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背后，是汉武帝的一场精心政治布局

汉朝建国后，汉高祖陆续平定各地藩王，在吸取秦王朝严苛治国，短短二世而亡的教训后，决心实行“黄老之学”思想，采取了“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治国方针。短短70余年，汉王朝的面貌便焕然一新，从一贫如洗到国富民强，期间更是出现了“文景之治”这一盛世。

汉武帝登基后，却果断选择废除“黄老之学”，改用儒学作为新的治国思想。这就是史上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面对为汉王朝带来盛世的“黄老之学”，汉武帝为何会弃之不用。其实在这大变革的背后，是汉武帝的一场精心政治布局。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武帝登基后面临的现状

1.“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的治国方针，导致地方势力坐大，威胁中央集权

“黄老之学”是黄帝之学和老子之学的统称，属于道教哲学思想，因其具有丰富的理论性和强烈的现实感，在战国和汉初时期极为流行。在治世领域，“黄老之学”倡导“休养生息，无为而治”，强调君主只需掌握政治要领，对于民间应让其自由发展，不要做过多的干涉。

汉朝建国伊始，民生凋敝，百业凋零。汉朝统治者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了“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治国方针，充分放权给地方，让其自由发展。

在这种治国方式下，国家实力得到快速增长，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民众生活也极为富足。

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仁义而后绌耻辱焉。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

但与此同时，地方诸侯日渐坐大，不仅骄奢淫逸，而且时常违抗中央政令。文帝时期出现了淮南王、济北王谋逆，景帝年间更是爆发了“七王之乱”。

汉景帝年间爆发的“七王之乱”

虽然这些叛乱最后都被平定，但是诸侯王仍有一定的政治、军事势力，

“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谋以逆京师”。

诸侯王拥有的封国不仅拥有高度的自治权而且领有军队，是威胁汉王朝中央集权的重要原因。

2.百家学说致使儒生思想各异，不利于国家稳定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很多思想流派，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道家、儒家、法家、墨家，纵横家、阴阳家等，不同流派的人针对问题有不同的观点，彼此争论不休。

比如在治国问题上，儒家主张施以仁政，教化百姓；法家主张严刑峻法，依法治国；道家讲究顺其自然，无为而治；各家都认为自己的思想是对的，希望被别人所认同，并在自己的思想中实现国家的统一。在这种想法下，各家学派自以为是，又各不相让。

秦国自商鞅变法开始，一直奉行依法治国的思想，法家流派占据主导地位。在法家思想的指导下，秦国逐渐走向强盛，并且在秦始皇执政时期最终统一六国，建立了大一统的王朝。

但是秦国这种高压的法家政策，使得六国遗民极不适应，又加上各种流派思想的传播，导致儒生们纷纷对秦国依法治国的政策表示不满，

“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趋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

面对这种情况，秦始皇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下令禁止儒生以古非今，颁布民间有私藏其余思想流派书籍者诛灭全族的法令，这就是著名的“挟书律”。后期更是通过焚书坑儒等措施，来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这种做法不仅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而且加快了秦朝的灭亡。

秦始皇焚书坑儒

公元前191年，汉惠帝废除“挟书律”，

“三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挟书律”。

自此之后，各种思想流派在民间重新焕发了生机，如果放任他们传播思想，很有可能会将不利于汉朝统治的思想传播出去，重蹈秦朝灭亡的老路。

3.外患不断，“黄老之学”无为而治的思想让国民毫无进取之心

秦末汉初，北方草原民族匈奴在首领冒顿的带领下，成为了汉朝周边最强盛的国家。公元前201年韩王信在大同地区造反叛乱，并勾结匈奴企图攻打太原。

汉高祖刘邦亲自率领32万大军迎击匈奴，却被匈奴围困于平城白登山七天七夜，最后在陈平的建议下，向单于夫人行贿，才得以脱险，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白登之围”。

白登之围

白登之围后，汉朝每年向匈奴赠送大量的丝织、布匹等昂贵物品，并且采取和亲政策保持双边和平。但是这种政策并没有阻止匈奴的侵扰，匈奴仍然不断入侵边境地区，杀害边境官员，抢夺百姓财产，甚至还深入到长安周边的甘泉宫，使得汉王朝不得不调集军队保卫长安。

与此同时，汉王朝在“黄老之学”无为而治的思想指导下，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商业达到了空前的繁荣。汉文帝时期，政府更是把山林矿藏的经营权放开给民间并且一度废除过关所需的证明，这样极大促进了商品流通和各地区的经济发展。

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杰诸侯强族于京师。

在这种情况下，民众都认为商业活动容易致富，

“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

这也导致了全国民众一心扑在经商致富的道路上，沉溺于自身安乐，面对北方外敌侵扰，变得漠不关己，毫无进取之心。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积极意义

1.董仲舒的儒学思想给中央集权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

董仲舒的儒学思想，区别于先秦时期的儒学，是在儒学为主的基础上吸收了法家、道家等学派的思想，比起先秦的儒学，董仲舒的儒学理论知识更丰富，框架更完整，更能满足治国者的需求。

西汉初年，中央政府与地方诸侯王间的弊病和隐患逐渐显露出来，势力坐大的地方诸侯王不断挑战中央政府的权威。董仲舒的儒学思想阐述了“大一统”的理论，给中央集权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

董仲舒提出“君权天授”的观点，认为皇帝的权力是由天赐予的，皇帝代表天来管理人间，所以皇帝具有无上的权威和合法性。

董仲舒提出“君权天授”的观点

针对于诸侯王，更是提出了“

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

的观点，诸侯王听命于天子，就是听命于上天，所以任何诸侯王都没有造反的理由和借口。

“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虽谓受命于天亦可”。

任何叛乱行为都是对皇帝的背叛，也是对上天的挑衅，必然得不到人们的支持，最终遭到失败。

董仲舒的儒学思想解决了当时存在的社会问题，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这种思想迎合了汉王朝的统治需求，所以得到了汉武帝的认可和推崇。

2.独尊儒术，统一了全国儒生的思想，利于国家稳定

秦始皇面对众多学派的儒生，采取的办法是暴力镇压，不让他们有思想。汉武帝面对这个问题，采取的方法是只让他们有一种思想，而且还是维护皇权统治的思想。这种做法，比之秦始皇，不知高明了多少。

汉武帝为了国家稳定，用名禄来换取这些儒生的支持，将天下的儒生收为己用，将这些儒生变为汉王朝统治阶层的工具。

汉初，官员的选拔有两种方式：

1）按军功爵位的高低，选拔各级官员。

2）选自郎宫，郎宫是守卫宫殿和皇帝的随从。当有职位空缺时，可由郎宫中选拔官员。

汉武帝为了选拔到真正的人才，也为了吸收儒生的加入，在这两种方式的基础上，另外增加了三种官员的选拔方式：

1）察举制：凡是经过国家高级官员推荐的人士，经过考核后，授予官职。

2）征召制：针对那些有能力而又不肯出仕的人，由汉武帝召见后，确定有才能，授予官职。

3）博士弟子：汉武帝为五经博士设置弟子员，每年进行考试，考试优异者，可授予官职。

汉武帝增加官员选拔的方式

汉武帝时期，儒学已经不仅仅是一门知识学派，而且变成了人们通往官场的必由之路。许多儒生穷极一生都在研究儒学知识，这种方式使得儒生专注于儒学，从而统一了全国儒生的思想，有利于国家稳定。

3.摒弃“黄老学说”，从“无为”到“有为”，建立国民进取之心

经过汉初七十年的恢复和发展，西汉王朝达到了空前的繁荣阶段，“

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於外，至腐败不可食”。

此时的汉朝已经拥有了足够的经济实力去支撑这场军事战争，来洗刷建国后带来的耻辱。随着汉武帝即位，面对北方匈奴的不断侵略，战争已经不可避免，整个帝国都即将为这场战争做好准备。

主张顺其自然，无为而治的“黄老学说”已经不能适应这个帝国现在的思想，更加与汉武帝立誓北伐匈奴的气质所不同，儒家大一统的思想显然与这个帝国面临的时局和任务更加匹配。

相比较道家学说，儒家中央集权化的思想，更能够增强民族间的凝聚力。一个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更能够调动内部所有的资源，完成抗击匈奴的壮举。

通过摒弃“黄老学说”，引入儒家思想，从而建立国民进取之心，从“无为”到“有为”，最终使得后世对汉王朝冠以“强汉”的称号。

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

总结

汉武帝在登基后，面临以下三大政治难题：

“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的治国方针，导致地方势力坐大，威胁中央集权。

百家学说致使儒生思想各异，不利于国家稳定。

外患不断，“黄老之学”无为而治的思想让国民毫无进取之心。

这三大政治难题的本质其实是建国后的治国方针经过七十年的发展，已经与现在帝国面临的时局和任务并不匹配，要改变这些难题，首要是改变现有的治国思想。

所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背后，是汉武帝的一场精心政治布局。

参考文献：

《史记》

《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