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从7世纪左右水磨的扩展、机械钟表的诞生以来,技术作为这个文明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地盘也不断地扩大。从磨或钟的渐进积累,其内部的部件结构逐步完善,可以看到当时技术缓慢进步。
这不仅成为后来机器体系的萌芽,而且为家庭手工业发展、分工而过渡到工厂手工业,进而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和发生提供了技术基础。这些技术发明与手工技艺，为后来近代科学实验的发生提供必要的技术手段。在这种技术进步的背后蕴涵的，是可能更加适度的形而上学的根据和宗教判据。
中世纪的“技术”是指手工技艺、手工劳动,没有使用“技术”一词,有时也沿用古希腊的用法,以“技艺”来表达这一思想。中世纪技术并不是应用科学的技术,而是从传统技能发展而来的技艺或手工劳动。
在中世纪早期，无论是异教还是古老的基督教都对技术持有怀疑的心理。它“结合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对人类知识的空虚和世界性的财富和力量的批判,形成的对技术不信任的前现代观点主宰了整个西方文化,直到中世纪结束。”这样一种对技术的不信任思想，在中世纪早期表现得尤为突出。
中世纪早期,最为敏锐的思想对具有独创性和多样性的艺术表现出了极大的惊异。比如，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担心这么多的好的东西会被“如此之多的道德败坏、武器和军事机器”的魔鬼以及奢侈品和空虚破坏了平衡。
中世纪初期沿袭古希腊对技术的怀疑之风,《宗教与现代科学的兴起》中讲到,中世纪初期的思想家认为，人工合成自然之物的任何努力一开始就被认为是注定要失败的,人只能繁育人,至于其他事物,人充其量只能构造,赋予其人造的形式。
当时炼金术士主张，炼金术是一种真正的技艺,可以将一种物质变成另一种物质,如将银做成金。这种技艺观遭到了反对,其理由就是任何具有产生能力的东西,只能产生与其本身相同的东西,例如,铅的形式,本质或灵活,不可能产生金这一形式;驴不能生育马。因此,大自然不能实现的,技艺也不可能实现。
古希腊哲学家主张凭借技艺无法与大自然竞争，中世纪的哲学家和诗人从神的角度加以阐释,认为技艺与大自然竞争有背天理,既然大自然具有神性,那么当人类企图取代大自然的工作创造人工自然，尤其是在进行建造性技艺活动时,就是在要求神的特权。
事实上，这种行为势必会侵犯这样一个王国的境界,那是大自然(或命运、或神)为其自己保留的地方,因而这样的行为就是对永恒的世界秩序的侵犯,对其惩罚就是神的复仇。可见,古希腊的技术怀疑态度持续到了中世纪。
伴随着这种对技术的谨慎和不安形成对比的是,拉丁中世纪也形成了对技术进步的谨慎肯定的观点。这种新的态度完全可以在早期的9世纪得到清晰的观察,而且到了15世纪中期,工程进步已经清楚地同美德联系在了一起:它已经成为西方社会思潮的组成部分。
神学分为两部分,一种叫自然神学，是按第一原因、原动者等题目来讨论上帝的。这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神学,强调有一个不包含任何质料的最高等级的纯形式的存在,它为任何质料所追求,而不去追求他者,即上帝。
在中世纪,亚里士多德的永恒形式的绝对统治直接受到了巴黎主教梯奈·丹匹叶的攻击,他谴责“上帝不能够创造新的形式”的观点。14世纪的唯名论者相信，物种以及规定这些物种的形式仅仅是一些抽象的概念,是相似个体组成的各群体的名称,这些个体才是唯一真实具体存在的事物。
另一种神学,由阿奎那创造,可以叫做独断神学,这种神学所讲的问题只有通过启示才能解决。上帝是一切存在的源泉,一件有限的事物只能说是偶然的存在,其存在是直接或间接依靠某种必然存在的东西,这就是上帝。
中世纪的欧洲逐渐相信,技术、人工自然和技术的进步是上帝对人的部分旨意,这种思想浸透着对技术的愿望、公正和道德的认可。阿奎那在《神学大全》中说“至于一般实践科学,它的高贵系于它是否引向一个更高的目的，如政治学、军事学,是因为军事的目的是朝向国家政治的目的。
而神学的目的,就其实践方面说,则在于永恒的幸福,而这种永恒的幸福则是一切实践科学作为最后目的而趋向的目的。所以说,神学高于其他科学。
现实生活中，人被基本的预想组织到共有的文化之中，即中世纪技术进步的正确性,这一点乃是上帝的启示。人们把智力、精力以及金钱投入到他们都认为有好处的地方,其结果各异,如同埃及法老宏伟的金字塔,残酷成性的古罗马竞技场,就像现代工业世界所带来的电视机一样,以家庭为中心,但是却关注全球,结果涌现了大量的发明。
人们以为通过认真而严肃地追求技术的进步而达到为上帝服务的目的,这就为技术的进步寻找到了“上帝为普遍公理”的依据。中世纪的经院哲学神学及唯名论,间接地渗透着一种从上帝出发对技术进步公理性的认知,表明这一时期在上帝的名义下对技术的认可。这种状况与这一时期经院哲学主张的信仰至上，并不明显地直接统一在一起。
基督教在中世纪的思想中居有很重要的地位,通过对其所蕴涵的自然观的分析,可以折射出它对后一个发展时期所起的桥梁作用。
中世纪的基督教的自然观认为,上帝、人类和自然三者居于不同的层面上,上帝在最上面,自然和人类同是上帝的创造物,而自然是上帝为人类所创造。上帝已将自然交给人类去管理、治理,将它赐给了人类。因此人类已和自然不是一样的,人不再是自然的一部分,他高出自然。
基督教中表现出来的这种人与自然的关系,就使人们不能像古希腊的自然观那样,从自然内部对自然界进行理解,代之以依据经验或以实验的方法从外部对自然界加以掌握。既然自然是上帝为人造的,上帝让人类管理自然,人类也就有了支配自然的权利,于是就有了利用自然的想法。
这种以人面向自然的自然观,在一定的宗教意义上为近代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提供一个并不直接的形而上学的可能,为人类探索自然从而利用自然提供了“神圣的道德上的核准”。但事实上，这种支配自然的活动仍掌控在上帝手中。
纵观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史,可以看出,以基督教为主要思想源泉的西方文化,至今仍然沿袭了这种人与自然的关系,甚至又向前迈进了一步,打破了人与自然之间保持的平衡关系。
《圣经》是基督教的圣典,从中可以窥视其对手工技艺的一种积极的肯定评价。《圣经》为诚实的生活所做出的规定:“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因而,手工艺在上帝的倡导下受到了尊崇,上帝给予了人类运用手工艺的天赋,上帝用他的圣灵充满教堂的建造者们,使他们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种各样的工。
在《圣经》中,上帝把所有的劳动都看作是神圣的,而不管这些劳动是否由奴隶完成或由自由民来完成;物质的东西并不比非物质的东西低一等,它们同为上帝的创造物;从事物质性的职业不应该被看作是不名誉的;上帝亲自创造了一切有形的和无形的事物,而未授以居中的存在物任何职责。
在《圣经》中，手工者受到尊敬,同样手工劳动也受到了尊敬。因为是上帝之造物。因此在中世纪人类的劳动获得了必不可少的宗教认可,同时实验科学也间接地获得了宗教许可。这就为实验工作打开了禁锢,教士们开始在高高的教堂里，获得了从事所谓研究自然的权利。
虽然中世纪技术获得了基督教的认可,但实际上对于技术的推广,社会上仍有巨大的障碍。也就是说，上层建筑中的宗教意识形态与社会生产生活实际并不是完全直接一致,还要受到社会其他众多因素的影响以及彼此的相互制约,一是由于尽管《圣经》对手工技艺做了积极的评价,但仍很难克服古希腊传统崇尚理性的影响。
二是由于中世纪学校教学对非自由人的技艺持有极大的偏见,认为冥想式的职业和更具苦行性质的知识性、宗教性职业,优越于手工业。另外,还存在一种封建等级制度,这种制度中的每一个等级都有自己的义务——贵族阶级负有防卫职责,僧侣阶级负有祈祷职责,而劳动阶级负有养活他人职责,这种封建的等级制度到后来还具有了道德的意义。因此,在这些因素影响下,9世纪之后经验式的技术才获得了较明显的进步。
总之,中世纪欧洲一是依据神性来判断技术,认为手工劳动是上帝赋予人类的权利;二是依据形而上学来判断技术,经院哲学尤其是唯名论对技术间接地持一种可能有的形而上学的肯定的态度,强调人工自然的真实性,把技术进步看作是合理,并认为是公理。
三是依据道德判断技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使用的手段,要服从道德的指导,这是中世纪中后期罗吉尔·培根在倡导实验科学时特别强调的。中世纪的这种技术哲学思想为欧洲中世纪技术的发展提供了理性的根基,技术持续缓慢的进步为后来的18世纪的工业革命打下了物质基础。
以上思想尽管侧重有所不同,但至少有一点是一致的:人类有权利支配自然,技术是必要的,但要让技术服从于严格的定义。以神为主,辅之以道德,对其有所限制,把技艺的极限限制在上帝所掌握的自然力之下。这种前现代的技术哲学思想，在今天的技术时代或许仍然有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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