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冯友兰先生早在《中国哲学史》里面就有过简洁的论述：
汉武董仲舒统一思想之政策，即秦皇李斯之政策也。
首先简述一下焚书坑儒和独尊儒术两个历史事件，这两件事情相距73年，他们有着不同的触发事件。
焚书坑儒实际上是两个独立事件。
先讲焚书。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咸阳皇宫摆酒，70名博士前来祝寿，仆射周青臣上来拍马屁，歌颂始皇帝丰功伟绩。结果有一个叫淳于越的二百五儒生站出来玩个性，说周青臣这个人是个拍马屁的小人，其心可诛。秦国现在应该恢复古代殷周的礼法，不师法古人不可能政治长久。
这个建议惹恼了当朝丞相李斯。李斯是法学大师，怎么能容忍儒家书生在这里大放厥词？而且法家向来没有什么复古之说，于是李斯就在辩论中臭骂这些臭书生不学无术，是古非今，诋毁朝政。现在天下这样的书生一多，就会思想大乱，他们在民间到处办私学，讲的道理扰乱民心。所以李斯建议烧毁除了秦朝历史之外的其他典籍，除了博士官署收藏的诗书之外，民间的藏书和诸子百家著作统统的撕碎了当柴火烧。有敢在民间谈论这些学问的人统统杀头。
这个观点很对秦始皇的胃口，随后就有了焚书。
坑儒这件事呢，有一点小复杂。这里所谓的儒生，也不光是儒家的读书人，主要还是那些装神弄鬼的方术之士。秦始皇晚年怕死想长寿，于是以徐福为代表的一批江湖骗子就哄骗秦始皇，要给他到海外寻找神仙药方和仙岛。结果拿着秦始皇的钱，吃他的喝他的，用他的，背后还说秦始皇坏话，大概意思就是秦始皇太残暴，长生不老绝对没戏。秦始皇精明一辈子被这些人骗了十几年，不可能饶得了这些忘恩负义的东西。这个时候那些江湖术士和儒生也有来往，还经常搅和在一起讲政府的坏话，于是抓了一批嫌疑犯审问，最后狗咬狗咬出来几百个同伙，秦始皇一次性坑杀了460多人。这就是坑儒。
这两件事，就是大名鼎鼎的焚书坑儒。
儒家思想在先秦时期并不太风光。春秋时期儒家墨家同为显学，到了战国时期儒家的影响力很小，战国初期是杨朱与墨子学说最吃香。“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到了战国后期，诸侯争霸，重视富国强必的法家当然成为了各国首先的治国良方。
秦国就是依靠法家思想成长成为大国并最终一统天下。一直到秦汉交替时期，法家还是重镇，儒家还是受到鄙视的流派，比如汉高祖刘邦就特别讨厌儒生，他把儒生看做书呆子，甚至直接往儒生帽子里小便，表示不屑。
汉朝建国之初，由于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国家推崇的是黄老之学，无为而治，休养生息。这个政策一直推行到汉武帝执政的早期。因为当时窦太后还在干预朝政，依循黄老之术。
等到汉武帝21岁的时候，窦太后去世，年轻气盛的汉武帝不可能做一个垂拱而治的无为之君，换一件趁手的兵器成了他的第一选择。此外，作为对窦太后的报复，汉武帝几乎把窦太后扶持起来的大臣全部做了清洗，所以有人认为，汉武帝抛弃黄老之术，其实更是抛弃窦太后的政治根据。思想选择的背后，是政治利益的选择。
而正是在这个时候，董仲舒和他进行改造之后的新儒学进入了汉武帝的事业。董仲舒是儒家承前启后的集大成者。他的大一统学说和天人感应学说，正合乎汉武帝的胃口。
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主要有三点内容：第一反对诸侯分裂；第二加强中央集权；第三把全国思想统一于孔子学说。概括来讲就是国土统一，政治统一，思想统一。
与此同时，董仲舒提倡的三纲五常观念更加为大一统思想提供了制度保障。
汉武帝拿到大一统这件武器，如获至宝。
从最终目的来看，二者的目的是一样的。有人总结过焚书坑儒和独尊儒术的共同点。
第一是出发点相同，都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加强中央集权；只不过前者选择法家，后者选择儒家作为工具而已。
第二是历史观相同，都是采取上智下愚的历史观。儒家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韩非子在《商君书》里面用整整一章来论述《弱民》的问题。相当的反动。
第三是政治立场相同，都是站在统治阶级立场考虑问题，从不为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思考。
实际上，很多学者认为，独尊儒术的后果，比焚书坑儒更加严重。当然这个结论也是见仁见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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