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苏联学习：20世纪50年代中国“针灸科学化”的历史面向

编者按：

新中国成立后，学界大力吸收以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学说为代表的苏联医学，开展针灸科学化研究。具体体现在经络理论与针灸机制的“科学化”重构，开展穴位测电与皮肤活动点的实验研究，发明并广泛应用中西结合针灸疗法等方面。“学习苏联”构成了当时“针灸科学化”的重要一端，也对当代中国针灸学的形塑产生了显著影响，促使针灸科学化发展由外部驱动转变为自发主动；同时，在此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传统医学与现代科学间的摩擦与容适。梳理这段史实，分析得失利弊，总结经验教训，对当下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提供历史借鉴。

——文章来源为《中华医史杂志》2022 年第52卷第3期 《向苏联学习：20世纪50年代中国“针灸科学化”的历史面向》

作为中医传统疗法之一，针灸在近代虽历经清末道光帝“禁针诏”和民国时期“废止中医案”等波折，但因备受中国共产党的重视，自延安时期便处于医疗保障的前线。新中国成立后，在提倡发挥针灸医疗价值的同时，用科学方法整理与研究针灸也成为这一时期中医工作的重要议题。尤其在全国“学习苏联”的广泛动员下，针灸工作者从以巴甫洛夫学说为代表的苏联医学中找到新的阐述路径，针灸的实验研究与临床运用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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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巴甫洛夫学说

新中国出于对意识形态和国内外现实环境等因素的考量，制定并实行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选择全面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学习。1950年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此后学习苏联在新中国大地上渐成风气。1952 年6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一文，号召“发动一个广泛深入的学习运动来学习米丘林生物科学，以及由它指导的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学说”，中国生物学、医学界广泛学习巴甫洛夫学说的运动由此起步。1953年8月21日至9月29日，中央卫生部在北京举办为期1个多月的“巴甫洛夫学说学习会”，来自全国各地的107位生理学、心理学、病理学等各科教授、研究人员及临床高级医生和163 位旁听人员参与本次会议。

巴甫洛夫学说的创始者，伊万·彼德罗维奇·巴甫洛夫（Иван Петрович Павлов），1849年出生于俄国，是著名的生理学家、心理学家、医师，也是高级神经活动生理学的奠基人。其学说中心内容是：神经系统对人体各器官起领导作用，神经功能由大脑皮质主导调节，兴奋和抑制为神经活动的两个基本过程。巴甫洛夫学说不仅是当时苏联医学工作者的指导思想，也被视为“唯物”的社会主义医学的代表，优越于“唯心”的西方资本主义医学理论，因而成为医学界学习苏联的主要内容。“新医学思想就是苏联先进伟大生理学家巴甫洛夫的思想方法”、“要树立辩证唯物论的医学观点，划清与唯心论或机械唯物论的界限”等观点成为彼时学界之共识。

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召开，大会交流和总结了过去卫生工作的经验，讨论并确定了新中国卫生建设的方针。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在会上提出“中医科学化”与“针灸科学化”议题。在实践过程中，被视为“新医学思想”的巴甫洛夫学说成为开展“针灸科学化”的重要指导，学界对其学习和运用主要体现在理论改造、实验研究、临床创新3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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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改造：重构针灸作用机制

“新针灸学”的代表人物朱琏是较早运用巴甫洛夫学说重构针灸理论的针灸学家，其在《新针灸学》中一改传统经络学说的理论指导地位，主张：“针灸所以能治病，主要由于激发和调整身体内部神经的调节和管制的机能”“针灸治病离不开大脑皮层高级中枢参与”。她还借助现代神经解剖学知识认识腧穴，认为经络与神经大体吻合，改变以往循经布穴的做法，将腧穴完全按照解剖部位编排。该书在20世纪50年代作为全国针灸学习主要参考教材，在业内产生了较大学术影响。持类似观点的尚有同时期的焦国瑞、何焕奎、司徒铃等针灸家。如焦国瑞认为，针灸刺激经由复杂的神经反射过程，引起神经机能活动上的改变，从而产生调整神经机能的作用。

鲁之俊的《新编针灸学》是此时期另一部影响较大的针灸专著。他认为针灸的效能与苏联的“神经病学说”（注：即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生理活动学说）相符，其作用机制在于：调整自主神经之兴奋或抑制、增强造血器官机能和消炎止痛。他还主张“针灸对神经的兴奋或镇静，正是激发神经对于本身的修复调整代偿机能”。

此外，马继兴、朱式夷等学者在学习巴甫洛夫学说后，认为针灸作用源于对局部组织的刺激。即针法“通过机械性刺激影响肌肉组织的本体感受器，包括横纹肌的肌梭及筋腱的高氏器，只要经过捻转后压迫感受器产生酸胀的感觉，就可取得效果”。魏如恕、王丽琛等则认为针灸通过激发自主神经，尤其交感神经而起主导作用。

以上各家观点尽管有些许差别，但皆是运用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学说重新阐发、研究针灸机制的代表。这一时期，运用苏联“先进医学”重建针灸学理成为学界践行“针灸科学化”之路的共识。而借助这一学说内容，将穴位等同于“刺激点”，将“补法”与“泻法”理解为“兴奋”和“抑制”，也成为当时的普遍做法。正如时人赞赏道：“中国针灸医术建立在神经系统学上，高级神经活动学说是为中国针灸医术奠定新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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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研究：探索穴位测电与皮肤活动点

随着中苏两国在“蜜月期”的紧密联系和交往，“针灸科学化”已不限于理论应用，更多的苏联医学新成果被引入针灸实验研究中，穴位测电和“皮肤活动点”的发现与应用正是其例。

“皮肤活动点”最早由苏联医学科学家发现，是皮肤电位测定实验的产物。苏联学者认为“这些活动点的分布位置与中国针灸治疗用的某些'穴位’或'痛点’相吻合，是和内脏器官有着更明显和固定的反射联系的皮肤部位”。这一发现给国内针灸工作者以启发，认为苏联科学家测验神经电位的仪器“把中医几千年来所累积的经验'针灸穴位’的窍门打开了”，“是解决中医、中药和针灸问题的主要工具”。在此基础上，国内多家临床及研究机构相继开展实验，鼓励使用科学工具来对高等动物及人体，做有关皮肤活动点反射机制的种种实验，以“加强巴甫洛夫学说和中国医学的结合”。

利用测定人体皮肤生物电来研究人体经络现象是此时“针灸科学化”研究的又一主要内容。当时学界已普遍接受经络与神经系统有密切关系、皮肤活动点与穴位分布相符合等观点。在此思想基础上，有学者认为，在神经反射的关系下，皮肤活动点可以作为穴位（经络）与神经系统之间有关系的佐证；进一步提出经络传感的神经假说，如腧穴（感受器）兴奋使神经冲动依次传导、连锁神经反射等 。以天津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经络研究小组为代表的实验团队，采用电传导方式研究经络，发现利用直流电通过经络测定器可以观察到经络活动现象。还有研究者通过对皮肤电位测定的观察实验，提出依据电位变化可证明经络存在。其他相关实验，如皮肤导电、针刺感觉传导与经络关系、针刺特异性穴位与内脏活动的影响、针灸对体内某些化学成分影响等实验研究，也陆续在各医院、研究机构普遍开展，推动了“针灸科学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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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创新：发明中西结合针灸疗法

巴甫洛夫学说在这一时期针灸的临床使用中也显示出优越的指导作用。如针灸师何若运用该学说的条件反射的阻抑法则改良进针方法，创造出“啄诱快刺法”。桂林市结核病防治所在观察针灸治疗81例肺结核后，认为（针灸能）唤起神经或停止某一器官的机能的活动，如肌肉收缩、腺体分泌，并运用巴甫洛夫学说提出治疗假设。魏稼等人在学习巴甫洛夫学说后，认为消化性溃疡的发生与大脑皮层有密切关系，进而提出施以针灸刺激神经系统来达到治疗目的。此外，在针灸治疗眼病、急性胰腺炎等疾病的分析报告中也不乏见到巴甫洛夫学说在其中的运用。

同时，学界也开始尝试将巴甫洛夫学说与针灸操作结合起来，以创造新的治疗方法。如朱龙玉在学习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学说后，借鉴苏联医学使用的电麻醉和电催眠等治疗手段，提出“在针上加以电流”的电针疗法。他通过动物实验，证明电针刺激“能引起血液中白血球数目的剧烈增多和其噬菌作用的增强”，并认为这种电针通过神经机制治疗器质性疾病，反过来更加证实了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正确性。据其介绍，电针疗法可以用于治疗神经、消化、呼吸、泌尿生殖、肌肉关节风湿、皮肤病及精神病等7类病中的七十多种疾病。

这一时期的医学工作者还发现，将药物注射在某处周围神经可对全身性疾病产生治疗作用，于是将针灸与封闭疗法相结合，形成了“神经注射疗法”，又称“穴位注射疗法”。1957年，《浙江日报》首次刊文介绍了此疗法。1958年，朱龙玉等人开展了神经注射疗法实验，并总结出版了《神经注射疗法》。该书介绍了神经注射疗法的部位、药物选择、操作方法、临床治疗及实验观察，并探讨了这一方法的效用。此后，穴位注射疗法逐渐在国内推广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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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苏联医学的积极影响

经过几年的发展，我国医疗事业在学习苏联过程中已取得相当成效。1959年8月，中央卫生部召开了全国中医经络、针灸学术座谈会，会上宣读并讨论了大量学术论文，集中体现出这一时期“针灸科学化”的成就，其中就包括在巴甫洛夫学说影响和指导下进行的各项针灸实验、临床研究和理论探讨。总的来说，上世纪50年代的“向苏联学习”，对针灸学界研究起到了一定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2个方面。

其一，巴甫洛夫学说为探索传统经穴理论和针灸治疗机理提供了一条新的解释和研究路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学界进行“针灸科学化”的努力尝试。长久以来，针灸原理与经络学说由于一直找不到实质性生理结构而备受质疑，而用巴甫洛夫学说能解释、证明针灸的“科学性”。如针灸的远端作用，有学者认为“过去用魏尔肖（Rudolf L.K. Virchow，又译作'魏汝啸’，德国著名病理学家）的细胞病理学说是解释不了的。只有用苏联先进的医学理论'神经病理学’'巴甫洛夫生理学’'大脑皮质反射学说’等理论方可说明”。此外，如“皮肤活动点”、电位测定等苏联医学研究新成果的引入，则丰富了针灸研究的内涵，其催生出的如电针、穴位注射等新针灸疗法至今仍运用于临床实践。

其二，巴甫洛夫学说的运用，使针灸在某种程度上更易被学习和接受，促进了针灸在国内与国际上的传播与推广。国内方面，在20世纪50年代“西医学习中医”运动的前期，“巴甫洛夫化”的针灸学简化了西医学习针灸的难度，帮助了西医对针灸的理解和运用，推动了针灸技术的普及。国际方面，1955年，首批来华的3位苏联医学工作者学习了针灸理论技术，并聆听了朱琏对《新针灸学》的系统讲解。此后，蒙古、朝鲜等国也陆续派医师来我国学习、研究针灸。他们所学的均是在巴甫洛夫学说影响下的针灸学理和实践操作，回国后继续从事针灸事业，推动了针灸的国际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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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苏联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国内全盘学习苏联的做法，逐渐显示出忽视国情的弊端。在针灸界，同样因忽视学科自身特色与发展规律，出现了生搬硬套的做法。巴甫洛夫学说固然可以代表当时苏联医学取得的新成就，但人为地拔高其学术地位，以之指导一切研究活动，并未遵循中医药发展的自身规律。当时即有学习者认为“中医并非不科学，西医也并非绝对科学，都要从巴甫洛夫的神经活动学说建立新的科学的发展指标”。然而实际上，后来的一些研究结果证明其立论并不可靠。如皮肤活动点与穴位对应关系的研究，根据上海第一医学院生理学教研组进行的实验观察，结果显示针刺腧穴与腧穴皮肤电的关系并不恒定，无法成为“皮肤活动点”与经络腧穴完全对应的确凿证据。20世纪80年代，研究人员进一步发现“皮肤活动点与腧穴有许多是不重合的。这就使得经络的存在并不能依靠电位测定研究而证实，仅仅对进一步揭示经络实质有所提示”。

另外，针灸作为彼时苏联医学研究的一个领域（苏联人称之为“反射疗法”），其传统理论并不为大部分苏联学者所熟悉，他们更重视现代医学的生理、解剖等概念，在临床上也往往强调神经反射作用，并非按照中国针灸理论进行取穴，更缺乏全面的辨证论治。这些观念和做法传入中国后，造成了一部分针灸研究者的盲目学习和效仿。

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傅连暲曾坦言，“套用”苏联的做法，“没有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有机械硬搬的现象；有时将不成熟的学习经验予以宣传和推广；对于苏联先进医学理论的理解和运用有时不够深入”。1957年《健康报》发表社论呼吁：“我们学习苏联必须是要紧紧地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密切联系中国的实际，正确掌握和运用苏联的经验。”一些针灸从业者也开始反思，如承淡安谈到：“巴氏学说……不是专门为结合中医或针灸而设立的”“把巴氏学说当做祖国医学理论代替品来看待，予以生硬的结合……只会把祖国医学和巴氏学说弄得驴唇马齿，不伦不类”。随着对经络理论与实质问题思考的不断深入，承淡安最终放弃了用巴甫洛夫学说解释经络实质及针灸作用原理的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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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与思考

20世纪50年代，巴甫洛夫学说在我国针灸界乃至整个医学界的广泛运用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并对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外部环境和国家力量的推动成为这一显著影响产生的重要原因。出于当时“优先考虑”国家意识形态的普遍做法，及实现“中医科学化”“针灸科学化”的强烈要求和愿望，巴甫洛夫学说作为苏联医学的优秀代表，被视为“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学说的哲学观点相符合，是辩证唯物论的哲学观点，具有无上的科学性以及理论性”，在“全面学习苏联”的号召和浪潮下，被针灸界广泛接纳和推广运用是顺理成章的。而以巴甫洛夫学说解释、研究针灸理论、机制，也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针灸科学化”的一个显著方面。

针灸传统的治学方式自近代“科学化”思潮以来即有所改变，而全面学习苏联的做法又进一步加深了影响。20世纪50年代的针灸研究，不仅理论阐发出现新义，更拓宽了实验和临床研究的视角与途径。其中有关经络探测、电针运用、穴位注射的发明及相关科学研究的开展，在这一时期蔚然成风，至50年代末期也并未随着中苏关系交恶而烟消云散。尽管一些书籍——如朱琏《新针灸学》——在20世纪80年代再版时，删去了苏联医学的相关内容，但“针灸科学化”乃至“中医科学化”的进程，已然由外部干预和驱动转变为自发行为，吸收和运用现代医学开展研究已发展为现代针灸（中医）的主要内容之一。

传统医学发展与现代科学化研究二者自结合起即存在摩擦与容适。学习苏联作为当时学界进行“针灸科学化”所做的主要尝试，其历史经验与得失利弊引人深思。正如1958年有学者反思道：“进行现代医学的研究与发扬祖国医学的工作，是具有统一性的。……必须要在充分尊重中医的传统经验及固有理论体系的前提之下，运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来整理祖国医学的学理和总结实践经验，才能使祖国医学的精华不受或者尽可能地少受埋没，才能很好地完成继承与发扬祖国医学的历史任务。”时至今日，如何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传承精华，守正创新”，仍是学界需要思考和研究的重要问题。

编辑/郝鸣昭

校对/耿    华

审核/王烨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