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学诗
李国文，李大哥，您4月14日与我们永别了，可我相信您若有在天之灵，知道“手下”称您为山娃，一定会是高兴的。因为您很喜欢“山娃”一词。不是吗？有的人一跳出大山到外地工作后，就担心别人嫌“民族落后”而不愿暴露自己的民族身份，可您却恰恰相反——经常身着洁白的阿细麻布褂穿梭于熙熙攘攘的校园里，大街上，生怕别人不知道您就是弥勒西山的彝族阿细人！您退休后，写了本自传，20万字，竟取名《山娃之路》。给我校稿时，我觉得您不是一般的山娃——当了18年的学校领导、15年的州人大代表，就建议将文中的“山娃”都加上引号，可您不同意：“山娃就是山娃——出身不能选择，奋斗不分出身！”
1949年，为躲辟战乱，您母亲将您生于西山三家野外的茅棚里。为求平安，被取了个丑名“弃波”〔狗换〕，而常遭伙伴们的羞辱。住的是只有两间的茅房，“穷得连盖被单都要压一床草席在上面”。要吃长大饭时，恰逢“大跃进”，集体办食堂，所分到的一家人面份的稀饭不够您一人喝，饿得山上凡是猪能吃的什么野果野菜都去扯吃了。到滥尼箐读高小，每星期的口粮仅有1．
大凡奋斗之路，多为荆棘丛生，有的人退缩了，甚至倒下了。然而，您却凭借“山娃”固有的倔犟与聪慧，总是迈着沉重却不失坚毅的步伐不断地前行。小时候，因丑名常遭人欺负，于是邀约起小名带“弃”〔狗〕字的五六个伙伴们，与欲欺“狗”者“决一死仗”〔抓肥料打仗〕，最后获胜，“从此以后就很少有人再欺负我们了”。肚子饿得不行，您不坐以待亡，而是去山里摘野果扯野菜充饥保命。“文革”间，不想卷入各派争斗，几次“悄悄溜出了学校”，与苗族同学一起去西二苗山捕鸟，逛盘溪街“避风头”。在弥勒三中，班上多个女生抽烟，您不发火不训斥，而是干脆“掏出一包烟撕开，一人发一支给她们，并亲手划火柴为他们点燃”，结果女生们的“脸一下子变了，之后没有谁人再抽烟”。在西山民族中学，您利用亲友情感疏通与当地干部的关系，而给搭变压器通电，最终“山上山下亮成一片，村子学校团结一心”！在民族职业中学，上级死令“三年见成效”，可见成效需教职工努力。可人啊人，“无利不起早”，可学校新办无金钱刺激呢。怎么办？您选择“感情投资”，一是以身作则，起早贪黑感动人，二是经常叫爱人煮红豆、腊肉，在家里或教室里摆开酒席让大家享用……结果“士为知己者亡”。在弥勒一中，面对稀拉的会风，涣散的人心，您在作就职演说时，紧紧抓住人性的心理渴求，一是亮出自已的待人准则：“我肚子里没有坏水水，决不给你们无故处分！”二是告诉大家您“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教职工建盖新房”！于是掌声四起，“老师们自觉不自觉地向台前靠拢而来”……
正因为您不畏艰辛，睿智奋斗，成就令人惊喜：西山民族中学通电后，您利用人大代表可以提案之权，争取到政府拨款而引进了山泉水。1993年民族职业中学学生中考，考取以后国家包分配端“铁饭碗”的中专、中师达57人，震惊全县！到一中后，60套的教职工住宿楼不久拔地而起，大家安居乐业；后来申报云南省一级三等完中成功；率教职工唱歌唱进北京城；1995年、1996年、1997年、1998年、2000年、2001年均获全县高中教育质量评比一等奖……自己呢？荣获了云南省“先进教育工作者”称号，获得“红烟园丁奖”，当选红河州人大代表15年……
您还知恩图报。即“觉得当官只是一阵子，为人才是一辈子”，因此，只要帮助过您，不管从什么角度帮助，也不管是什么样的人，您都铭记在心——在《山娃之路》中，浓墨重彩地记写了与“憨厚的姐姐”、“善良的姑妈”、“额依村的老表”，“同学陶永兴”、“同学丈夫蔡永明”、“干亲家董贵文”、“班主任周力”、“学生匡伟”等很多亲人、同学、朋友、老师、学生交往的故事，还有赡养父母、看望老师等多方面的报恩情节……您还特别关注老家三家的发展——抽空参与了村里栽种苹果树、藏柏树，重修学校、修建村公路等很多很多的活动……
2009年，您光荣退休，本该像很多很多的老年人那样“打打麻将喝喝茶”，可您却想 “‘山娃’行路不易，写出来，也许会对后来的‘山娃’有所启迪”，而足不出户地撰写自传。然而，万万没料，2010年《山娃之路》正式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后不久，您的脑病突然复发，此后4年多时间，经常半昏半醒地躺在医院里……我猜测您可能坚持不了多久，但我没想到您会走得这么快，而扼腕叹息——与共和国同龄，才65岁哪……我只得面对现实——4月18日赶去殡仪馆，与数百位不辞舟车劳顿前来悼念您的您生前的亲朋好友一道，向安躺在鲜花簇拥中的您，深深地行上三鞠躬，愿您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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