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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李睿珺:大西北土地上的故事亟须被“抢救”

  柏林电影节提名作品《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本周上映

  导演李睿珺谈自己的“土地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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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片人给影片下了个定义——“骑骆驼的公路片”,片中大量的人物和情节都带着象征的意味,他们想找到水草丰茂的家园,而我们每个人也正在失去水草丰茂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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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李睿珺说自己的“土地三部曲”起因是对这片土地的熟悉,一切都是水到渠成。

  凭借《老驴头》《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在圈中备受关注的青年导演李睿珺,此次将在10月23日全国上映的新片《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依然是一个发生在他土生土长大西北的故事。这三部作品都关照了老人、小孩、大自然以及乡愁的主题,在气质上看来一脉相承,被称为这位青年导演的“土地三部曲”。

  李睿珺说自己并没有按照主题去规划过自己的三部影片,但刚好三部影片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性和相似性。这并非刻意为了拍片主题去构思命题,而是自身成长在距离自己最近的土地上,自然有了更加强烈的表达欲。因为熟悉这片土地,因而也容易在脑海中构建起影像语言的系统,一切都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

  制片人给影片下了定义——“骑骆驼的公路片”

  《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讲诉了裕固族两兄弟巴尔特和阿迪克沿河而上,寻找爷爷口中父亲住的那个水草丰茂的地方,影片记录了两兄弟沿途所见所闻以及变化的心路历程。他们只凭一句“如果放牧迷路顺着河流走,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就抱着爷爷遗像骑着骆驼去寻找自己草原上的样子,两个小孩顺着干枯的一条河流一直走,展开了历时七天六夜历程五百公里的回家之旅。

  制片人方励给影片下了个定义——“骑骆驼的公路片”。事实上,电影中大量出现关于西北张掖地区草原的退化,水土的流失,遥远西域文明的消亡。而作为片中主角的两个孩子,虽是亲兄弟,但因为生长环境的不同,存在着诸多隔阂。一个熟悉草原的生态和生存方式,一心向往着追寻河流水源的方向找到游牧民族心中丰茂的草原,另一个则已经受到了现代文明的浸染,习惯了更加城镇化的生活方式。

  影片中大量的人物和情节都带着象征的意味。爷爷代表传统一代的逝去,而父亲这一代却飘忽不定,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少年似乎担负了文化传承的责任,也成了这个时代沉痛的命题。他们想找到水草丰茂的家园,而我们每个人也正在失去水草丰茂的故乡。

  李睿珺说,“所有的文明都是跟这片土地有关系的,如果环境发生变化的话,那个文明是会发生变化的,环境是人物内心的一种外化的方式。这片土地发生过很多事……有些东西变了,有些东西依旧没有变,汉武帝时期设立的兵马场,有些东西想起来是非常穿越的一件事。所有的文明都是来自它的生活方式,当它生活方式发生变迁的时候,它的过去文明自然会消失。”

  而片中多次出现的白马意象,甚至有时是超现实的,这一表现手法也在展映以来受到各方的诸多解读。李睿珺谈到了关于“马”的两层意义,“有一层意思它可能就是现实中的意义,一个交通运输工具,比如爷爷骑着马,后来爷爷去世马放生,当两个小孩走到沙漠中幻觉有四个僧人牵着白马,弟弟受到委屈、安抚弟弟,再到哥哥走到石窟里面重新再看到这个白马跟四个僧人的画面,这是一种方式,在这片土地上发生了很多事情,过去和现在,有一些是变化改变了,有一些是并没有改变。还有一层意思是马真正走入壁画了,马也代表爷爷,安抚孩子的意思。”

  也想拍商业片,但这片土地更紧迫

  李睿珺称自己拍“土地三部曲”的初衷,是因为他惋惜这个民族正在失去的东西。

  2010年,李睿珺发动所有亲戚朋友参与《老驴头》。电影讲述了一个73岁的农村老汉面对不愿意赡养自己的儿女,只好守着自己的土地,独自治理祖坟边的沙漠。而李睿珺的另一部作品《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中的老人希望以回归土地的方式死亡,但土葬已经不被允许,于是老人让孙子把自己埋在了土里。孙子以“杀害”的方式完成了老人的心愿。残酷荒诞又不失温情的电影,将人对土地的执着与文明与原生态的矛盾勾勒得更加触动人心,连原著小说的作者苏童都说,那是唯一一部把自己看哭了的、由自己小说改编的电影。这部片子入围了威尼斯电影节,让李睿珺收获了更多名声。

  相比之下,《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是更平和的,而这其中也包容了更遥远的关于许多个时代文明的想象,影像的呈现也更为大气。

  事实上,当外界将其定义为一个善于描画西部风土的文艺片导演时,李睿珺是不认可这样的定位的,他说导演就是导演,自己也有很多关于商业片的构想,下一部作品可能还有战争和黑色幽默的元素。而之所以之前不知不觉地先完成了所谓的“土地三部曲”,是因为个人的电影抱负“来日方长”,而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需要被刻不容缓地讲述,用影像“抢救”记录下来。

  在这个关于裕固游牧民族的故事里,曾经鼎盛时期的裕固族拥有50多万人,而如今不过万余人。拍片前,李睿珺找到肃南裕固自治县的文化部门,问哪个乡镇语言保持得最好。对方告之的地方有一个将近400人的学校,而这个学校会讲简单母语的只有3人。电影拍摄时,主演中的一个裕固族孩子无法连贯地说本民族的语言,只能依靠年迈的裕固族人把对白录下来,一句一句地背诵。

  “《老驴头》那个村子里面的老人不拍心里过不去。很多东西会消失,面对这些题材,有一种时间的紧迫感,从文化角度也等不了。比如片中小孩牵着骆驼在一片白茫茫盐碱地上行走的场景,那其实是一个天然的湖泊,我在拍这个电影的四年前,湖泊水将近两米深,四年后变成一片盐碱地。”

  但《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并非只在警醒环保,这其中还有深深的乡愁。

  这是青年导演最好的时代

  李睿珺一直不同意将自己的电影说成是处理边缘化题材的影片,“很多人认为电影一定是要去抒写传奇或离奇的故事,但中国有着一个庞大的农村群体,他们也是不可忽视的一部分。”李睿珺小时候对北京这样的大城市的印象是,爷爷买回来的年画上的图片,而长大后自己来到了“年画中的城市”,却发现这个城市没有一点归属感,“在北京居住十二年,每年都需要办理暂住证,而每一次去办理暂住证时候,总感觉在提醒我这个地方不属于你,你只是暂时居住,这儿不是你的家。”

  “很多人出去的时候都将自己的乳牙丢在出生的土地上,试问若干年后又有多少人会拖着自己的躯体埋葬在自己的故乡?我相信没有多少。依靠出卖体力去换取城市高昂的社会价值,直到有一天不能出卖自己体力,回到自己的村子怎么办?土地已经没有了,一个时代已经结束了,这个时代只存在于电影和记忆里,但现实中永远也回不去了。”于是同样拍“公路片”的韩寒出来为电影站台,说这是“同一时空里,完全不同的世界”。

  作为首部院线上映的电影,票房也成了逃不开的话题。许多人已经预判了影片面对商业院线的尴尬处境,而李睿珺则表示自己感恩这个“最好的时代”。“我开始做电影的时候是2006年,那还是迷信权威的时代,高票房意味着张艺谋、陈凯歌,而现在是一个电影井喷的年代,很多导演的处女作就能创造纪录。过去青年导演要拍片有很多难处,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机构支持,尤其广电总局也希望每年拿出一些钱扶持一些青年导演,让电影孵化出来。”

  《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是以长线点映的方式发行,到后来也能收回成本。眼下面对可能存在的低排片,李睿珺表示,“会尽力做努力让更多人看到,但是现实总有现实的局限性,有些东西会超出你的预料,也许可能会达不到你的期许,就好比拍电影,我们期望是一个什么样的镜头,但在现场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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