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法国作家居斯塔夫·福楼拜（1821 — 1880）诞辰200周年。
福楼拜被誉为“自然主义文学的鼻祖”、“西方现代小说的奠基者”，文学史家甚至把小说史分为'后福楼拜’和'前福楼拜’两个阶段。后世几乎所有的小说家，都在他的影响之下。卡夫卡认为自己在文学上是福楼拜的“精神之子”。纳博科夫说：“没有福楼拜就不会有法国的普鲁斯特，不会有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俄国的契诃夫也不会成为真正的契诃夫”。诺贝尔奖得主略萨说：“福楼拜不但是我写作技巧上的导师，更是我坚持追求完美的写作态度的榜样”......
被福楼拜影响的作家们
文｜汪家明
到了20世纪初，福楼拜的影响与日俱增，被誉为“自然主义文学的鼻祖”、“西方现代小说的奠基者”。50年代后法国“新小说”的代表罗伯·葛利叶把福楼拜称作颠覆巴尔扎克的小说家；存在主义作家萨特年轻时迷恋《包法利夫人》，结尾的几页读了二十几遍，能整段背诵。他研究福楼拜前后十多年，发表了厚厚的传记性文艺评论《家庭的白痴》；英国作家毛姆将《包法利夫人》列为世界十大小说杰作之一，写了详细的研究文章；《洛丽塔》的作者纳博科夫甚至断言：“没有福楼拜就不会有法国的普鲁斯特，不会有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俄国的契诃夫也不会成为真正的契诃夫”，“尽管乔伊斯在写作上有一些小的创新，但从根本上讲，他并没有超越福楼拜”；卡夫卡认为自己在文学上是福楼拜的“精神之子”；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秘鲁作家略萨在上海接受采访时说：“福楼拜不但是我写作技巧上的导师，更是我坚持追求完美的写作态度的榜样”……
饶有兴味的是，这样一部受到外国众多名家追捧的经典，在中国并没有多大影响。1953年李健吾译的文化生活出版社版《包法利夫人》第三次印刷时仅三千册；1958年人民文学版的同一译本三次印刷总数也不过八千册；即使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读者抢购重印的外国文学名著的风潮中，这本书四次印刷也只有十四万册，而同时的《茶花女》中译本一次就印了三十万册（小仲马与福楼拜是法国19世纪同代作家）。我个人的阅读经验也是如此。
1983年我在山东北镇小书店购存的《包法利夫人》是人民文学版，购回后除了欣赏其中的插图外，并未重读文字，直到这次写文章才翻出来。
我初读这本书是四十年前，故事虽然记住了，但在精神上没有留下深刻痕迹。王安忆曾说：“年幼时候，是很难喜欢《包法利夫人》的，它不太合乎浪漫的情怀。虽然它具备一切浪漫剧的条件：年轻美丽的女主角，不幸的婚姻，负心情人，毁灭的结局。可事实上，却没有期望中的那种伤情。尤其是在大量阅读各种西方小说的青春时代，《安娜·卡列尼娜》、《被污辱与被损害的》、《简爱》、《呼啸山庄》、《约翰·克利斯朵夫》，特别是屠格涅夫的小说《初恋》、《贵族之家》、《前夜》等，从中攫取的多是美丽的委婉的忧伤。青春时代，大都是崇尚感伤主义的。不幸和牺牲罩了幻想的光环，格外照耀着经验和认识都处于空虚的年轻时光。而《包法利夫人》却熄灭了光环，令人看见底下黯然的真相。爱玛的美貌、爱情、忧郁、希望和绝望，甚至于她的死，都是在缺乏同情和赞美的描写中，呈现眼前，更不要说别的了。这一切都不够热情和甜蜜，无法满足自恋的情结。即便是成年，再一次读《包法利夫人》，觉出了它的好，也不是为它醉心。相反，因你比年幼时清醒，于是便冷静了，它原是没有一点让人做梦的企图，你领受到的是更为真实的现实。”我很赞同她的说法。
年轻时阅读，除了需要感伤主义和浪漫情怀以外，还需要纯洁的爱情、灵魂的救赎和善良的人性来感动我们，比如《大卫·考坡菲》中的大卫，《战争与和平》中的娜塔莎、安德烈、比埃尔，《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简爱》中的简爱和罗切斯特等等。可是，《包法利夫人》中找不到一个这样的人物，仅有的查理·包法利先生对爱玛的那点不对称的纯真爱情，也被作者忽视到几乎不着笔墨。
《包法利夫人》及其作者对中外读者影响的巨大反差，还有另外的原因。正如格非讲课时所说的：“福楼拜的巨大声誉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包法利夫人》无懈可击的文体成就。”这里的“文体”，我理解并非《现代汉语词典》中所谓“文章的体裁”，而是一种写作手法和文字特点。作为翻译作品，中国读者不太容易体会其中的手法高妙和文字魅力。
福楼拜的确有独到的写作手法和文字功力，比如他有一个著名的文学主张：“作者退出小说”，“作家在作品中应该像上帝在宇宙中一样，到处存在，又无处可见”；再如在选材上，福楼拜对特殊的、奇特的事件不感兴趣，他的作品都以日常生活故事或图景为对象，摹写凡庸世界的人情世态；在写作时，他认为不论所要描写的东西是什么，只有一个合适名词可使用，因此就得用心去寻找，直至找到那个唯一的名词。
坊间流传一件福楼拜的趣事：一天，他去餐馆吃午饭，熟悉的服务员走来问好：“先生，今天写作如何？”他答：“今早只写了个逗号。”晚上，他又到同一处吃饭，那位服务员又问：“先生，写作如何呀？”他答：“我把那个逗号擦去了。”
除了语言，他还特别强调观察。他说：“对你所要表现的东西，要发现别人没有发现过和没有写过的特点。任何事物里，都有未曾被发现的东西，因为人们用眼观看事物的时候，只习惯于回忆起前人对这事物的想法。最细微的事物里也会有一点点未被认识过的东西。让我们去发掘它。为了描写一堆篝火和平原上的一株树木，我们要面对着这堆火和这株树，一直到我们发现了它们和其他的树其他的火不相同的特点的时候。”
格非将《包法利夫人》视为学习写作者的最好教科书，苏童视《包法利夫人》为现实主义小说经典中的经典，主要的根据是其高妙的写作技巧和独特的创作实践，以及冷静、严酷的写实风格。
说到写实，小说的主角之一查理·包法利，根据纳博科夫的推算，生于1815年（比福楼拜大六岁），1828年进学校，1835年当医士，同年娶了第一位老婆——比他大二十五岁的寡妇杜比克夫人，地点是在道特，也是他开始行医的地方。
老婆死后，他于1838年娶了爱玛，1840年搬到永镇。1846年爱玛自杀，他本人1847年去世，死时三十二岁。福楼拜是1851年开始写这部小说的，也就是说，他写的是几年前发生的事情。
据考小说的确是根据真实的故事创作的：在福楼拜的家乡鲁昂有一位实习医师德拉玛，他的第一位太太是一位比他大很多的寡妇，后来去世了，他就娶了附近农场主的年轻漂亮的女儿。这女儿自命不凡，生活奢侈，对自己平凡无趣的丈夫不满，找了好几个情人。她不顾经济状况，花钱无度，负债累累，最后服毒身亡，丈夫也自杀了。考察福楼拜如何根据这个小报故事，敷衍出一篇世界杰作，是很有趣的事情。
福楼拜的绝招，首先是“小说应当科学化”，写作应当像科学家做实验那样实事求是，然后如实、准确地把它描写出来。他认为写一部小说首先要以学者的态度用理智来解决它，然后再以艺术家的态度来掌握它。写作的时候，他先是粗略写下想写的内容，然后对文字和内容进行反复加工，改动、寻找、试验，直至达到预想的效果。
此时，他会跑到阳台上，大声念出写好的文字，假如仍不够悦耳，就回来再改。他通过无数的繁琐细节描写包法利夫人的心理状态，他对作品完美的要求近乎吹毛求疵，一千八百页正反两面写满的《包法利夫人》草稿，删改到最后只剩下不到五百页。他描写爱玛服毒自杀，为具体了解砷中毒的症状，竟认真去研究医学专著，感到自己好像也中了毒。
除了文字修辞，福楼拜在小说结构上也用心良苦。比如主角虽然是爱玛，可是小说开头却认认真真写查理·包法利的少年时代，最后也以查理的死收尾——这就是所谓大结构套小结构，给主要画面镶了一个“镜框”；为了使小说读起来气息连贯，他在写初稿时分卷不分章，付印前才为了便利读者阅读而分章，所以小说的主题和场景转换不像一般小说那样靠章节分割，而是根据人物的视角或人称的变化在章节内转换；还有，小说中有好几条象征性的暗线：马、花、蓝色等，纳博科夫甚至发现：“如果挑出《包法利夫人》中写到的马的段落，我们就能得到这部小说的一个完整的故事梗概”；爱玛翻出查理与前妻结婚时的已经干枯的花束扔掉，她准备搬家时把自己结婚时的花束丢进火里烧掉，也是一个前后照应的有着象征意义的细节；蓝色从头至尾都伴随着爱玛的故事：爱玛的蓝袍子、盛砒霜的蓝瓶子、出殡路上淡蓝的浮光等。所有这些，是无意之举，还是有意为之？有人认为是有意为之。
福楼拜擅长通过细节的描写展示人物的心理变化，这样的细节在小说中比比皆是。查理初次见到爱玛时，先注意到她的指甲，然后是眼睛；看完病人后，又注意到她的嘴唇。描写是逐渐深入的，从感觉到细部，不是一次性的，这符合我们观察一个人的过程。
以后他再去为爱玛的父亲治疗时，都是爱玛送他到门口，“有一次，时逢化冻，院里树木的皮在渗水，房顶的雪在溶解。她站在门槛，找来她的阳伞，撑开了。阳伞是缎子做的，鸽子咽喉颜色，阳光穿过，闪闪烁烁，照亮脸上白净皮肤。天气不冷不热，她在伞底下微笑；他们听见水点，一滴又一滴，打着紧绷绷的闪锻”，间接反映了两个年轻人的微妙心理；还有一次他去看爱玛，“外头放下窗板，阳光穿过板缝，在石板地上，变成一道一道又长又亮的细线，碰到家具犄角，一折为二……亮光从烟突下来，掠过铁板上的光辉，烟灰变成天鹅绒，冷却的灰烬映成淡蓝颜色。爱玛在窗灶之间缝东西，没有披肩巾，就见光肩膀冒小汗珠子”……这些描写很细致，很丰富，很美，其观察之深，让人想起印象派绘画。
然而也有这样的细节：自杀后“爱玛的头歪靠右肩膀。嘴张开了，脸的下部就像开了一个黑洞一样……眼睛开始消失，像是蜘蛛在上面结网来着，盖着一种细布似的粘粘的白东西。尸布先是在胸脯和膝盖之间凹下去再在脚趾尖头鼓了起来”；“头一举高，就见嘴里流出一股黑水，好像又在呕吐一样”。
怪不得当时有人画了一幅“福楼拜先生在解剖包法利夫人”的漫画，他真是个冷酷的挥舞手术刀的医师。
福楼拜的朋友在回忆录中说：“作家分为两类，对于一类而言，文学只是手段；对于另一类而言，文学却是目的。”福楼拜当然属于后一类。他于1821年12月生于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鲁昂一个外科医生家庭，1840年到巴黎攻读法律，因癫痫病辍学。
1846年父亲去世后，他在鲁昂的老房子定居，埋头写作，除偶尔到巴黎拜会文艺界朋友外，在那里独身度过一生。1851至1874年，他陆续写作发表四部小说《包法利夫人》、《萨朗波》、《情感教育》和《圣安东尼的诱惑》。
《包法利夫人》发表后引起轰动，但受到当局、社会和媒体的指控，罪名是败坏道德、诽谤宗教，后经名律师辩护才免遭制裁，小说也因此更为畅销。五十多岁后福楼拜除指导学生莫泊桑写作外，专心创作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布瓦尔和佩库歇》，据说为此翻阅了一千多种书刊，但差一章写完第一卷，就因脑溢血去世了（1880）。
毛姆认为，癫痫病改变了福楼拜的人生，也深刻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换言之，没有癫痫病，就没有作为小说家的福楼拜——正像没有癫痫病，就没有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
也不能忽略环境的影响。福楼拜所处的是欧洲小说的高峰时代，在法国有司汤达、巴尔扎克、雨果、左拉、都德，在英国有狄更斯、勃朗特姊妹和哈代，在俄国有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在那个时代认真写作并以之为生，也算一种时尚。
托尔斯泰比福楼拜小七岁，《包法利夫人》发表二十年后，他写了《安娜·卡列尼娜》，同样是背叛丈夫的女人一步步走向自杀的故事，但意趣却大相径庭。充满热情的安娜虽然不满与官僚丈夫的生活，但她是在年轻军官渥伦斯基的执着追求下出轨的，后来毅然抛夫别子公开与渥伦斯基同居，大胆向社会挑战。她是在渥伦斯基令她失望，丈夫又不允许她见儿子的绝望中卧轨自杀的，这与爱玛不由自主地追随虚荣、欲望和幻想，暗地与人通奸有本质的不同。
毛姆认为：“《包法利夫人》只是一个不幸的故事，但不是悲剧”，因为它的事件的发展是偶然的，并非福楼拜自己认为的“爱玛非死不可”，她有种种可能不死；而《安娜·卡列尼娜》则是一部真正的悲剧，安娜、渥伦斯基以及安娜丈夫卡列宁的教养、阶层、身份、观念和社会舆论等的冲突是不可解决的，安娜的死是必然的。
王安忆也认为，爱玛的悲剧，远不及安娜的高尚，她只是凡俗的悲剧。不过，爱玛到底还是有良心的，她不是交际花，她是农民的女儿。她的自杀还是赢得了读者的同情。顺便说一句，如果观察一下我们的周围，你会惊讶地发现，包法利夫人仍生活在今天的中国。
前面说过，我欣赏《包法利夫人》的插图，那是十二幅现代的、简约的、随意的、甚至潦草但又很浪漫的图画，在1983年人民文学版的版权页上注明插图选自“福楼拜诞生百年纪念全集”（1921），画家是法国的拉波那德（Pierre Laprade）。
福楼拜的时代也正是法国绘画的印象派时代，这些插图明显看出印象派的影子，很好地表现出爱玛不安、骚动的心。后来我又见到五幅彩色插画，则充满印象派大家马蒂斯的风味。
总之，印象派画家为《包法利夫人》插画是再合适不过了，正如巡回展览画家列宾、谢洛夫为果戈理《狂人日记》和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插画很合适一样，因为他们是同时代的艺术家，在同样的艺术天空下，感受着同样的时代气息。
摘自《爱看书的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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