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期《库叔说》中，他再次以自身经历告诉大家：成功不能走捷径，要把事情做好，必须要下笨功夫。
嘉宾 | 刘震云
主持 | 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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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事情做好，必须要下笨功夫
瞭望智库：您之前在北大国发院毕业致辞上说：“我们民族最缺的其实就是笨人”。为什么这么说？这个“笨”体现在哪里？
刘震云：北大是我的母校，我的同学跟我关系特别好，说他的学生要毕业了，邀请我发言，所以我去说了一些话，仅此而已。这些话未必经得起推敲。
现在想想，我也没说什么，就说在北大上学的时候觉得锅塌豆腐还不错，大家现在还会议论刘震云爱吃的锅塌豆腐。
而且，我也没想到这些话的传播范围会那么的广。我觉得，可能因为我说的都是真心话、老实话、质朴的话。
另外，我告诉将要毕业的师弟、师妹们：
其一，走近路不可能成功；
其二，靠突击不可能成功。
从长远来讲，要把一件事情做好，确实要下“笨功夫”。
“笨功夫”有两种：
首先，要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
选择正确的道路很艰难，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喜欢走捷径、搞突击。
其次，不要想着占便宜。
生活中聪明人是不是太多了？有时候，我不愿意跟 “聪明人”打交道，他们有一个极大的特点：比较爱占人便宜，无论是语言上还是物质上。
瞭望智库：您一直教育女儿“要如小火慢炖般”把事情做好。我们现在处于一个非常的浮躁时代，很多父母都不希望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您怎样看待焦虑的父母及其教育方式呢？
刘震云：第一，我从来没有教育过雨霖导演。我们都是在平等地讨论一些事情，谁都有可能是对的或者是错的。
第二，我不知道人生的起跑线在哪里。
2岁、5岁就是孩子的起跑线吗？以我自己为例，小学和初中成绩都特别差，到高中开始稍微好一些，最后在部队认真学习，而且全部通过自学。
人生的“起跑线”并不意味着大家都在同一个“出发点”。
真正的起跑线，是每个人触动自己心弦的那一刻——这根弦决定了你的人生方向和未来的人生轨迹。
另外，我发现95%的人都不能把自己会做的事做好，就是因为父母一直要求他在这个起跑线上和别人竞争，导致他自己的事都做不好。
如果一个人能把自己会做的事情一次性做好，那他就一定是特别优秀的人才。
瞭望智库：您真的经历过您说的“一个笨人的成长历程”吗？
刘震云：我觉得大家的成长历程不会有太大的不同，只是不同的人选择了不同的人生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生活态度。
在我看来，写作这一行有两种：
一种是投机性质的写作。
别人喜欢什么就写什么，这样很快就能得到别人的认可。
因此，一些国外的评论家和出版社对中国产生了一个固定的印象，与中国的现实状况相差很远。比如，他们觉得：
中国人就像清朝一样，说不定还绑着小辫；
中国人特别木讷，特别沉默；
中国人没有幽默感……
其实，中国人并不是那样的。
他的生活背景可能比较艰难，但是，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特别透彻的思考。所以，才会出现像小林、三百万灾民、李雪莲、牛小丽、杨百顺和牛爱国这样的人物。
另一种是不以取悦于人为目的的写作。
实际上，走一条不被外界所左右的道路，结果未必那么差。
我的作品传播到海外，在时间上是滞后的。但是，近两年，我的作品像“蝴蝶效应”一样，不断被翻译成各种语言，传播到世界各地。
外国人可能突然发现了“另外一种动物”——原来还可以用幽默的态度讲自己对世界那么深入的思考。
有国外媒体评论：“刘震云的作品是用最幽默的方式来探讨最深刻的哲理，用最质朴的方式来描述最复杂的事物，用最质朴的语言搭建最奇妙的艺术结构。”
一位叫豊崎由美的日本书评家说得很到位，她说，“刘震云写出了中国老百姓的肺腑之言，写出了那些被忽略人群被忽略的情感。”
这的确是我创作的初衷、支撑点和动力。
瞭望智库：现在，很多作家涉足新媒体，开个公号，时不时发表一两篇短文，最后攒成一本书。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这种方式会不会影响作品质量？
刘震云：对这种现象，我不是特别了解，也没有读过这样的书。
不过，这样的创作方式确实就不能叫写作。因为写作不但体现在写作的过程中，更体现在写作之前的思考上。
把一个故事、一段情绪、一个细节写好，这只是写作的一个特别初级的阶段。故事结构、人物结构以及它们反映的哲学内涵才是重点。
通过人物对话渗透出哲思，是一个特别费思量的过程。
这个过程就好像蒸包子，如果馅很少、面皮特别厚，就特别容易蒸，但是不好吃；要做好包子，调馅是关键，把馅调得与众不同、喷香可口，皮要擀得特别薄。这样，花了大工夫，蒸出来的包子才有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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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擅长的，对于电影是没有用的
瞭望智库：有网友评论说“刘震云是一个体制内外都能玩得转的人，娱乐严肃都能搞，能写作能编剧，还能在电影里面客串角色”。您怎样看待这种评价？
刘震云：如果这样的话，他可能还落了好多条——我还能喝水、能吃饭；我去菜市场还会买菜、还会骑自行车、开车、坐地铁、坐高铁；另外，晚上我可以睡觉，一觉睡八九个小时。
大家看到的可能只是表面。
一年中的确有几天我会接受媒体采访，因为书宣传的需要。我并不是365天都这么闹腾。顶多闹腾15天，剩下的350天都是属于我自己读书和写作的时间。
像电影宣传，我也不是全程去做，偶尔去一两次被大家看到了。就好像我一年吃了两回肉，但是大家看到了，就觉得我一年365天顿顿吃肉。其实其它时候，我吃的可能是倭瓜、黄瓜、青笋或者窝头。
另外，我的小说被改编成电影的数量其实不多，可能因为影片的质量还不错，所以大家觉得很多。电影并不是每年都拍，可能会5年会拍1部。比如《1942》拍了19年，在这之前是《手机》，那也是十几年前的事。
而且，这些工作并不是我做的，是导演做的。我不能把导演的工作说成是我的。那样的话，导演就急了。
瞭望智库：很多导演热衷于把您的小说翻拍成电影，您作品的哪些特点吸引了他们？
刘震云：我的小说并不适合改编成电影，因为不具备电影的一些基本元素——完整的故事、相对集中的人物、整体较快的节奏，等等。改编我的小说比其他作品难度更大，从这一点上来讲，小刚导演付出了很多努力。
我的小说表面上相对散漫，而背后的逻辑和道理是紧凑的。但是，这些对电影都没有用。而小刚导演可能会超越这些电影元素，看到一部小说背后反映的一种生活态度。
比如，他拍《一地鸡毛》的时候，就比较有把握。而且，他认识到小和大之间的关系——小林家一块豆腐馊了，他觉得比八国首脑会议更重要。
《1942》没有任何故事性，没有任何情节，也没有相对集中的人物。他看到的是用一种幽默（甚至有些荒诞）的态度来描述一场民族灾难。
刘震云：在写剧本的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艺术形式，我对剧本的把握绝对没有像职业编剧那么好。
首先，电影是有时间限制的，要在2到2.5个小时里把人物的命运和关系讲透彻，需要另外一种讲述方式。
电影就像一条奔腾的河流，要求人物的命运和情节流动的速度特别快。如果和山崖有落差的话，掉下来就是瀑布。还有点像大海，表面的浪花并不是特别重要，重要的是海水底部的涡流和浅流、潮涨和潮汐。
而小说最擅长的是讲一个人、一个情节、一个细节的前因后果。这种枝枝叶叶的来龙去脉是小说最舒展的地方，比如对一个人物的心理动机的描写，电影里是没有用的。
瞭望智库：文化综艺类节目特别热，您也参加了《向上吧诗词》，您觉得这类节目能给观众带来什么？
刘震云：我很少上电视节目，因为我不知道上了电视应该说些什么。仅仅是因为参加《向上吧诗词》之前，我恰好读了唐诗和宋词。
另外，节目的导演是我的好朋友，我们来自同一个省一个县一个乡一个村。在这个节目中，我确实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李商隐、苏轼、纳兰性德的诗词。因为不同的选手和嘉宾，对诗词都有自己的理解，有些可能是我过去没有想到的。
至于根据我的作品改编的那些电影，是因为小刚导演、雨霖导演说：小说是你写的，你对里边人物的内心深处比较了解，能够把剧本写得更深入一些。
另外，我和导演是好朋友，他在拍片子的时候，我可能会探一下班。有时候，导演可能说：刘震云你过来玩一玩。这里缺个群众演员，你就坐着吧。
我不是一个特别爱惜自己羽毛的“孔雀”，就在那坐一坐。
大家觉得刘震云好像在演电影，但是，大家可能都没注意，电影拍到我就那么两秒，就好像坐在瞭望智库镜头前面的刘震云，出镜也就是四五十分钟而已，时间很短。
3
灵感是一种非常浅俗的说法
瞭望智库：您在《手机》中说手机是个“大炸弹”。小刚导演说“不查另一半的手机，才能白头偕老”。现在，距离《手机》出版已经有十多年了。您还觉得手机是个“大炸弹”吗？
刘震云：首先，我没认为手机是一个大炸弹，而是这个书里的人物这样认为。“他认为”跟“我认为”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作者最好的状态就是在作品里头“没想法”。
那么谁该“有想法”呢？就是作品里的人物。不同的人物审视这个世界，会有不同的想法。比如，牛小丽是一个农村的姑娘，她对世界的看法和她的生活态度肯定和李安邦这样的省长形成反差。他们的相互映照就构成了一个整体的世界。
当然，有的作者会在作品里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这些人物。这些人物并不愿意承担这些负担，但是，他们无法反抗。
在有些文学作品中，剧情到这里，就不应该这么转折。是谁让他转折的？是作者。
作者应该站在作品的背后，这才是最好的写作方式和理念。
至于《手机》这部作品，主旨并不是一个人手里拿了一个通讯工具，而是整个时代的变迁。如果没有这个道具，这部小说仍然是成立的。
瞭望智库：您的新书《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刚刚出版，可否给读者们介绍一下？
刘震云：这本书跟我之前的书有很大不同。因为我其他书中的人物关系比较紧密，而且就只有一个主人公。
而《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有四个主人：一个农村姑娘，一个省长，一个县公路局局长，一个市环保局的副局长。他们四个人本来素不相识，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和事，通过事物背后的联系和逻辑突然就“打着”了。
所以，这本书本身对我的吸引力就很大。
另外，这部小说特别注意空白的描写，因为大家都觉得《吃瓜时代的儿女们》的主角应该是“吃瓜群众”。
其实，吃瓜的群众在书里并没有出现。而是看了这本书，你本身就是吃瓜群众。
这部小说把空白（也就是没有写的人物）给写出来了，对我确实也是一个挑战。
这本书读起来还是比较带劲的，因为读者会有一种带入感，可以参加到这个创作里边。
另外，读者会发现这部作品与之前的相比会更加幽默。我之前小说的幽默是可见的，而这本书的幽默藏在事情的背后。
过去的作品可能你笑一回两回，这回可能可以笑三四回。第二天清早，或许还可以引起你的掩卷叹息。
如果能达到这种效果的话，这本书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瞭望智库：您刚才说创作一部作品最重要的是思考。那么，创作这本书之前，您经过怎样的思考呢？
刘震云：因为不同作者的写作习惯不同，有些从故事开始，有些从人物开始，我觉得都无可厚非。
但是，我写作首先考虑的还是故事结构和人物结构，因为这些结构需要仔细的思量，而故事和人物比较好编的。
我首先从故事结构和人物结构出发，来搭建这个主体结构。这个过程确实很费思量，因为不仅仅是要考虑怎么把这个事情给圆了，还要展现出事情背后隐藏的那些微妙道理和哲思。所以，我思考可能花的时间比较长一些。
另外，思索对我而言是一种乐趣，首先体现在动笔前的过程中。所以，我说一个作家的写作并不是起始于动笔，而是在还没写的时间里。
瞭望智库：您的作品当中的描写了很多小人物的生活，您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哪里呢？
刘震云：我不是很赞同写作需要灵感，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浅俗的说法。
第一，一点灵感是不能够激发一出一部作品的；
第二，这样的写作就太容易了。
我觉得灵感只会产生某个细节，就像《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的车祸案、洗脚屋、微笑哥等。
但是，没有这个因灵感而来的细节行不行？绝对可以。
一个作品的主体，特别是它的结构，主要还是来源于思考。
思考是一部作品的生命，而不是灵感。灵感只是偶尔的细节闪现而已。
《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是著名作家刘震云暌违五年的又一力作。
四个素不相识的人，农村姑娘牛小丽，省长李安邦，县公路局长杨开拓，市环保局副局长马忠诚，四人不一个县，不一个市，也不一个省，更不是一个阶层；但他们之间，却发生了极为可笑和生死攸关的联系。八竿子打不着的事，穿越大半个中国打着了。于是，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深陷其中的人痛不欲生，看热闹的吃瓜群众却乐不可支。
刘震云用老辣之笔，剖析了吃瓜本质；用慈悲之心，探寻了荒诞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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