经过抛光处理，部分器类的局部或通体雕琢出各种纹样，如有阴刻线纹、瓦沟纹、凸棱纹、网格纹、几何形纹样等。阴刻线纹主要用来表现动物形体的各部位器官及外部轮廓特征；瓦沟纹主要雕琢在勾云形器主体正面和曲面形牌饰的正面，凸棱纹主要雕琢在棒形器的一端、龟的背部、鹗、蚕等器体的外侧；网格纹和几何形纹样分别见于三星他拉玉猪龙下颌部位和尖山子玉猪龙的背部。 
　　红山文化玉器上的钻孔比较普遍，依钻孔方式的不同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从单面直钻而成的圆孔，孔径一面大，另一面略小，孔壁斜直；二类是从两面相对直钻而成的长孔，孔径两面偏大，中间略小，孔壁呈亚腰状；三类是从两面斜钻而成的洞孔，孔径两端较大，中间偏小，孔径呈弯曲状。 
　　从红山文化玉器在墓葬中的出土位置看，其使用方式可归结为三类：一类是直接佩戴在墓主人身体的某部位上，如玉环多佩戴在墓主人的腕部，除双腕佩戴外，单腕佩戴的均在右腕；二类是通过穿绳等间接方式佩戴在墓主人身体的某部位上或缀挂在衣物上，如牛河梁第二地点4号墓内两件玉猪龙出土时，双背相对，并排倒置在墓主人胸前，有可能是穿绳系挂在身上的；三类是在殓葬时有意将玉器放置在墓主人身体上、下或四周等特定位置，如牛河梁第二地点21号墓内出土10件玉璧，呈对称状放置在墓主人头骨两侧、臂骨内侧、大腿骨外侧及小腿骨下面，显然系有意而为。 
　　勾云形器多放置在墓主人头部或胸部，个别的放在左肩部。关于勾云形器的造型寓意及使用功能等问题，学术界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可归结为以下五类：一是代表龙的形象；二是代表龟、蛙、鹰、鸟等动物形象；三是代表一种抽象的饕餮形象；四是融合吸收仰韶文化的彩陶因素，代表一种玫瑰花图案；五是直接或间接承继本地区兴隆洼先民和赵宝沟先民崇拜鹿角、猪獠牙的宗教传统，是鹿角、猪獠牙等实物形态的一种艺术化再现。综合分析辽西地区的史前考古资料，明确红山文化与赵宝沟文化、兴隆洼文化之间存在直接或间接性的文化传承关系，第五种说法更具说服力。勾云形器主要出自大型石棺墓内，且多放置在墓主人头部、胸部等关键部位，应是一种主要的祭祀用器。 
　　箍形器多数放置在墓主人脑后，也有的放在胸部或右肩部。关于箍形器的造型及使用功能问题，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看法，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束发的用具；二是铲东西的用具，其原型是骨质器皿；三是一种祭祀用器，其造型应是仿自陶质斜口器。笔者认同第三种看法。 
　　红山文化玉雕风格的形成，与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对玉雕业的特殊需求密切相关。装饰类和工具类玉器地位的下降，动物类和特殊类玉器的流行及人物类玉器的出现，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玉器所包含社会属性的深刻变化。装饰类和工具类玉器在玉文化起源阶段占据主导地位，前者体现出对玉质材料及自身个性的美的追求：后者则明显看出是对同类石质工具的模仿，但使用功能大多不一。动物类玉器应是当时人的万物有灵观的产物，追求神似和讲究动感构成了红山文化动物造型玉器的特有风格。在特殊类玉器中，尽管学术界对勾云形器和箍形器的造型及内涵的认识存在分歧，但两者作为红山文化玉器群中最典型的两种器类却是无可争辩的。 
　　红山文化玉器之所以能够代表辽西地区史前雕琢和使用玉器的鼎盛之作，不仅在于玉器的种类和数量十分丰富，雕琢工艺相当精湛，更重要的在于玉器的社会属性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红山文化的玉器绝大多数出自积石冢内的石棺墓里，而积石冢代表一种特殊形式的埋葬制度。冢地多选择在山梁或土丘的顶部，外观呈方形或圆形，通常情况下，积石的下面埋有墓葬。积石冢的规模太小不一，同时有单冢和多冢之分。牛河梁遗址分布范围广达1.2平方公里，是目前所知规模最大的一处红山文化积石冢群。分布在积石冢内的石棺墓的规模也有大、小型之分，大型石棺墓多位于积石冢内中心部位，圹穴和石棺较大且深；小型石棺墓均位于冢内边缘部位，圹穴和石棺较小且浅。从随葬玉器的数量看，大型石棺墓内随葬的玉器明显多于小型石棺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