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实质是东、西两大藩镇集团的军事角力

唐玄宗时期的募兵制和节度使制度存在严重的弊端，二者的结合又形成了藩镇体制。从根本而言，藩镇体制是安史之乱发生的制度根源。从某种角度看，安史之乱的爆发是东、西藩镇集团对峙的结果，而唐廷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则是两大藩镇集团军事角力的延续。

天宝年间，节度使制度得到快速发展，并且和募兵制结合起来，形成了藩镇体制。由于东、西方边疆形势的巨大反差，玄宗欲实现了两大藩镇集团的均势，于是就形成了西北和东北两大军事集团对峙的局面，这成为安史之乱发生的重要因素。

由于受到宰相杨国忠的排挤，以及与陇右节度使哥舒翰矛盾的升级，安禄山实际已经处于政治和军事的“孤立”状态。加之天宝十一载(750年)，安禄山讨伐契丹、奚的失败，东北藩镇集团已经无法利用“边功”获取唐廷的重视。“边陲势强既如此，朝廷势弱又如彼，奸人乘便，乐祸觊觎，胁之以害，诱之以利。禄山称兵内侮，未必素蓄凶谋，是故地逼则势疑，力侔则乱起，事理不得不然也”。

尽管安禄山得到唐玄宗的青睐，但是玄宗所求是东、西方军事集团力量平衡，厚待安禄山固然有姑息拉拢的意图，但还不能说玄宗对安禄山毫无替惕，且王忠嗣、哥舒翰、杨国忠、裴士淹、冯神威等人均多次奏安禄山反状，玄宗岂能不知，所以厚待安禄山的背后，仍有欲擒故纵的杀机，因此安史之乱的爆发并非偶然。

从某种角度来看，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实质是东、西两大藩镇集团的军事角力。

玄宗时期的“募兵制”导致了唐王朝中央军事力量的空虚，安史之乱的平定只能依靠其它藩镇。安史之乱爆发后，先有安西、北庭系统封常清、高仙芝六万大军在洛阳的战败，又有陇右、河西系统哥舒翰十五万大军的潼关失守。

正所谓想当初玄宗任用二统，结果安禄山所统的东北三师反戈内向，哥舒翰所统的西方二师战败馈亡，剩下来依靠的倒是并不特别重视的朔方，这也是始料之所不及。

最终郭子仪、李光弼凭借五万朔方军成为平定安史之乱的中流砥柱。安史之乱后，玄宗朝遗留的藩镇问题持续发挥影响，属于玄宗朝藩镇集团的朔方军先后有仆固怀恩、李怀光之乱，而东北藩镇集团的安史叛军残余则形成河朔藩镇，成为割据藩镇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