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5-08 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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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乐溪1931次点击:
我要评论三个多小时，我们的话题除了电影，更多时候在谈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北漂”们过年回家被催婚催生的现象，以及李睿珺那间在北大对面月租500的十平米小房间。“从2003年6月28日一直住到2014年11月24日”，李睿珺说自己之所以记得清楚，是因为每月27号是交房租的日子
“我现在家里所有的家具，其实都是《万物生长》剧组的道具。电影首映那天我去看，‘诶，这不是我们家沙发吗’，’那不是我们家餐桌吗’….然后你会感觉特别穿越。”
刚开始和李睿珺聊天，似乎很难把眼前这位嘴上留着两撇小胡子、说话带点西北口音的青年，和他拍摄的一系列诗意电影联系起来。我曾经天真地以为，一个作品受到知名国外影展青睐，30岁出头就拍了四部长片的导演，必是春风得意，或者文艺高冷，翘腿坐在咖啡馆里戴着墨镜，一脸深不可测的神秘。
而李睿珺的接地气儿程度出乎我意料。《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在北京电影节期间点映，要做映后交流的李睿珺特地提前到场，却因为没有票被不认识他的工作人员拦在了门外。显然，证明“我是导演”和证明“我妈是我妈”一样，都很困难。即使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半信半疑的工作人员还是决定打电话向主办方确认一下，于是李睿珺老老实实地站在门口，代替工作人员临时干起了检票的工作。
三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的话题除了电影，更多时候在谈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北漂”们过年回家被催婚催生的现象，以及李睿珺那间在北大对面月租500的十平米小房间。“从2003年6月28日一直住到2014年11月24日”，李睿珺说自己之所以记得清楚，是因为每月27号是交房租的日子。
在这所十几口人的大杂院里，周围的邻居有炸臭豆腐、卖烤串的，有摆地摊的，也有在中关村上班的，除了房东，很少有人知道他的职业。“11年来，周围有哪个馆子拆了，换成新的我都知道。我刚进来时，房东的孩子还在幼儿园骑儿童自行车呢，等我去年搬走时，孩子都上大学了。我有时候想，11年前要能有个摄像机，记录这个大杂院里外发生的普通人的故事，那应该能打动很多人吧”，李睿珺感叹。
大学学的是影视广告，毕业以后李睿珺就来到了北京，这是充满机遇、让很多人梦想落地的地方。“那个时候所有拍电影的人都在北京，如果你不在北京，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圈子会越来越远。”李睿珺开始以为能有幸碰到一些导演，进剧组做做场记、副导演，然后获得拍电影或者至少进入影视行业的机会，但没想到这一等就等了三年。为了能继续在北京待下去，李睿珺只好四处打工，编导、摄像、剪接，什么都做一些。
后来有一次机会，通过朋友介绍能够围观一位导演的拍摄。李睿珺特意辞了工作，跟着剧组四处转场，从北京跑到青岛，又从青岛跑到蓬莱。“我悄悄溜到导演旁边，觉得这个位置肯定能够最清晰地看到电影的拍摄，以及这个剧组是怎么运作的。结果根本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导演一直坐在椅子上睡觉。”李睿珺笑着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睡了一个多小时后，导演醒了，喊过一句‘光布好了吗’，灯光师说差不多了，于是导演就叫执行导演过来拍。”
“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导演，而在国内甚至全世界获得认可的只有几个人?因为太多的导演根本不走心。”李睿珺坦言，那次经历让他明白，不是每个人都把电影看得像生命中最珍爱的东西一般重要，“就跟在学校拍作业一样，没你想象的那么神圣”。对于不少导演来讲，拍电影和朝九晚五的上班没什么区别，只是为了养家糊口维持生计而已。
与其让这些人的作品占据中国电影市场，那还不如自己拍自己想看的电影。“我不能再等了，不然会无休止地等下去。如果是在北京上的学，比如北京电影学院，拍电影可以找同届的校友来帮忙，但我在这里没有任何人脉和关系，凭什么机会就会掉在我头上呢?不如自己给自己创造一个机会。”
接下来的几年，像很多独立片导演一样，李睿珺把赚来的钱都拿去拍了电影。在四处凑钱拍摄的处女作《夏至》没有收回成本后，陷入经济困境的李睿珺只好又回到电视台做编导，那个时候的他才23岁。当问到对于那段经历的感受时，李睿珺觉得其实很庆幸自己当初的无知与冲动，如果那时没有去做这件事，也许现在依然会在电视台打工，在等别人给机会。
六年后，通过申请鹿特丹电影节的剧本创作基金，李睿珺拍了《老驴头儿》，拍摄地点就在老家，只花了十六七万。把设备的要求降低，不再追求技术层面的东西，找身边的朋友来做摄影、录音，很多东西能省就省。李睿珺开玩笑说，他把老家的人都训练成演员，这样可以节约请职业演员的成本。
但拍电影终究是个烧钱的工作。绝大多数人都做不到像王家卫那样，为了一个镜头等一天，在拍摄过程中进行“任性”的创作。用李睿珺的话来讲，创作是在剧本阶段就完成了，而拍电影的过程是制作。“就像是手里攥了把沙子，从开机那一刻起就开始往下流失，电影拍完，手里还剩下多少就是多少。”
“《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里面有一个镜头，很多人都觉得非常惊艳，问我是怎么拍出来的。其实就是找了块泡沫塑料，下面钉了块木板防水，摄影师在上面，我站在水里推。”李睿珺笑着说，“谁能想到这个电影最经典的镜头，是用电影拍摄中最廉价的手法拍出来的？有些东西真是可遇不可求。”
和前几部电影不一样，《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是一部类似公路片的电影，虽然没有汽车只有骆驼。不停转场的成本很大，于是李睿珺决定与劳雷影业的老板方励合作，后者早在柏林电影节上就表示很欣赏他拍的《白鹤》。李睿珺最初以为只是客套话，但在他找方励谈新片子时，这位独具眼光的制片人很爽快地答应了，并为他请来了伊朗大师裴曼·雅茨达尼安为电影做配乐。这部耗资400万的片子算是李睿珺到目前为止的“大制作”，光为了做好片头壁画剥落的动画场景就花了10万。
电影里的两位小主人公巴特尔和阿迪克尔，来自中国一个人口非常稀少的少数民族——裕固族，而李睿珺从小生活的农村，与裕固族的村落只有一片沙漠之隔。这一带直到1990年才通电，所以拍电影对于当时的李睿珺来讲，如同天方夜谭。“我小时候的梦想是当个画家”，李睿珺笑着说，村子口有时会放露天电影，听到大广播里的音乐响起，所有的小孩都搬着小马扎跑去看，甚至站着也要凑热闹，“那时候感觉自己这一辈子和电影扯不上任何关系。”
在童年的记忆里，父母和爷爷奶奶会定期拉着驴车，去裕固族所在的草原捡牛粪，用来生火烧炕、做饭，而裕固族的村民也会隔段时间骑着骆驼穿越沙漠，到汉人居住的村子里磨点面粉，买些日用品。
李睿珺说，如今的裕固族已经基本被汉化，开始了定居生活，很多小孩都不会说本民族的语言了。这些变化也反映在电影故事里，由于爷爷的突然离世，两个小男孩开始了寻找阿爸阿妈的旅程，在他们的印象中，童年时生活的故乡水草丰美。然而，最终抵达目的地时，一切已变了模样，工厂替代了草原，放牧的阿爸在河里淘金，生病的母亲命运未卜。
裕固族人的观念在发生变化。只有老人们还耐得住方圆十里渺无人烟的寂寞，而年轻一代早就向往城市文明的发达与便利，一些人去镇上打工，另一些将草原开垦成耕地。渐渐地，在现代文明的残酷冲击下，曾经逐水而居、漂泊不定的游牧文明似乎已经丧失了存在的意义。面对环境、文化与人们内心的种种异化，李睿珺心情矛盾：“你一方面希望他们能够保持这些传统文化，但是另一方面，你凭什么要求他们去保持?如果保持意味着落后，那么你凭什么要求他们在物质生活上过得比你更匮乏呢?”
城镇化带来的更为严峻的问题是，农村出现大量从小缺少父母陪伴的孩子，他们大多数只是通过逢年过节的电话，以及家里的照片来认识自己的父母，父母对于他们来讲很陌生。李睿珺很难想象这些没有得到过太多关爱的儿童，将来成为了社会各个阶层的中流砥柱后，会如何与人交往。“如果将来社会动荡，甚至爆发大规模的恶性事件，我也不会感到奇怪，这些问题都在十几二十年前的今天，已经埋下了定时炸弹。”
作为一个导演，李睿珺能做的只是记录下这一切，然而一腔热情很快被泼了冷水。作为一个外族人，拍摄一部关于少数民族的电影，需要通过严格的审查不说，本来满心以为会得到别人的支持，然而令他感到意外的是，当地相关部门的反应很漠然，觉得为什么要去拍这样一个东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李睿珺感慨：“做完这个电影，感觉反而好像比之前更加心痛一些，因为你开始明白为什么这些文化会消失。”
做这件事得不到普通民众的支持，李睿珺表示完全可以理解，但让他不太接受的是，这个民族的精英阶层，也来参与贩卖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在为电影拍摄收集资料的过程中，一些研究裕固族的专家学者，要么声称自己没时间，要么以经济利益来衡量这个忙要不要帮，有些人甚至会在要求未被满足的情况下，反过来指责拍摄者强奸民族文化。“知识最重要的作用是传播，如果只是捏在你自己手里，那有什么意义呢?”李睿珺无奈地感叹。
电影拍出来后得到了不少关注和认可，先后入围了柏林电影节、东京电影节，于是很多当初袖手旁观的人，纷纷跳出来“邀功”，而那些真正对拍摄有过帮助支持的人们，并不显山露水。李睿珺坦言，拍《水草》的经历让他伤了心，也愈发地了解人性的复杂。“通过拍电影，你对人的观察会更加透彻。”李睿珺说，“只有在真正经历一件事情时，你才能发现那些平日里和你称兄道弟的人，究竟是不是你的朋友。”
都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所以我忍不住猜测，即使再坚持遵从本心创作，李睿珺也许也有着做大导演拍大片的梦想。“最大的野心嘛，“李睿珺想了想，“我曾经和方励开过玩笑，韩寒的《后会无期》是五千万的投资，要是这五千万给我就够了，我可以拍三五十部电影，这辈子都不需要再去找钱。我就不在北京耗了，回老家跟我老婆生个孩子，我自己在那儿弄两亩地，写写剧本，拍拍电影。”虽然在北京待的时间比在父母身边的时间还长，但这座大都市对于李睿珺来讲，终究不像是一个家，“我觉得我永远都不属于这个城市，而这个城市也不属于我。”
很多人没有家，很多人有家却回不去，这也许是很多当代中国人的生活困境。对于仍在不断成长的李睿珺来讲，他已足够幸运，热爱电影，以此为业，并且还能一部一部地拍下去，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他需要做出一些妥协。“比如，我做了两部我和制作人都想做的电影之后，如果有机会，就再拍一部自己特别想做的电影，哪怕制作人坚决反对。”
李睿珺的话里有玩笑的成分，但更多的是对于创作的坚持。在他看来，导演和观众是平等的，创作者不能把自己放在一个特别低的角度来讨好他们，他们想要什么就给什么。“如果作为一个导演，你对一个东西没有特别强烈的冲动和欲望去表述给观众看，那么你是拍不好电影的”，李睿珺有些激动，“这是对自己、也是对投资人的不负责，对观众也很不负责任。对于观众的尊重，首先是建立在你对你自己的尊重之上，像《老驴头》、《白鹤》这样的电影，没有人给我钱，我也会去做的。”
如今，李睿珺搬到了电影公司附近，方励帮忙付了一年的房租，屋里没有家具，就把《万物生长》拍完用的道具拉了过来。谈起这件事李睿珺在感激之余，也感到很不好意思，因为经济能力不足以支付市中心的高房租，这也是他之前迟迟不肯搬过来的原因。然而脱离北京，对于目前的李睿珺来说还不现实，因为这近乎等于生生扯断了他的理想和野心。“我希望这一辈子都能在拍我想要拍的电影，而且还有人能够支撑。这就是我最大的奢求。”
没事的时候，李睿珺习惯宅在家里，翻翻资料，写写剧本，偶尔下楼遛弯，脑子里也想着剧本的事。听到我说羡慕导演这个职业，他笑说只是看起来自由，其实无时无刻不在工作。
当人们不再把追逐金钱名利看做人生第一要务时，也许会有更多的人来看他和他们拍的电影。在他并不喜欢的城市的地铁里，我和李睿珺道别，然后各奔东西。没说什么鼓励的话，因为北京太大，我们每个人都显得人微言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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