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修桂 | 我的教师心

本人体薄貌瘦，给人一副病弱之相。虽然在政府机关工作已八、九年，且蒙组织厚爱有幸晋升一小级别职务，但是，估计我天生缺少“当官的”气场，少有人称呼我“官职”，多数人见面仍以“老师”冠之。盖教师者，乃全为瘦弱之貌，抑长有一张“教师之脸”？然据我所见，教师，胖瘦皆有之，且教学实绩与此并无相干。

我工作20多年，多半时间的确都在当教师。“文革”后期，十八九岁即在老家任民办教师，高考恢复后考上了学，毕业后分到滕州二中，先教初中后教高中。想当年，我还是老家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呢，拿到入学通知书时，着实在村子里引起了小小的轰动。为此，母亲禁不住乡邻奉承，激动得流下眼泪；父亲倾其所有，筹办了好几桌酒席，宴请大队干部、我的老师、同事和家族长辈及邻居，看阵势如同“范进中举”。

但当分配到学校当了老师以后，回老家有长辈见了面问我：“到哪里上班啦？”我如实回答，长辈脸上立刻显露出不以为然的神色：“教学？……”单从语气上判断，我在他们心目中的分量已经大打了折扣，我理解长辈、乡邻们朴素而传统的思想意识，他们是期望我大学毕业后当个干部，都跟着“沾个光”。其实，当年的教师也是干部身份，只是这个职业与机关干部比起来，“含金量”没有可比性。这也难怪，那时候教师的地位和待遇与现在相比差了许多。在二中的时候，有一位老师，因为管束调皮学生严了点，一个小官太太身份的家长“护驹子”，跑到学校办公室大吵大闹，口出狂言：“恁这些小老师、臭知识分子，有什么了不起？！”结果招致了老师们的众怒，异口同声反驳痛斥，最后那“贵妇人”灰头土脸走掉。

然而，父母对我当了教师还是很满意的，认为儿子吃上了“国家饭”。而且，我也给妹妹弟弟做出了榜样——自我考出来之后，她（他）们也十分刻苦，都陆续考入大专或中专学校就读，并且各自有了一份比较称心的工作。虽然不能与那些考上名牌大学的人家相比，但确实印证了“知识改变命运”此言不虚。

从我参加工作至今这二十多年中，有十几年光阴是在三尺讲台上度过：小学4年（民办教师），初中1年，高中8年。教过的学生以每届平均130人计算，也有一千好几百人了吧。虽然教师工作比较劳累、清苦，我却乐此不疲，因为打小我的理想就是当一位教书育人的老师。当我在讲台上忘情地讲述“蓬莱文章建安骨”的时候，我为当教师自豪；当我在夜阑人静之时批改完高高一摞学生作文的时候，我为当教师自豪；当我躺在单身宿舍的简易木床上，望着年久失修的屋顶透进的一线阳光，脑中反复构思着新的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时候，我仍然为当教师自豪。那时节，身在教师之位，常怀育人之心。虽加班加点，额外奉献，亦无怨言。

1991年，因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被调入了市直机关做文秘工作，调离了教师岗位，成为一名真正意义的机关干部。虽然新单位是个清水衙门，但工作有忙有闲，环境比较安逸，出发有小汽车代步，而当老师的时候，到农村高中参加教研活动则要蹬几十里路的自行车；隔三差五还有个社会应酬，学校无法与之相比了。到了新单位，周围都是新面孔，比之不分钟点终日忙碌的学校，乍一清闲，多少有些不适应。而且，首先传达室给了个“下马威”：第一天骑车去上班，看到政府大院巍峨大门内的木牌子，白底红字写着“出入下车”，便诚惶诚恐，出入下车，如是几天，瞅着一众上班者并非都是“出入下车”，牌子形同虚设，就大起了胆子，骑车长驱直入，但刚进大门，就被看门大爷拦住了，要我下车，并指着让我看看那块白牌子。当教师的时候都是我批评教训学生，而看门大爷不一视同仁，当着许多人的面叫我下不来台，太伤自尊，便跟大爷吵了起来。事情传到领导那里，自然是我受到了批评。后来和看门大爷熟识了，才解除了误会，原来他老人家当时不认识我，看我瘦吧拉几的样子，把我当成了上访的，才拦着我让我下车。

相比学校教师工作的相对独立性，机关则讲究团队精神，且等级分明，凡事要求“按程序办”，科员对科长负责，科长对副局长负责，副局长对局长负责，一般不越级汇报工作，而局长也不可能直接向科员布置工作任务。而在学校当教师时，有意见建议可以直接找到主任或校长反映，很少有清规戒律的束缚。在机关另一个不适应，就是经常参加各种会议。有时候领导忙，非专业会议往往需要我们这些“大头兵”去“冒名顶替”，熬会的感觉实在难受，还不敢提前离场，因为遇到较真的市领导，会议结束的时候要抽查参会的单位，早退的要通报批评，一旦犯自由主义早退被抽查到，领导怪罪下来，吃不了兜着走。

我从事的是文字材料起草工作，刚开始踌躇满志，心想我也算个资深高中语文老师了，干这个，还不是小菜一碟？做起来之后才知道，机关起草公文，与教语文改作文、写教研论文基本不搭界。第一篇调研报告写好了，交给领导审阅，退回来以后，才发现稿子已经被领导密密麻麻改动了许多。时任市体改办主任刘延让先生，老资格县委秘书出身，文字水平很高，以材料的逻辑严密闻名全市机关单位，曾给几任县委书记、副书记当过文字秘书，担任过公社党委书记，工作作风严谨，对于公文材料，要求极为严格。曾经有一次，召开全市企业改制工作会议，我起草的市长讲话，经层层把关，市长审阅，再经我和同事仔细校对，确认万无一失了，在市印刷所铅印装订成册。谁知就在临开会之前九十分钟，刘主任看出来材料里错了一个字，“金融部门”的“金”字没有校对出来，成为“全”了！好在改动比较容易，只需用碳素笔在“全”里加两“点”，一般人看不出来，挽回了一次不大不小的失误。

刘主任虽然水平很高，但很有涵养和包容心，对于我起草的文字材料，即使不符合自己意图和口味，仍然认真给予批改，并告诫我为什么要这样改。在刘主任的悉心指导下，加之本人还有点“悟性”，我逐渐熟悉了公文写作程序，慢慢成为让领导放心的文字秘书，基本可以独挡一面工作了。只是，在阅读别的部门和基层单位报送的文字材料的时候，难改我当教师的“职业病”，喜欢首先“挑”人家材料里的毛病，然后再看经验总结的内容，难免惹人不快。

从改行到现在，我也算是个“老机关”了，不知为何，离开学校时间愈长，就愈是怀念当教师那简约的环境，纯朴的真情，充实的工作。现在，公务虽时常缠身，我依然不改一颗教师痴心，有时候还梦到自己在讲台上激情澎湃，大放厥词，这也使我经常在内心反思当年离开学校的对与错、得与失。当然，我也知道，随着教育改革不断深入，现在教师也不是那么好当的了，像律师、医生那样，要考教师资格证书，持证上岗。正因为如此，我虽人在机关，余暇从未间断对于语文教学和高考、中考的关注，我设想，将来的某一天，我从机关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之后，只要身体许可，也许会重返讲台，再圆教师梦的。

（发表于2000年1月1日《滕州日报》，有修改）

【作者简介】

段修桂，山东滕州人，大学中文系毕业，中学语文高级教师，先后在滕州二中、市体改办、政府办公室、教育局工作。现为滕州市善国文化研究会顾问，济宁市孔子文化传播促进会理事，滕州市华夏文化促进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