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能够在战国之中脱颖而出，并且如秋风扫落叶一般迅速统一全国，很大的原因在于秦国吸收了各国的人才，给了这些人才充分施展才华的舞台。不过，秦统一之后十几年，这个庞大的帝国就轰然倒塌。所以汉取代秦再一次统一全国之后，首要的任务便是不断的反思秦败亡的原因，以免走上相同的道路。
于是主张无为的道家，取代了严苛的法家成为主流思想，而崇尚仁义的儒家再一次慢慢崛起，化解了过于依赖刑法的弊端。
社会虽然表面上稳定，但汉帝国的根基依旧很薄弱。朝中的军功集团恃功自傲，分封到各处的诸侯王暗流涌动，北方匈奴的的威胁逐步升级，南越国赵佗割据自立，这一切都压在刚刚继位的汉文帝肩膀上，他需要有远见着实的人帮助他摆脱目前的困境。
老天似乎也眷顾汉文帝，将同时代最具眼光的政治天才送给了他，这个天才就是贾谊。
贾谊，洛阳人，天才自然早熟，十八岁的他不仅能背诵诗书，还写得一手锦绣文章，因此闻名于郡里。
河南郡守吴公得知贾谊才华横溢，就把贾谊召致门下，成为自己的幕僚。汉文帝刚登基不久，听说河南郡在吴公的治理下政治清明，而且吴公曾经和李斯学习治国之术，文帝马上将吴公提拔为廷尉，贾谊也因吴公的推荐成为汉朝廷中最年轻的一位博士。
刚刚二十出头的贾谊，在回答文帝问题的时候，不仅对答如流，重要的是见解独到。汉文帝意识到自己遇到了贤才，甚是欢喜，将贾谊从博士直接提拔为太中大夫。
年纪轻轻就已经位高权重，升迁的速度也是前所未有，朝中的老臣早已经产生妒忌之心，何况贾谊又不合时宜的提出了“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
汉文帝刚刚继位，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无暇顾及贾谊所提出的建议，想着以后缓缓推行。汉文帝如此考虑也是正确的，因为自己需要收拾的烂摊子太多了。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八年的战争，百姓早已经疲惫不堪，全国正处于一片废墟之中。汉朝兴起后，继承上述破败局面。许多商人乘着混乱，囤积物资，扰乱市场，给政府造成了极大地困扰。
为了解决商人对市场的破坏问题，高祖下令限制商人的穿着，限制商人出行的方式，对商人加重税。到了惠帝、高后时期，为了社会的稳定，对商人予以了部分的宽容，但是商人的子孙仍不许当官，让他们的身份处于社会的底层。
汉文帝时，经济状况相较于之前的贫瘠有了明显的好转，但是更大的矛盾已经显现出来。
富人积累了庞大的财富，然后利用手中的财富兼并土地，攫取更多的财富。这样的结果是财富过于集中，原来土地的农民由于失去土地只好背井离乡讨生活，一部分农民可以为官僚、商贾做工度日，剩余一部分变成了无业游民甚至盗贼，横行乡里，肆无忌惮。
贾谊深刻的意识到上述情况十分不利于汉帝国，认真思考之后，向汉文帝陈述了具体意见。
贾谊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富人的攀比，而富人的攀比则是由于等级不够严厉，所以必须用礼制规范人民，罢黜商人，让百姓恢复农业生产，并且将多余的粮食储存起来，以防饥荒的时候引起民变。
贾谊早就受到朝中元老的妒忌，思想上的矛盾，让贾谊更是成为众矢之的。汉文帝想继续提拔贾谊为公卿。朝中元老这次真的不干了，他们心想，如果继续让贾谊这样子升官，说不定哪天自己都被排挤到权力中心之外了。
以丞相绛侯周勃、太尉灌婴、东阳侯张相如、典客冯敬领衔的保守派毁谤贾谊“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汉文帝不堪压力，只好将贾谊贬谪为长沙王太傅。
汉文帝虽然罢黜了贾谊，但是对贾谊始终念念不忘。公元前173年，文帝终于有机会将贾谊召回长安。汉文帝前不久罢免了绛侯周勃的丞相，让他以身作则，率领列侯回自己的封国，提拔灌婴为丞相，废除太尉，让灌婴一手掌控内政和军务。
见到贾谊的汉文帝非常开心，和贾谊聊起了鬼神之事。一直聊到夜半，孝文帝不仅没有结束的意思，反而把自己的坐席移向了贾谊。谈话结束之后，文帝说：“好久不见贾生，我估计自己已经超过他，今日一见，才知道还是不及呀。”
汉文帝的所作所为，让后人颇为诟病，尤其是李商隐。他略带愤慨地写道：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李商隐的诗不仅仅是写贾谊，也是对自己怀才不遇的一种发泄。实际上，汉文帝并不是不重视贾谊，宣室密谈更像是汉文帝对贾谊的一种试探。
果然，这次汉文帝让贾谊成为自己最疼爱的儿子——梁王的太傅。梁国距离汉朝廷很近，不仅可以堵住朝中元老的嘴，也方便汉文帝和贾谊对时事的交流。而后来的发展也是如此。
文帝向贾谊征求中央政府巩固权力的方法，贾谊多次写成文章呈给了汉文帝。这些文章后来汇总在一起，就是大家熟知的《治安策》。
《治安策》的中心思想就是诸侯王与中央政权矛盾是一个无法打开的死结。为了说明这一观点，贾谊用汉开国时期刘邦诛灭异姓王进行了分析，谁的实力强就会先反叛：
淮阴王楚最强，则最先反；韩信倚胡78，则又反；贯高因赵资，则又反；陈狶兵精，则又反；彭越用梁，则又反；黥布用淮南，则又反；卢绾最弱，最后反。长沙乃在二万五千户耳，功少而最完，势疏而最忠，非独性异人也，亦形势然也。曩令樊、郦、绛、灌据数十城而王，今虽以残亡可也；令信、越之伦列为彻侯而居，虽至今存可也。
贾谊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策略，可以兵不血刃削弱诸侯国对中央朝廷的威胁。如果这一策略可以付诸于行动，两代的时间后，即使是最大的诸侯国，大小不过是一个县，中央的汉政府可以高枕无忧了。
不得不说，贾谊的《治安策》超越了时代，不论是后来汉景帝时期晁错的“削藩策”，还是汉武帝时期主父偃的“推恩令”，都只不过是对贾谊策略的进一步优化。
贾谊曾经写下五十八篇《新书》，今存五十六篇，不过很多人将这本书斥之为伪书，但从书中的整体思想来说，还是和贾谊在汉书中观念颇为契合，所以即便是后人所做，也基本上保留了贾谊的思想。
贾谊最重要的主张就是“民本”思想，这一来自孟子的思想在当时基本上已经销声匿迹。流传于秦的“尊君”思想，才是思想界的主流。在贾谊的眼中，“尊君”思想和秦灭亡不可分割。国家存在的目的，就是保证人民生活安定，而皇帝和国家的安危，在于民心的向背。
但是贾谊又并非纯儒，他又受到黄老之术的影响。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的时候，就曾经写下《鵩赋》。这篇赋以庄子的思想为内核，认为万事万物为错综复杂的矛盾统一关系。当时的贾谊心灰意冷，所以在文章之中，不免掺杂了自我否定的态度，他认为人的命运不可改变，在既定的结果下，任何努力都是徒劳。
公元前169年，梁王坠马而死，作为梁王的太傅，贾谊认为梁王的死需要他付很大的责任。他几乎每天都在流泪。第二年，贾谊去世，年仅三十三岁。
贾谊死后，成为了怀才不遇的符号，后世的文人，不论是谁，只要是感觉自己人生坎坷，都会捎带上贾谊，最出名的要数王勃《滕王阁序》那句“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了。
可是纵观贾谊一生，我们不得不思考，他真的是怀才不遇，才郁郁而终吗？
贾谊并不是郁郁不得志，一个年仅三十岁出头的年轻人就已经成为皇帝最倚重的谋臣，班固一针见血的写道，“谊亦天年早终，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
如果这样还算不得志，那怎么样才算是得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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