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钱
“三应”诗即应景、应酬、应制之作。应景，就是遇事急就的点缀敷衍之章；应酬多指相互唱和之作；应制，古代特指应皇帝之命所作的诗词，现在借用过来，是指那些各种类型的“命题诗作”。在诗词创作活动中，“三应”题材诗多多矣，所遇诟病亦多多矣！
丁芒先生在《“三应”诗也能写好》一文中指出：我一向反对三应诗，认为这类诗不易写好。“后来发现，以诗赠答是我国文人墨客社会交往的一种传统方式。十多年来，自己也碰到各种各样不得不写诗的场合，大至慰问、救灾、捐献、展览、开幕、题署，小至登临楼堂馆所、个人红白喜事，加之现在社会风气越来越趋文崇雅，你是诗人，实逼处此，无法回避，只好来个'秀才人情纸半张’，从实践中我体悟到：必须修正概念，应该反对的是'三应诗’创作中的'三化’诗风，即概念化、庸俗化、熟套化，而不是'三应’题材本身。只要有诗意，'三应’题材一样能写好。”
丁芒先生的意见很明确，反对的不是“应景、应酬、应制”题材的本身，而是“三应”诗创作中概念化、庸俗化、熟套化的诗风。
读《随园诗话》，亦发现袁枚老夫子对酬唱诗词，也有一个认知变化。
在《随园诗话》卷一之六中写道：余作诗，雅不喜叠韵、和韵及用古人韵。以为诗写性情，惟吾所适。一韵中有千百字，凭吾所选；尚有用定后不慊意而别改者，何得以一二韵约束为之？既约束，则不得不凑拍；既凑拍，安得有性情哉？《庄子》曰：“忘足，履之适也。”余亦曰：忘韵，诗之适也。——这段话，表明袁枚是不赞成诗词酬唱的。
在《随园诗话》卷三之二四中写道：予在转运卢雅雨席上，见有上诗者，卢不喜，余为解曰：“此应酬诗，故不能佳。”卢曰：“君误矣！古大家韩、杜、欧、苏集中，强半应酬诗也。谁谓应酬诗不能工耶？”予深然其说。后见粤西学使许竹人，先生自序其《越吟》云：“诗家以不登应酬作为高。余曰：不然。《三百篇》， 行役之外，赠答各半。逮自河梁，洎李、杜、王、孟，无集无之。己实不工，体于何有？万里之外，交生情，情生文；存其文，思其事，见其人，又可弃乎？今而可弃，昔可无赠；毋宁以不工规我。”——这段话，表明袁枚以客观的态度，接受了卢、许二人支持唱和、褒奖其积极意义的观点。
在《随园诗话》补遗卷五之六中写道：和韵诗，有因难而见巧者。张止原居士在苏州作《白桃花》诗，第八句用“今”字韵。一时和者数十人，押“今”字无一佳者；余亦知难而退。不料刘霞裳和云：“刘郎去后情怀减，不肯红妆直到今。”余夸为独绝。使作者不姓刘，亦妙；而况其姓刘乎？使不押“今”字，恐反无此巧妙也。顾伴檠孝廉澍有句云：“化去蝶魂终带粉，重来人面竟消红。”
在《随园诗话》补遗卷九之六中写道：和余《八十自寿》诗者多矣，余最爱程望川宗落押“愁”字韵云“百事早为他日计，一生常看别人愁。”和“朝”字韵云：“八千里外常扶杖，五十年来不上朝。”将“杖朝”二字拆开一用，便成妙谛。
——这两段话，表明袁枚较前客观接受又进了一步，结合具体的诗词酬唱和创作体验，主动自觉地为好的酬唱诗词点赞和支持。
其实，对不同题材诗的创作，先人是有教诲的。元杨载在《诗法家数》中谈到：
——荣遇之诗，要富贵尊严，典雅温厚。写意要闲雅，美丽清细，如王维、贾至诸公<早期>之作，气格雄深，句意严整，如宫商迭奏，音韵铿锵，真麟游灵沼，凤鸣朝阳也。学者熟之，可以一洗寒陋。后来诸公应诏之作，多用此体，然多志骄气盈。处富贵而不失其正者，几希矣。此又不可不知。
——讽谏之诗，要感事陈辞，忠厚恳恻。讽谕甚切，而不失情性之正，触物感伤，而无怨怼之词。虽美实刺，此方为有益之言也。古人凡欲讽谏，多借此以喻彼，臣不得
——登临之诗，不过感今怀古，写景叹时，思国怀乡，潇洒游适，或讥刺归美，有一定之法律也。中间宜写四面所见山川之景，庶几移不动。第一联指所题之处，宜叙说起。第二联合用景物实说。第三联合说人事，或感叹古今，或议论，却不可用硬事。或前联先说事感叹，则此联写景亦可，但不可两联相同。第四联就题生意发感叹，缴前二句，或说何时再来。
——征行之诗，要发出凄怆之意，哀而不伤，怨而不乱。要发兴以感其事，而不失情性之正。或悲时感事，触物寓情方可。若伤亡悼屈，一切哀怨，吾无取焉。
——赠别之诗，当写不忍之情，方见襟怀之厚。然亦有数等，如别征戍，则写死别，而勉之努力效忠；送人远游，则写不忍别，而勉之及时早回；送人仕宦，则写喜别，而勉之忧国恤民，或诉己穷居而望其荐拔，如杜公唯待吹嘘送上天之说是也。凡送人多托酒以将意，写一时之景以兴怀，寓相勉之词以致意。第一联叙题意起。第二联合说人事，或叙别，或议论。第三联合说景，或带思慕之情，或说事。第四联合说何时再会，或嘱付，或期望。于中二联，或倒乱前说亦可，但不可重复，须要次第。末句要有规警，意味渊永为佳。
——咏物之诗，要托物以伸意。要二句咏状写生，忌极雕巧。第一联须合直说题目，明白物之出处方是。第二联合咏物之体。第三联合说物之用，或说意，或议论，或说人事，或用事，或将外物体证。第四联就题外生意，或就本意结之。
——赞美之诗，多以庆喜颂祷期望为意，贵乎典雅浑厚，用事宜的当亲切。第一联要平直，或随事命意叙起。第二联意相承，或用事，必须实说本题之事。第三联转说要变化，或前联不曾用事，此正宜用引证，盖有事料则诗不空疏。结句则多期望之意。大抵颂德贵乎实，若褒之大过，则近乎谀，赞美不及，则不合人情，而有浅陋之失矣。
——赓和之诗，当观元诗之意如何。以其意和之，则更新奇。要造一两句雄健壮丽之语，方能压倒元、白。若又随元诗脚下走，则无光彩，不足观。其结句当归着其人方得体。有就中联归著者，亦可。
——哭挽之诗，要情真事实。于其人情义深厚则哭之，无甚情分，则挽之而已矣。当随人行实作，要切题，使人开口读之，便见是哭挽某人方好。中间要隐然有伤感之意。
老祖宗有训“看菜吃饭，量体裁衣，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可惜，今人写诗，不少把这些最基本的东西忘记了，“概念化、庸俗化、熟套化”风气盛行。前些年，一位诗友曾吟曰“应制为灾伤大雅，倩谁与我破藩篱”，这无疑是对“三化”诗风的呻吟和呐喊。对“三应”类诗词的创作，亦须沉下心来，认真把握，不可失之“随便”。如果随便敷衍凑句以至相互恭维，必然会陷入浅薄乏味。《书谱》讲“翰不虚动，下必有由”，为诗亦应如此，于传统文化，惟尊重还犹恐不及，万勿陷入游戏而已。清人朱庭珍《筱园诗话》批评“岂非词坛干进之媒，雅道趋炎之径”！创作“三应”类诗词，亦要注重言志缘情，要见抱负，见感慨，才会呼唤心灵共振，令人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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