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名相孙叔敖，据说小时候就是个善良的小朋友。有一次，孙叔敖小朋友去山上玩，在路边遇见了一只双头怪蛇，心里十分害怕。其实他从小胆子就特别大，并不怕蛇，但楚国这个地方好巫鬼之说，各种古里古怪的俚俗也多，其中有一条就说：这谁要是碰倒了双头蛇，必然活不长。但孙叔敖心想：“我已经这么倒霉了，不能让别人跟我一样倒霉！“于是鼓足勇气，一个箭步冲了上去，把那怪蛇给杀了，然后在路边挖了一个洞将其尸体深深掩埋。孙叔敖遇蛇之山后名 “蛇入山”，今湖北荆州市沙市区蛇入山公园里还塑有孙叔敖的塑像，是一个小孩子举着石头往地上砸蛇的样子。
孙叔敖小朋友干完这件大事后，也没心思再玩儿了，他伤心地回到家里，满脸愁容，不说话也不吃饭，妈妈见这小孩情绪有点不对头，便关切地问：“宝贝，你今天怎么啦，跟妈妈说说，妈妈帮你出主意。”
孙叔敖的眼泪突然夺眶而出，抱起老妈大哭道：“我今天看到双头蛇了，我死定了，不能再孝敬母亲您了。”
妈妈道：“那蛇呢？”
孙叔敖回答：“我害怕其他人又见到这条怪蛇，已经把它杀了埋了。”
妈妈道：“不要怕，你做的对，好人一生平安，我听说积有阴德之人，老天会赐给他福气。放心，你不会死的。”
果然，孙叔敖后来不但没死，而且运气还不错。他父亲蒍贾死后，蒍氏本已家道中落，眼看就没希望了，楚庄王突然派人来找孙叔敖，非要他做楚国的令尹，孙叔敖推辞说：“臣起自田野，大王却突然间让我执掌军政大权，恐怕难以服众，还是让我先从基层干起吧！”
庄王却说：“寡人已经听说了很多你为人民服务的先进事迹了，先生你就不必推辞了！我说行，你就行！”
其实，孙叔敖能力是很强，品德也很好，但这并不足以让楚庄王如此破格提拔他，将他从一破落贵族直接升为集将相于一身的楚令尹，这也太夸张了。所以，这背后必有更深层的原因。
这原因就是，孙叔敖乃大贵族蒍贾之子，在身份地位上没有问题，不会遭到群臣反对。而且，蒍贾因对抗楚国叛臣若敖族而死，算是楚国的烈士，楚庄王这么做，也有抚恤烈属的意思。一个烈士的遗孤，一个尊贵的世族，偏偏还没有强横的家族背景，而且还很有能力与道德，不会像若敖族那样威胁楚国王权，没有比这更适合的令尹了。
于是，庄王破格提拔了孙叔敖，而孙叔敖也果然没有辜负庄王的期望，在他担任令尹期间，为民办事，政绩斐然，楚国经济、政治、军事均有重大发展，史称“孙叔敖治楚”。
他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兴建了大量水利工程，极大的发展了楚国的水运和农业。楚国地处江汉平原，自古就川泽密布，草木繁茂，夏秋季节饱受洪水泛滥之害，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引方志云：“汉水由荆门州界折而东，大小群川咸汇焉。势盛流浊，浸淫荡决，为患无已。”明清时尚且如此，先秦时代开发之难可以想见。
在这种情况下，孙叔敖不能不尤其重视水利。据《淮南子·人间训》记载，孙叔敖在出任令尹前，就曾带领当地人民兴建云梦泽水利工程，“决期思之水，而灌云雩之野”，这也中国入史最早的水利灌溉工程。三国时，曹魏名臣刘馥又对期思水利工程重加整治，遗泽甚广；一直到现在，“期思云雩灌区”的引水部分工程仍在当地发挥着灌溉作用。今河南固始县东南还有孙相公河，城内文庙、玉皇阁等处也有歌颂他的碑文，在淮滨桂花岗开发区内还建有孙叔敖塑像。
孙叔敖任令尹后，进一步兴建水利工程，据说安徽省六安市寿县境内的芍陂（注1），也是孙叔敖所创建。当时，淮水流域常常会闹水灾，大大影响了农业的发展，孙叔敖于是发动民工十万人，修筑堤堰连接东西的山岭，开凿水渠引来河水，竟然造出了一个巨大的人工湖泊。该湖有水闸可以调节水量，既防水患又可以灌溉浇田。芍陂在三国时代还是曹魏最重要的屯田基地，是淮南曹军的生命线。唐代时此地屯田更盛，遂被改名为安丰塘，至今仍在淮南平原发挥着巨大的灌溉效益。
注1：“芍”在这里念鹊（què），据李贤注《后汉书 王景传》：“陂在今寿州安丰县东。陂径百里，灌田万顷。芍音鹊。”
据统计，该工程全长一百余里，可灌溉良田万顷，是我国第一个大型陂塘建设工程，也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四大水利工程（安丰塘、漳河渠、都江堰、郑国渠）之一，被誉为“神州第一塘”，“世界塘中之冠”。
孙叔敖不但兴修了大量的堤坝和灌区，还在江汉流域开凿了一条大运河，古称 “云梦通渠”，又称“荆汉运河”，这条运河不仅沟通江汉之间航运，使得襄樊与江陵两大区域连成一片，还可灌溉两岸农田，对以郢都为中心的农业水利灌溉带来极大便利。据考证，这项水利工程比西门豹引漳十二渠早200多年，比都江堰工程早350多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人工运河。
由此可见，孙叔敖可以算是中国第一位水利专家，他为李冰，郑国等后继者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兴修水利，才是真正的流芳百世，遗泽万年。
孙叔敖做的第二件大事，就是整顿楚国的军制和军法，以增强楚军的战斗力。他花了很大的工夫研究楚国从前的军事制度，对楚军进行了军事制度改革，规定：在行军时，右军跟着主将的车辕所向而进退；左军负责搜寻干草柴薪以资宿营；前军举旌旗开道以侦探敌情，以防不测；中军综合处理各方情报并策划战术方针；后军以精兵为殿，随时策应。他还为各级军官规定了所用旗帜，以表明其地位与职司，并依此而行动。这样，孙叔敖将军队分为五个部分，五军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组织严密，灵活作战，做到军政不必等待命令而完备，从而具有了更大的战斗力。
此外，孙叔敖还改革了庄王亲兵的建制，他将王卒分为左右二广（注意，这个字念去声），每广有战车30辆，每广又分为左右两偏，右广负责早晨到中午的警卫，左广负责下午到晚上的警卫，无论何时都处于战备状态。经过孙叔敖的改革，庄王的这支王卒部队被训练成了一支时刻戒备，精锐无比的特种部队，这支部队日后在多次战争中扭转战局，成为了楚庄王手中的一张王牌。正因为孙叔敖进行了这些有效的军事改革，楚国的军事力量比之前的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更加强大，这才有了打败晋国抢夺霸权的实力。
第三件大事：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孙叔敖的父亲蒍贾曾在楚国长期担任工正，也就是掌百工之官。工程营建可说是孙叔敖的家传本事。
比如公元前598年，为了加强楚国北境的军事设施建设，支援楚庄王征服宋国，孙叔敖在淮汝之滨筑沂城（今河南正阳境）。在筑城期间，他使用了量化管理的方法，遣封人(主城筑之官，相当于建设局局长)筹度工程，上报司徒（掌役徒之官）。封人详细计量工程、时间、人员、材料，以供孙叔敖均衡调配运料和筑城人工，规定取土取水的远近地点，巡视城基范围而加以调整，及时准备粮食，并选定监工负责之人，结果三十天就顺利实现了预定计划。这项工程不仅建立了楚北进之基地，加强了与晋争战的实力，而且也说明孙叔敖重视科学技术，具有突出的组织才干。
总之孙叔敖就像楚国的总设计师，他对国家政府各部门的关系与运作，都管理的井井有条，事无巨细，无所不通，有这样的全才为庄王筹谋规划，楚国的霸业怎么能不日渐鼎盛呢？
第四件大事，率先垂范，整顿吏治。
孙叔敖不仅才能出众，而且谦逊仁厚，自律廉洁，是个大清官。据刘向《说苑·敬慎》载，孙叔敖出任令尹时，百姓官吏皆来送礼说好话，祝贺他升官发财，却有一位老者身穿粗衣，头戴白帽前来吊唁，这是在咒人死啊，换做旁人，不把他下大牢，也要抓住揍一顿，可孙叔敖却一点不恼，反而衣冠出迎，诚心请教道：“敖自知才能低微，不堪任令尹重任，只是我看大家都来祝贺，老先生却为何单单来吊我呢？”老者道：“我听说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恶之；禄厚者，招怨之！我来吊你，岂不宜乎？” 孙叔敖连忙对那父老恭恭敬敬地鞠躬道：“敖谨遵教诲，老先生还有什么话，请一并吩咐了吧！”那老者见孙叔敖态度诚恳，便语重心长地告诫他说：“爵位越高而越关心百姓，官位越大而权欲越小，工资越高而越廉洁，你只要谨守这三句话，就可以当一个好令尹了。”
这个故事说明孙叔敖出任令尹，受到吏民的关怀，纷纷告诫，而孙叔敖亦虚怀若谷，认真听取，故能勤于职守，处处自律，留下了许多历史佳话：
据说孙叔敖的妻子从来不穿绸缎等名牌服装，他的马也从不吃小米等上选饲料；另外，他出行乘坐的都是竹木做的破车子，而驾车的马也是瘦弱不堪的母马；还有，他身为令尹，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却布衣粗食，常常烙饼菜汤就打发了一顿，好不容易打次牙祭，吃的还是咸鱼干。楚国乃鱼米之乡，一个相国想吃点鲜鱼，应是极容易也是情理中的事，孙叔敖却简朴到吃咸鱼干，结果吃得“面有饥色”（见《韩非子 外储说左下》），这样的一国之相简直闻所未闻。后来蜀汉丞相诸葛亮也说：“昔孙叔敖乘马三年，不知牝牡，称其贤也。”其实这两位都是千古贤相的典范，就算放到现在，也是所有官员学习的榜样。
孙叔敖如此廉洁，连他的警卫员们都看不过去了，都说：“开名牌车出行才安全，用健壮的马拉车车才跑得快，穿狐皮大衣才暖和，大人你何苦要这么折磨自己呢?”孙叔敖回答说：“我听说君子穿的越好，就越恭敬；小人穿的越好，就越骄傲。我这个人没什么德行做君子，所以不敢穿好衣服啊！”
另外，据《孙叔敖碑》记载，孙叔敖“专国宠权而不崇华，一旦可得百金，于殁齿而无分铢之蓄。破玉块不以宝财遗子孙。……病其临卒，将无棺椁”。孙叔敖为官多年，家中却没有积蓄，临终时，连棺椁也没有。真是令人感动啊！
另据《史记 滑稽列传》载，孙叔敖卒后不久，“其子无立锥之地，贫困负薪以自饮食”（成语“负薪而食”、“立锥之地”典出于此），足见孙叔敖生前两袖清风，死后一贫如洗，堪称念国忧民、廉洁自守的“廉吏”。于是上行下效，楚国的吏治一时相当清明。
第五件大事，加强法制，不徇私情。孙叔敖不但是个“廉吏”，还是一个“循吏”（循：循理也，即依照原则行事），司马迁在《史记 循吏列传》中将其列为“循吏”第一人，足见孙叔敖在执政中多么注重法治和公平。在孙叔敖为相期间，他亲自动手完善了楚国刑书《仆区》，健全法制，并执法如山，不循私情。据《说苑 至公》记载，原令尹虞丘子家里有个人违反了法律，孙叔敖却并没有顾念老上司的面子，而是把那人抓起来处死以明证典刑。得知这件事后虞丘子非但没有怀恨在心，而且十分高兴，并称赞孙叔敖说:“令尹奉国法而不党，施刑禄不骫，可谓公平”。
由于孙叔敖奉公律己，带头执法，楚国吏治清明，人民生活比较安定。据《史记·循吏列传》载，孙叔敖执政后，施政教民，使得官民之间和睦同心，世俗盛美，执政宽缓不苛却有禁必止，吏无奸邪，民间也少有盗贼发生。秋冬农闲季节则劝百姓进山采伐林木，待到春夏便借上涨的河水把木材运出山外卖钱，于是百姓们各得其所，生活安乐，以至“道不拾遗，门不闭关，而盗贼自食。”（刘向《列女传》）
第六件大事：求真务实，予民便利，不令而行。孙叔敖不但自律廉洁，而且为官爱民如子，一切以百姓的福祉为要；而且他这个人和其他官员不同，他非常重视百姓对政令的接受程度，求真务实，从不搞形式主义。据《史记· 循吏列传》载，当时楚国通行贝壳形状的铜币，称“蚁鼻钱”，庄王认为这种钱币太轻，很不上档次，就下令把小钱改铸为大钱；但实际百姓用起来很不方便，商人也纷纷罢市。管理市场的官员向孙叔敖报告说：“市场乱了，老百姓无人安心在那里做买卖，秩序很不稳定。”孙叔敖听后，立即命令罢去新币，恢复旧币，结果“下令三日而市复如故”。
《史记》还记载：楚人爱坐矮车，以牛驾车，坐起来更加安稳。楚庄王发现后，心里就想：矮车无法驾马，只能民用，未免浪费，不如下令将所有牛车加高，平时作为乘车，战时便可直接作为战车，驾马出征，这岂不是一举两得，还减少开支吗？
不料孙叔敖却坚决反对：“大王的想法很好，但朝堂下的命令太多，只会引起老百姓的反感。微臣有一计，只要将闾巷的门槛加高一些就行了。乘车人都是有身分的君子，他们不能为过门槛频繁下车，自然就会把车的底座改高了。”庄王许之。结果，过了半年，上行下效，贵族们都自动把坐的车子改高了。太史公评论孙叔敖说：“这就是孙叔敖不用下令管束百姓就让人们自然顺从了教化，近者视而效之，远者望而法之。所以孙叔敖三次荣居相位并不沾沾自喜，他明白这是自己凭借才干所得；三次离开相位也并无悔恨，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有过错。”
正因为孙叔敖为官求真务实，一切以百姓的福祉为要，所以他深受百姓爱戴，如今在我国南方的很多城市，都建有“孙叔敖祠”，被千秋万世景仰。
从以上记载来看，孙叔敖真是我国古代首屈一指的贤相，荀子、司马迁、韩婴、郦道元、李贽等历代名士都曾著书写过孙叔敖的事迹，并高度赞扬了他的政治、军事才能和科学技术知识。但是，这么一个几百年才出一个的大人才也需要一位几百年才出一位的明主慧眼识珠才能善用他。正如《吕氏春秋》所言：“世人之事君者，皆以孙叔敖之遇荆庄王为幸。”楚庄王在位期间对孙叔敖言听计从，信任的无以复加，但你们要知道，孙叔敖虽然行事稳重，其实年岁一点儿也不大，他比年少即位的楚庄王还要小上两岁，初任令尹时还不到三十，俗话说“嘴上无毛，办事不牢”，但楚庄王居然敢于把军国大政交给这样一个没有任何行政经验的年轻小伙子，并始终信任，授权，让孙叔敖放手去发挥，这是怎样的一种绝对信任和喜爱啊！公元前593年三月，年仅三十八岁的孙叔敖病逝。
两年后，公元前591年，年仅43岁的楚庄王也带着满腔的遗憾离开了人世，这对生前政治上最好的拍档和生活中最好的兄弟，终于在黄泉之下相会了。楚庄王和孙叔敖，秦穆公和百里奚，他们都是春秋历史上主明臣贤，君臣和睦的典范；秦穆公能在牛口之下将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奴隶带回秦国加以重用，楚庄王能于云梦之泽将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提拔为令尹授予军政大权，这是怎样一种非凡的见识和气魄。而相对于秦穆公百里奚这对老年伙伴，楚庄王与孙叔敖这对年轻搭档更像是划过天际的流星，光芒璀璨而短暂，哪怕在夜空只有刹那芳华，都能给世人无穷的绚烂、凄美和震撼的感觉，留给后人无限的敬仰和叹息，为什么真正的天才生命都是如此的短暂，难道连老天爷都在妒嫉他们吗？
而在另一方面，楚庄王与孙叔敖这对黄金组合，也与刘备诸葛亮很像。都是三顾茅庐、都是重用年轻人，都是如鱼得水。而孙叔敖也与诸葛亮一样，都是青年才俊，都居于楚地，都很廉洁奉公，都是军政全才，都是精于营建，也都是英年早逝。只不过，诸葛亮凭借一部《三国演义》登上神坛，而孙叔敖只能在默默无闻中兢兢业业，坦然心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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