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宪问》）
朱子注曰：“此亦原宪以其所能而问也。克，好胜；伐，自矜；怨，忿恨；欲，贪欲”。孔子的学生原思问：一个人如果把好胜、自矜、忿恨、贪欲等缺点都给破除了，能不能称为“仁者”？孔子说，一个人没有这几种缺点，已经算是难能可贵了，但算不上一位“仁者”。“难”与“仁”之间有什么差距？朱子指出：“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谓难矣；仁则天理浑然，自无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
颜渊问仁，孔子答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孔子以“克己复礼”来界定“仁”，“克伐怨欲，不行焉”，按说也是在自家身心上做克己工夫，为何孔子只说此为“难”，而不许之为“仁”？
朱子认为，“克去己私以复乎礼，则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则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潜藏隐伏于胸中也，岂克己求仁之谓哉？学者察于二者之间，则其所以求仁之功，益亲切而无渗漏矣”。也就是说，颜子与原思同样做省察克治功夫，其间却有高下深浅。
克己复礼，“礼”通“理”，复礼即复性。颜子直接落在心体上做功夫，能察于方萌之际，克己功夫已入于精微。孔子称赞颜子好学，“不迁怒，不贰过”“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但通常都落在“事”或“迹”上来解读颜子之好学，把“好学”理解得浅了。然孔子曰：“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孔子门下只有颜子一人能做到“好学”，所以，对于“好学”不能等闲视之。唯有阳明先生一语道破：“颜子不迁怒，不贰过，亦是有未发之中，始能”。
颜子能回溯到“未发之中”来迁善改过，如《中庸》8章云：“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择乎中庸而得一善，这是说为善，此善非袭取而来。同样，颜子改过也能拔本塞源，故能扫除廓清，拔去病根。如阳明先生曰：“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的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尔只不要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恶便去，他这里何等稳当快乐。此便是格物的真诀，致知的实功，若不靠着这些真机，如何去格物？”
克、伐、怨、欲不行焉，所谓“不行”，只是对外不彰显，没有发作，但不能从源头上扫除廓清。如朱子曰：“但制而不行，则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阳明先生曰：“人有过，多于过上用功，就是补甑，其流必归于文过”。原思做省察克治功夫，未必就是舍本逐末、务外而遗内，但肯定不及颜子深入。
《大学》《中庸》均点出“慎独”，“慎独”本是心上工夫，“独”，非身之独居独处，而是心之独知独觉。唯有落在“心”上说慎独之“独”，慎独功夫才有个头脑，省察克治只在念虑几微处做功夫，别人是看不到的。如《中庸》云：“君子内省不疚，无恶于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见乎”。通常以“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为参照来说君子之慎独，君子表里如一，一个人独处与有人在场时一样，这就把慎独功夫解浅了，只是从躯壳起念。
还可以从另一角度来分析本章。子张问仁，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孔子所言五者即是：恭、宽、信、敏、惠。这两章对照着研读，就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何克伐怨欲不行焉，孔子只许其为“难”，而不许之为仁。
“贫而无谄，富而无骄”，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子贡从中体会出“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之义。切磋琢磨，喻君子为学，落在去恶上说，便是省察克治；落在为善上说，则是涵养扩充。同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克、伐、怨、欲，此是需要对治的病痛，而恭、宽、信、敏、惠，则是要培育的德性，两者一反一正，如善恶两端截然对立。此外，人有了恭、宽、信、敏、惠，还需要“行五者于天下”，如《系辞》云：“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把这五者涵养扩充于天下，才算是一位“仁者”。
孔子多次论仁，但有高下深浅，也没有给出一个严格的定义，需要读者自己去体会仁之内涵。“仁者爱人”，不过开示仁之发端，告诉人们如何去践行仁。“己欲立而立人”，此是为仁之方。仁，乃性德之全体，不是从属于个人的品德，而是要置于成己成物、化民易俗这样一个大的社会事业中来考察。如横渠先生曰：“立必俱立，知必周知，爱必兼爱，成不独成”。阳明先生曰：“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尽处”。唯有破私解蔽，明明德于天下，才真正全得仁体。“克伐怨欲，不行焉”，只是在自家身心上用功夫，没有惠及更多的人，故孔子只称之为“难”，而不许之为“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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