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日清将军
野火烧不尽——皖南事变回忆录
张日清
阴 谋
十七年以前，正当民族危机最严重的时候，消极抗战的蒋介石却在皖南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每当回忆起这件事，我心里就涌起无限悲痛和仇恨。
一九四一年一月，我皖南新四军奉命北上，到日寇后方开展游击战争。四号，部队由军部所在地云岭出发，五号黎明行进到新潭镇的时候，突然遭遇到国民党军队的伏击——蒋介石在这里打响了反共反人民的第一枪！当时我在新三团任参谋长，我们这个团是整个部队的前卫团。枪一响，我立即带领一个营占领了左边的山头。为了自卫，我们被迫向敌人还击，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因情况发生变化，部队撤出战斗。
最初我军打算走繁昌、铜陵渡江的，可是早在我军出发前，蒋介石便用电台日夜广播我军要北上抗日的消息，并且在繁昌、铜陵沿江地区张贴“欢送新四军渡江”的标语，这就等于直接向日本鬼子下通知。日木鬼子得到“通知”后，立即把长江封锁起来，所有大小渡口的船只全被烧毁，江心里每隔五里布下一艘舰艇，岸上十步一哨、五步一岗。蒋介石想借日本的刀来把我们杀掉。在这种情况下，我军不得不改道走郎溪、广德，经苏南而渡江的新路线。可是，蒋介石在我军行动之前，就秘密地调集数倍于我的部队，部署在我们必经之路上，企图把我们这几千坚持抗日的新四军全部消灭。他的用心是多么毒辣，他的手段是多么卑鄙!
皖南新四军分左、中、右行营队开进，新三团和老三团为中路行营队，直接掩护着军部机关。我军和敌人在新潭山上打了一整天，当天晚上因我军行动路线改变，我带的一个营奉命撤出阵地，向风村方向行进。
六号傍晚，我在路上碰见了叶挺军长。他站着，穿着个皮夹克，背着望远镜和照相机。他两眉紧锁，正在一口接一口地抽着烟，看样子情况很紧张。见到我，他问：
“你是哪个部队的，带有多少人？”
我回答了他。他用手指着左边方向说：
“风村有敌人，我们后面也有敌人，部队不能前进了。你迅速将部队拉上山，只准进不准退，坚决把敌人打下去。”
我接受任务后，立即把部队拉上山。挨傍晚时分，我们又和敌人接上了火。我把几个连长召集在一起，对他们说：
“坚决守住阵地。我们后面就是军部，不能让军部遭受损失，无论如何要把敌人挡住！”
在山上和敌人相持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我们打垮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锋，捉到几个俘虏。从俘虏口中才了解山下的敌人是一一四师。情势很严重：敌人是一个师，而我们只一个营，地形不熟，战士们一天没吃饭，下面就是军部，万一受到损失怎么办？我带的这个营又和团部失掉联系，整个情况不了解，究竟怎么个打法，心里没有底。下午三点，我下山请示任务，没想到又见到了叶军长。
他在村头上一间小瓦房里。屋子里只有两个人，军参谋处长张元寿同志蹲在屋角，正在烧文件。叶军长在屋里来来回回地踱着，比第一次见面时更沉闷。他见我进来便站住，问我前面情况。我一一向他作了报告。他说：
“你告诉同志们，再坚持几个钟头，我调特务团在黄昏前接你们的防。今晚向江边突围，部队换下后要好好休息。快回去吧，一定要把阵地坚守住。”
七号傍晚，特务团就上来接防。我们撤在军部后面的一块草坪上便动手轻装，准备晚上突围。
激战三昼夜
十号晚上，部队行进到东流山附近，忽然得到情报：五十二师正从泾县方面向我迎面压过来了。部队立刻作战斗准备。我带的一个营已和团部会合，这时全团部队立即进入阵地，连夜构筑工事，准备迎敌。
第二天一清早，就看见山下面大路上出现了三四十个穿着便衣的人，为首的打着一面白旗，他们正向我军阵地接近，一面走一面摇着手中的白旗喊道：
“不要打枪，不要打枪，我们是来投降的，我们是来投降的……”
我心想：投降为什么穿便衣？一定是五十二师耍的鬼把戏。我立刻命令把机枪架起来，准备战斗。果然不出所料，就在这一队自称投降队伍的后面，五十二师的前卫部队正在迅速地向左右展开，并向我军阵地迫近。这队摇白旗的敌兵走到距我军阵地三四百米的时候，就朝我们开起火来。早已有准备的我军战士们，立即迎头给予痛击。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战斗打响以后，我们才知道国民党一一四师、新七师已从我们后面和左方，向我们合拢包围过来。一O八师也从宣城方面日夜兼程地向这儿赶。无耻的强盗竟集中了七个整师、近八万人的兵力，来对付我们这几千人(我们这几千人中实际战斗力只有一半)，他们想把我们消灭在这方圆不到几十里的山区。
敌人凭着绝对优势的兵力和火器，连续发起了疯狂的冲锋，但都被我们打退了。战士们的仇气越打越大，边打边骂：“你们为什么不打鬼子却来打我们？”“我们抗战犯了什么罪?”敌人一分钟也不停歇地朝我军阵地前沿和纵深轰击，每隔几步远的地上就有一发炮弹爆炸，子弹像暴雨似地打过来。山上有的树木被炮弹拦腰砍断，几乎每一分钟都有我们同志负伤或牺牲，著名的音乐家任光(《渔光曲》的作者)夫妇就在敌人的炮弹下壮烈牺牲了。战斗进行得十分残酷，我方伤亡非常惨重。但是敌人也没占着便宜，在我们阵地前面大片大片地留下敌人的尸首。
战斗从十一号早上一直打到十三号早晨，敌人未能前进一步，我们始终守住了阵地。在这激战的三昼夜中，我们没有吃什么饭，肚子饿了从米袋倒一把生米嚼嚼，或者在战死的马身上割下一块肉来，胡乱烤烤，囵囫吞下肚。饥寒困苦，流血牺牲阻挡不了我军复仇的决心，每个人的眼睛都是血红的，我们只有一种语言，那就是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同志所讲的话：“有一百发子弹，用九十九发打敌人，在必要的时候留下一发打自己！”
我们就靠这庄严的誓言，一分钟一分钟地坚持着。战斗到下午，敌人见强攻不下，便对我们进行了残酷的火攻。满山遍野燃起了熊熊大火，我军周围几十里路都被漫天的大火团团包围住了。冬天山上的茅草树木是最容易烧着的，火乘风势越烧越旺，就象汹涌的海潮一样，迅速向我们逼近。山下面一片连一片的毛竹林和树林被火烧着了，数丈高的火头冲向天空，半边天都被染得通红。野兔、麂子、獐子从着火的树林中嗥叫着四处奔逃。毛竹爆裂的声音和激烈的枪炮声混成一片。大火越烧越近，滚滚而来，眼看就快烧到我们阵地了。怎么办？难道就等着被活活地烧死吗？不，决不能，我们在万分危急中，也想出一个以火翻制火的办法：当山下的火距我们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我们便把我们四周的杂草树木也点起火来烧掉，使山下的火烧到我们这里就断了火路。敌人的火攻战术终于失败了，我们仍然屹立在阵地上，没有后退一步。子弹打完就和敌人拚刺刀，刺刀捅弯了就用枪托子打，最后用石头当手榴弹，一次又一次地把冲锋的敌人打下山去。我们全团除机关以外，有八百余战斗兵，这些战士大部分是经过游击战的老兵，在敌我力量悬殊的严重情况下连续战斗八昼夜，英勇顽强地和万恶的敌人激战，到最后突围时只剩下不到百人了。在这残酷的战斗中没有一个动摇的，向敌屈服的。
傍晚，接到上级命令准备突围，方向是章家渡。在突围前我还见到新四军参谋长周子昆同志，这时四方都是敌人，包围圈只有几百米的距离，情况非常严重，我还向他报告了当时的情况，他准备和我们部队一同突围。以后再也没有见到他了。当时突围的部署是，老三团从正面向五十二师强攻，把敌人兵力统统吸到正面来，掩护军部从左面向长江边突围。接受任务后，我便把我团剩下的部队集合起来，一检查，只剩下了八十余人。我把这八十人编成一个连，随老三团一营行动。当时突围的三个营共分三路，同时向正面攻击。七点多钟开始攻击，部队展开后就跟敌人进行了白刃战。敌人所有的轻重火器都一起朝我们开火。我们把机枪端在手里一面打一面走，象一把刀似地插进敌人的纵深。战斗进行得最激烈也最残酷，走着走着就有同志倒下去。正面敌人的兵力超过我们十倍以上，却没有把我们挡住，我们终于打开了突围的缺口。当时我是跟随着老三团三营从左翼突围的，我始终抓住第八连的两挺重机枪，一路打一路走，一连打下五六十个山头，突破了敌人的包围。
血染章家渡
十四号早晨，我们突出了敌人的第一层包围圈，到了章家渡。我们的部队只剩下不到三分之一的人，大部分同志都在突围途中壮烈牺牲了。
天蒙蒙亮，我们赶到渡口，可是必须先渡过一条约五百米宽的大河，才能到达章家渡镇。蒙陇中，看到河那边章家渡镇上的房子，心里很高兴。我和我们新三团的政治处主任、一营政委、作战参谋带领十几个侦察员先涉水过河。章家渡这条河中间有个沙滩，我们这十几个人正走在沙滩上，天已经大明了。突然前面章家渡响起了剧烈的枪声，埋伏在河那边的敌人一个营、五六挺机枪一起朝沙滩上射击，子弹象下冰雹似地落在我们周围。我们便被压迫在这光秃秃的毫无隐蔽的沙滩上，当时二营政委、作战参谋和我的警卫员都负了伤，我们还击了一阵便立刻撤到河这边来。可是，我们刚撤过河的时候，背后又响起一连串的枪声。原来敌人新七师、七十三师、一O八师已从我们背后左右朝章家渡打来了，满山遍野都是敌人。我们这为数不多的部队被打散了。
当时我穿着棉制服，左边背着望远镜，右边背着皮包。敌人老远就发现了我，朝我开枪并吆喝着：
“当官的！当官的！逮活的！逮活的！”
我一手提着一支手枪，一面还击一面向前跑，几个弯一转，我发现前面有一座祠堂。我连忙跑进去。这祠堂的后面的一进全部供着祖宗牌位，牌位一层接一层，台阶似的一直垒到屋顶。我从这台阶空隙中钻到里面去。里面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满处是蜘蛛网。我右手拿着快慢机，左手握着转轮枪，两支枪口都朝着两个台阶的空隙处，心想：“你不发现我便罢，万一被发现了，我先干掉你几个，然后自杀，死也不当俘虏。”
不一会儿工夫，就听“噗通”一声，祠堂大门被踢开了，约摸十几个敌人拥进来。只听乱嗜嘈地有人说：“明明看见他跑进来了，怎么不见了？搜！”说罢，就听见一阵刺刀横扫牌位的声音，接着一排乱枪打在牌位上和屋梁上。枪响过之后，又听敌人嚷道：“放火烧房子！放火烧房子！”当时我心想：“烧吧！等你点着火，我再冲出去，能跑掉就跑，我这两支枪几十颗子弹，至少要干掉你们十来个，决不给你们占便宜。”
敌人并没有放火，听到他们说：“这是祠堂，不能烧。”这一伙敌人在祠堂里呆了二十多分钟便走了。
我身上的棉衣在过河时湿透了，又冷又饿，又累又困，就盼天黑，天黑后我就有办法了。可是这十几小时的白天多么难熬啊，时而听见外面稀落的枪声，那是我们同志在反抗时向敌人射击的枪声，时而听到外面悲壮的呼喊声：“打倒蒋介石卖国贼！”“……”那是我们同志从容就义时的吼声。听到这些，我的心如同刀绞一般，两眶热泪禁不住地流下来，滴在我冰冷的手背上，暗自说道：“这笔血债一定要你们用血来还，一定要为死难同志报仇雪恨！”
天黑以后，敌人撤走了。我便悄悄走出祠堂，心情万分沉痛，但我始终相信我们的同志不会被完全消灭的。在这种信念支持下，我便在祠堂门口找个隐蔽地方坐下来，等了约莫一个小时，果然陆陆续续地从四面八方走来一些人影，经过相互询问以后，知道都是自己同志。劫后余生的同志们见了面都说不出话来，这种悲痛也实难以用语言来表达，将近半夜的时候，我们已经收容了将近二十多个同志，其中有两个排长，几个侦察员。章家渡是交通要道，不是久留之地，我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二十几个同志带过江去。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我们当时对周围敌情不了解，不知哪儿有敌人哪儿没有敌人。为了了解情况，我轻轻敲开附近一家老百姓的大门。这是一间破烂的茅屋，我估计是基本群众。门开了，出来一个老大爷，还有个老大娘。起先他们很害怕，以为我们是国民党军队。我对他说：
“老伯伯不要害怕，我们是新……”
我的话没说完，那个老大爷眼睛巳闪着泪，说：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蒋介石真是伤天害理啊！”说着连声地叹气。
这老大爷姓刘。从他嘴里我才知道军部没有能够突围出去，全部遇难了。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后，我的心都碎了，几乎放声大哭起来。
刘老大爷和大娘要给我们烧饭吃，我们谢绝了，因为隔河就有敌人，情况紧急，顾不得吃。刘老大爷帮助我们全改换了便衣，并且替我们找来了一个向导。半夜两点钟左右，我们就离开了章家渡。刘老大爷还依依不舍地送我们老远，刘老大娘又给我们每个人一把炒米。这一把炒米是千金也买不到的，每一粒米中都包含着皖南人民——新四军的母亲多少希望。
我们这一队人由向导带着，顺着河边悄悄地向丁家渡行进。两小时以后到了丁家渡，向导替我们找来一只渡船，我们这二十几个人安全地渡过了大河。
十九号到达江边，虽然逃出了国民党的虎口，但情况仍然很紧张，日本鬼子把长江封锁得很严密。我们在铜陵的铜矿山森林里隐蔽了两天，才找到我们党一个区委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们搞到五只小木船。二十一号晚上，趁着江上大雾弥漫，我们悄悄渡过了长江，到达了江北我军游击区，找到了部队。
皖南事变已经十七年了。十七年，多么漫长的岁月啊！那些当年光荣牺牲在皖南的烈士们，他们坟前的小树如今已茂然成林了。革命正和这些小树一样，野火是烧不尽的，蒋介石背信弃义，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投降路线，集结数倍于我的兵力发动皖南事变，企图一鼓歼灭坚持抗日的新四军。新四军不但没有被消灭，在党中央毛主席正确路线指导下，在陈毅军长的直接指挥下，反而在战斗里成长壮大起来，在华东战场上转战大江南北，成为一支抗击日寇的决定力量。因为它的根不是生在普通的土壤里，而是生在千千万万象皖南章家渡刘老大爷、刘老大娘那些英雄的父亲母亲的心上。（中国青年出版社编《红旗飘飘（选编本·第3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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