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年来，黄霖先生一直勤奋耕耘在复旦大学中国文学批评史这块园地上，不仅以其严谨和睿智在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体系建构、近代文学与文论、文学史学与文学研究史研究等各个领域引领着相关研究领域的学术潮流，而且还在小说与小说理论研究上独树一帜。
在谈到自己的学术之路时，先生曾戏言说是“两金起家”。所谓“两金”指的是“怪杰”金圣叹和“奇书”《金瓶梅》。以此为家底向小说文献与文本、小说理论等领域纵深开拓，成果丰硕。
在谈到自己的治学经验时，黄霖先生曾郑重地说：“我搞小说批评，就是从系统整理材料入手的，在有关的作者、版本等问题方面做了一些实证性的工作。”[1]
单就小说理论研究而言，先生坚持不懈的学术追求便是，资料整理与理论重构统筹兼顾，互相策应，彼此相济，这种学术追求成就了其体大思精的学术建树，达到了文献、文本、文论并举的研究境界。
关于其小说作者、版本以及文本等问题的研究，笔者曾有专门评述，此不赘述。[2]
当此时，正值《历代小说话》十五卷、洋洋四百三十六万三千字巨制盛大问世，笔者不揣浅陋，再就其小说理论研究谈一点感受。
黄霖先生治学向来重视资料的占有与积累，尤其是在小说理论资料的积累上广泛搜罗，择善而从，从杂论、序跋、评点、小说话等小说理论形态各个维度逐渐展开，几乎涉猎了小说理论批评形态的方方面面。
先是推出了以荟萃小说序跋、杂论为主的《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2000年重版），继而推出了以集纳史料、序跋和评点为主的《金瓶梅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7年初版，2005年新版），直至最近隆重推出话体小说理论资料丛编《历代小说话》十五册（凤凰出版社2018年版），一路含辛茹苦，披荆斩棘，筚路蓝缕。
从《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开始，黄霖先生就注意资料积累中的学术性的输入。该论著选不同于一般性的资料搜罗和编排之处是，它不仅荟萃了210种历代有关小说理论的专论、序跋、笔记、回评、乃至诗歌，而且作了考原性的“注释”和见解性的“说明”，因而被学界誉为富有“选家眼力、注家功夫、史家胆识”。
若稍加追溯便不难看出，黄霖先生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负责撰写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的小说理论部分时，就开始较为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小说批评发展的历史进程，并运用大量实实在在的资料，严密地考实了罗烨、吴承恩、谢肇淛、李贽、叶昼、冯梦龙、金圣叹、毛宗岗、张道深、曹雪芹、脂砚斋、闲斋老人、梁启超、吴沃尧、徐念慈、王国维、王钟麒、黄人、林纾、管达如、吕思勉等人的小说理论。
可以说，《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的编选就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虽谓资料选编，但基于梳理和研究，内含着新见性、考辨性、学理性。
后来，随着新的材料不断发现，黄霖先生对一些理论术语和概念有了新的认识，百忙之中，他让罗书华教授执笔继续开展这项研究，出版《中国历代小说批评史料汇编校释》（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在对历代小说序跋、杂论、小说话资料汇编校释的过程中，突出了某些术语的理论价值，并注重了评释的联缀性和系统性，为理论谱系的搭建奠定了基础。
资料固然是研究的基础，而研究又是资料整理的铺垫和提升。可以说，如果没有对《金瓶梅》作者和版本的密切关注，就不会有高质量的《金瓶梅资料汇编》的诞生。
我们知道，黄霖先生是新时期较早投入《金瓶梅》研究的学人之一，在《金瓶梅资料汇编》问世前前后后，他已经对《金瓶梅》这部奇书进行过多方面的纵深研究。
从《〈金瓶梅〉原本无秽语说质疑——与朱星先生商榷》（《复旦学报》1979年第5期）一文的发表，到1983年首倡《金瓶梅》作者为“屠隆说”（《复旦学报》1983年第3期），并对《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的评点予以初探（《成都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再到《金瓶梅漫话》（学林出版社1986年版）、《金瓶梅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金瓶梅考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金瓶梅大辞典》（巴蜀书社1991年版）等考辨研究、校勘整理、辞典编撰系列著述问世，为《金瓶梅资料汇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部资料汇编辑录了自明代万历至“五四”时期约三百多年间有关《金瓶梅》的主要资料，其心血和功力渗透于字里行间，正如先生在《重版后记》所言：“我自己觉得自己的东西并不是将常见的材料临时拼凑而成的，更没有去轻取人家的现成材料，而是花了一点时间一条一条找出来的。”[3]
尽管关于《金瓶梅》的资料整理出版过多种，但由于这部“资料汇编”精致而细密，故而在《金瓶梅》研究乃至整个古代小说研究中仍然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
更令人惊叹的是，新近出版的《历代小说话》丛编，收辑了晚明万历间刊印的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到1926年间的小说话378种，包括考辨类、故实类、传记类、绍介类、评析类、理论类、辑录类七类三编，工程之浩大可以想见，竟然是一人独立完成。
这里包含着先生四十年来的日积月累、含辛茹苦，包含着“三更灯火五更鸡”的挑灯夜战，包含着时时刻刻的记挂与不懈的冥思苦想。“深思熟虑”依然是这部皇皇巨著的底色和亮点，这里既含有中国文论整体研究的视野，也含有对诗话、词话、剧话、小说话等“话体”文学批评反复思考。
《清末民初小说话中的几个理论热点》（《复旦学报》2009年第1期）、《应当重视民国话体文学批评的研究》（《复旦学报》2017年第3期）、《关于小说话》（《中国文学研究》2018年第2期）等论文在某种意义上传达了《历代小说话》编写的理念和体会。同时，“尽善尽美”依然是黄霖先生孜孜以求的终极目标。
凤凰出版社原社长、总编姜小青对黄霖先生精益求精的学术态度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清晰记得2013年出版协议签订时，书稿已经非常成熟，但黄霖教授还是不断修改、增补，一直到2019年的上半年才印出来，因此他感叹道：“应该说出版周期是推迟了，但是学术质量提高了。”
为了保证质量，宁肯晚出几年！这在学术考核急功近利的年代，是多么难能可贵！在黄霖先生看来，“小说话”之名虽然出现于1902年梁启超发动“小说界革命”前后，但其雏形应该是诞生于晚明时期，当时虽然尚无“小说话”之名，却已有“小说话”之实。
因为它确实为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小说批评与学术文化奠定了厚实的文献基础，同时还可能引发很多新的命题，为研究的进步展开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故而甫一问世，就被学界广大同仁誉为“古代小说研究划时代的贡献”“学界福音，研究必备”“将会成为高引用率的辉煌之作”，赢得了众口交誉。
黄霖先生经久而用心的小说理论资料告诉我们，研究固然离不开资料，资料理应先行，但资料整理又往往基于学术研究，乃至于成为学术研究的“副产品”。当然，资料整理难以一蹴而就，不可能短期见效，但高质量的成果却能够利在当今，功在千秋。
先生所从事的这些资料整理工作不仅为广大研究者提供了便利，而且还为资料整理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珍贵的示范，具有传世价值。
资料整理固然可以算作是功夫活，但在信息化、数字化时代，没有学术含量和理论高度的资料整理工作将会是事倍功半。
黄霖先生的小说理论资料积累之所以赢得广泛的信任，获得了较高的引用率，主要是因为其包孕着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和丰厚的知识、敏锐的学识。他从来没有停留于小说理论资料的整理，而是边整理，边研究，通过二者相互倚重，将自己的思想、情怀输入到小说理论研究中。
在将《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金瓶梅资料汇编》等资料整理成果陆续推出前后，先生的小说理论研究专著《古小说论概观》（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以及《明清小说理论中的现实主义问题》（《学术月刊》1980年第11期）、《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评点初探》 （《成都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研究刍议》（《社会科学研究》1985年第1期）等论文陆续问世，吹响了“如何评价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它在古代文论中的地位如何”等问题研究的号角，表明其小说理论研究正式起步。
尤其是《古小说论概观》这部算不上“厚重”的小册子，却是以“第一次”的姿态亮相的：既第一次纵向地对小说理论批评作了史的描述，又第一次横向地勾勒了古代小说理论的基本内容。
在小说理论的系统化重构过程中，黄霖先生首先注重了“史”的梳理。关于中国小说理论研究的路数和方向，先生曾在《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研究刍议》一文中总结道：“挖掘整理材料，作些必要的考证，注意比较研究，努力前后贯通。”[4]
在先生看来，小说理论研究要用资料说话，而资料要讲究可靠真实，还要通过比较凸显其价值和含义，并努力实现前前后后的贯通，使之逐渐系统化。
从《辨性质 明角度 趋大流——略谈古代小说的分类》，（《明清小说研究》2006年第4期）关于小说概念及其分类的思辨，到《民国初年“旧派”小说家的声音》（《文学评论》2010年第5期）对民国初年“旧派”小说家坚主“兴味”第一、坚持传统路数、坚持社会责任等被“遮蔽了的声音”的重新发现，显示出先生是在对中国小说理论进行通盘观照。
其次，在先生看来，小说理论研究更离不开“论”。说到研究方法，先生一方面以谈作者、论版本的考证功夫见长，另一方面又以古今中外融通的理论分析取胜。
他曾评价鲁迅所著《中国小说史》时有言：“鲁迅承传了乾嘉学派的治史方法，并在学术数据上经过长期积累，故其史著能以事实为基础，以征信为根本，以严谨为标帜，致使这部著作能做到史料考据与文学感悟相映，虚与实结合，史与论并长。”[5]
对自己的著作，先生也持有这种态度，如他曾经说：“《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体系》的确侧重了理论研究，但也包涵着文献考索。我始终认为，学术研究应当多元化。当下，有些注重考据的研究者瞧不起理论研究者，而有些理论研究者也看不上考据那一套。事实上，这两者并不矛盾，用实的文献来证明你的论点，可以增强你的研究的厚重感；而用‘虚’的理论来负载你的研究，则使你的研究有思想、有品位，要之，应当注意‘虚实结合’。从我主观上，文献与理论两方面都不轻视，既重视理论阐发，也重视文献考辑。”[6]
这种学术理念一直贯彻在小说理论研究的实地操作和具体实践中。可见，先生始终坚持小说资料整理与小说理论研究相互倚重，没有顾此失彼。
只有对整个学术史有着全面的把握，才能找到症结，从而有的放矢地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在《近百年来的金圣叹研究——以〈水浒〉评点为中心》（《明清小说研究》2003年第2期）一文中，黄霖先生先是对关于金圣叹这一多年来争论不断的复杂怪杰的研究进行总结，并找到了产生矛盾与争论的三个症结，从而提出了相应的破解策略：
一是关于“论学与论人的问题”，先生指出：“研究学术史，似乎不当(至少是不当完全是)以人品的高低、乃至权位的大小来论列，主要应当考量他在学术史的长河中提供了哪些新鲜的而有价值的东西。”“我们不能简单地因人废言，或者是以人论学。”“论人也不能简单地用‘政治标准’去硬套。”“论人论世，必须全面观照，不能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这就为学术研究提出了几个指导性的意见；
二是关于“小说与八股的问题”，先生指出：“我们不能将八股与八股的僵化等同起来，从而自己僵化地将八股只看作是一种毒药，而当将它视为一种文体形式来看待的话，就会得出比较实事求是的评价。”主张在“实事求是”的总原则下，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而不能凭印象打分，更不能全盘否定；
三是关于“客观的评价与主观的阐释问题”，先生的态度是：“以阐发批评家主体意识为主的评点，与旨在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而作冷静客观的评价一样，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都为社会所需要，都能推动文学的进步。假如大家偏执于一端，那就难以找到共同的语言了。”[7]
通过诸如此类的行文，我们也可以看出先生所贯彻或持有的“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就事论事，实事求是”等求真务实的治学原则。
在新时期伊始，金圣叹似乎还是臭名昭著，黄霖先生却不囿于陈见，大胆地以其为研究对象，找出这一研究对象遭到“污名化”的历史原因，从而拨乱反正，对其在小说戏曲理论史上的贡献进行了重新判定。
黄霖先生的小说资料整理不是通常的资料堆砌，而是有新的发现、新的辨析，这无疑是基于不断地思考、探索的研究所得。姑且不论其基于史料的考索、辨析、校勘、编辑等文献考辑，就是各种资料整理中的提要、注释本身只要化零为整，由点而面，即可见出其系统化、学术性，因而也是一种学术研究。
可以说，先生长期坚持的资料整理与理论重构相互支撑，彼此倚重的治学方法和研究路数，颇能奏效。
黄霖先生一方面注重扎扎实实的文献资料，认为那些“形而下”的“材料”，“尽管它也可以被不同的人用来派不同的用场，但毕竟是货真价实的”；认为有文献资料作基础，就能够在一些观点上有所创新，于是从“形而下”的“材料”上升到“形而上”的观点、方法与理论，进而试图在全局性的方法与理论上建构自成一套的理论谱系。[8]
在黄霖先生的学术视野中，古与今、中与西、新与旧几种关系经常浮现。经过多年的探索，先生的立场是立足古为今用，坚持洋为中用，本土化、现代性是其小说理论研究的着眼点和落脚处。
先生治学，非常注重立足前沿问题，注意借鉴外来的理论方法，但又非常讲究融会贯通，把融通中外文论的“化境”当作自己的学术追求。
关于如何对待外来理论，先生曾经坦言：“面对着又一次引进西学的滚滚浪潮，更觉得有责任阐发好传统文论的精神。请不要误会，这并不是要排斥西方的新的有生命力的理论的意思。我还是比较注意接受新的东西的。我反对的是将西方的东西生吞活剥，甚至用它来否定传统的文论精神。我追求的是在接受新东西的时候，努力与传统的结合起来，融化为自己的思想，用自己的语言表述出来。”[9]
先生虽然注意吸取新的理论，但特别反感华而不实地“掉洋书袋”，即生吞活剥或搬弄外国文学理论。为此，先生曾花大力气以“原人论”为核心建构起一套全新的古代文学理论的体系，这番努力获得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同，这也为其“以人为本”“以文为本”的小说理论研究确定了基调和方向。
先生向来对矮化自我、自毁传统的风气极为反感，对那种生搬硬套、生吞活剥国外理论方法的做法颇为不屑。
当年社会学批评理论火热时，先生不苟同于苏式“典型”理论；而今形式主义走红时，他也没有服膺于西式“结构主义叙事学”等理论。他反复强调学术研究要时刻注意本土化和自主性，力避替他人做嫁衣。
如，上世纪八十年代撰述的《中国古代小说批评中的人物典型论》通过总结中国古代关于人物典型理论的研究，提出了中国古代写人论的三个重心，即“坚持绘形传神”“强调性格对比”“主张从实到虚”，显然不是拿外来的“典型”去硬套，而是借鉴外来观念和思路，去立足于阐发中国本土的“典型”。[10]
我和先生合作的《中国“写人论”的古今演变》（《文史哲》2005年第1期）也是以众人热衷于“叙事”理论研究为镜照，初次集中于小说理论的中国写人理论的发展演变进行了勾勒，概括出形神论、性格论、典型论、多元论等写人理论脉络与体系，并指出“以形写神”乃中国小说理论的生命线和根本特点。
随后，我们合作的《中国古代写人论中的“态”范畴及其现代意义》（《学术月刊》2007年第11期）通过对小说戏曲理论中的“态”这一术语进行全面考察，指出“ 态”就是传统写人论中超越“形神”的一种特殊的审美境界，具有相对独立的品格。它又与现代的所谓“体语”“态语”“体态语” “态势语”“人体语言”“肢体语言”等方面的理论具有相通之处。这也是中国小说戏曲理论谱系重建的重要内容和有机组成。
近年，先生的这种治学理路更为成熟而坚定。如他评价金圣叹的小说理论，曾将金氏文法学比作英美关注文本内部研究的“新批评”。
他曾指出：“金圣叹等总结的种种‘文法’，是明显地带有八股味，但正是在这里，他们很好地总结了一些小说、戏曲、诗文表现的艺术特点与表现技巧，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与创作的发展是大有贡献的。实际上，好的评点，就是当时的‘新批评’，就是将文学当作文学来读。它们既讲艺术，也有思想，如金圣叹评《水浒》，既将《水浒》的艺术奥秘条分缕析，也能充分地暴露了贪官污吏的丑恶嘴脸，揭示了《水浒》英雄的人性之美。他的评点根本就不是‘纯艺术’或‘形式主义’的。”
既反拨了以往对金圣叹借鉴八股文法评说小说的偏见，又强调了其“把文学当作文学来阅读”的当代价值，还指出了与西方纯然“形式主义”理论观念的不同。
尤其是，先生看到并充分肯定了金圣叹《水浒传》评点的散而不乱及其内在的体系性：“一部《第五才子书水浒传》，金圣叹就小说中的人物、叙事、写景，乃至一句一字的点评，看似信手拈来，随意点到，却都围绕着他的‘性格论’‘因缘说’‘动心说’‘结构论’‘文法论’等，井井有条。”[11]
继而，先生对古代小说理论中的“文法论”批评的历程进行了梳理，并对其理论价值进行了重新评估：“‘文法论’，就是在《古文关键》卷首《总论看文字法》所总结的多种‘作文法’之后，加以发扬光大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就在评点中提出了诸如‘躲闪法’(第二十一回)、‘捷收法’(第五十七回)等文法，虽然比较零碎，但明确概括了一些‘文法’。到金圣叹在批评《水浒传》时就比较系统化了。他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就集中总结了‘倒插法’‘夹叙法’‘草蛇灰线法’‘大落墨法’等近20种法。后来的毛纶毛宗岗父子、张竹坡、脂砚斋等又有所发展，名目更多，如‘回风舞雪、倒峡逆波法’‘远及近、由小至大法’‘横云断岭法’‘偷度金针法’等等。这些叙事‘文法’，虽然有的含义比较模糊，但它毕竟形象地总结了不少叙事文学的表现手法和形式美，不但推动了以后的创作，而且对今天也还是有一定的借鉴作用的。”[12]
既把中国小说理论与西方文论对接、镜照，又立足本土，在中国文论语境下用中国话语探讨中国小说理论，从而提出自己的新看法，并重建中国话语谱系，是黄霖先生多年来从事小说理论研究的作法。
近年，先生转而对清末民初涌现出来的数量众多、色彩斑斓的“小说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除了搜集整理，还专门以《清末民初小说话中的几个理论热点》为题撰文，就当时小说话中较为集中讨论的有关古与今、中与西、“新派”与“旧派”之间关系等问题作了述评，揭示出当时不同观点的冲突与调和，并明确指出：“民初的小说话多为‘旧派’小说家所作，他们指摘‘新派’文学家的偏颇与问题，呼吁新旧两派‘和衷共济’，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从未真正形成‘和衷共济’的局面，值得令人深思。”[13]
由此看来，先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问题专家”，他的问题常是避前人之所熟，发前人所未发。既具有前瞻性，又具有独创性。
最后，黄霖先生之所以多年执着于《历代小说话》丛编，也主要是因为在他心目中，话体文学批评最富有中国特色，它与诗话、词话、曲话一类有关小说的评论、故实和考辨等随笔式著作一样，虽然以笔记体、随笔型、漫谈式为主要表现形态，或录事，或论理，或品人，或志传，或说法，或评书，或考索，或摘句，带有“即目散评”特点，带有“直觉思维”的性质，但却品格各异，丰富多彩，包含着中国人特有的“感悟”“意想”批评特质。
它是“在‘天人合一’观念的主导下，以直觉体悟为主，努力去体验、品味、描绘和批评作品，而不是站在主客两分的立场上，致力于将物象分解，作抽象思辨与逻辑推演，从而去剥取概念，建构体系，因而能贴近、融入到批评对象之中，去切身体悟作品的美学趣味和精神价值。表面看来，这种批评‘率零星破碎，概无统系可寻’。但实际上，多数著作是形散而神完，外杂而内整，有一个核心的见解或理论包容在里面，或重格调，或标性灵，或倡神韵，一丝不乱。”[14]
可以说，《历代小说话》的出版，标志着先生在“立足本土重构自主性的小说理论谱系”征程上向前跨出了大大的一步。
高屋建瓴，别出心裁，黄霖先生从《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金瓶梅资料汇编》到《历代小说话》……，从《古小说论概观》《金瓶梅漫话》《金瓶梅考论》《近代文学批评史》《中国小说研究史》……，为中国小说理论资料整理与研究及其谱系的重构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有诗云：既然选择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我们在景仰其小说理论研究造诣的同时，也期待先生正在致力的规模更为宏大、立意更为高远的《历代小说论著集成》等著述顺利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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