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十二年(817年)十月平定淮西的胜利，使宪宗“以法度裁制藩镇”的中兴大业渐趋成功。然而，“淮西即平，上浸骄侈”。
胜利使这位年轻的帝王在思想、生活、政治上都开始发生变化。
元和年间，宪宗先后取得了讨伐西川、夏绥、镇海、淮西、淄青以及收服成德等藩镇的重大胜利。其中讨平淮西一役最为艰难，意义也最为重大。
胜利使宪宗对自己个人的作用产生了不切实际的认识和过高的评估，这是宪宗平淮西以后各方面开始发生变化的思想根源。
宪宗的变化，首先从生活上反映出来。
元和初期、中期，宪宗为达到平服藩镇，再举贞观、开元之政的目的，在生活上异常节俭。
永贞元年(805年)宪宗初即位即发诏书宣布：“朕所宝维贤…珍禽奇兽，皆毋得献。”
元和五年(810年)十一月，宫中旧殿由于年久失修，危危欲坠，有关部门向宪宗奏上维修预算，宪宗阅后认为费用过多，特别批示：“国用未赡，物力犹诎”，只要能维持宫殿不毁不坠即可，要“每务简俭，情在不劳”。对于生活中的车服饮食，宪宗也深思“深畏奢侈”。
元和初年，针对社会上风靡的厚葬风气，宪宗发布《禁厚葬诏》，认为厚葬靡费，有关部门要严格查禁，违者各杖六十。
宪宗曾与权德舆等大臣共同讨论节俭的重要性，在“至德爱人，情存节用，此实为理之本”这一点上，君臣取得了共识。
元和初期，宪宗带头节俭，每支用一匹绢帛，都有簿账记录，在朝廷上下形成了俭朴务实的风气。大臣们曾赞扬宪宗“至德恭俭，有过昔王，俾恭爱人，勤务至理，实天下苍生幸甚”。然而，自平淮西以来，宪宗却渐渐失掉了往昔的节俭作风，在各方面追求起奢华来。
这首先表现为大兴土木，追求华靡。
元和十三年(818年)正月，为举行庆祝讨伐淮西胜利的大会，宪宗下令皇城六军扩建麟德三殿。右龙武统军张奉国、大将军李文悦都认为淮西刚刚平定，国家财政困难，不宜营缮太多。
他们通过宰相裴度向宪宗反映了这一意见。
宪宗闻说后却勃然大怒，修扩三殿工程不但没有停止，反而在二月先后将张奉国、李文悦降职，调至朝外任官。同时，扩大工程规模，以大明宫东内苑龙首殿前的龙首池多年淤积，无法放舟，命令士卒深挖龙首池，修建承晖殿，雕饰以绮彩，并将京师佛寺中花木移至宫廷中，土木工程大兴。
元和十四年(819年)正月，宪宗将宫内教坊迁至廷政里，花费颇多。三月，诏令左右各军以官方刑徒两千人修勤政楼。
在这些工程中，宪宗务求华奢，似乎忘记了当年“节用为理之本”的讨论。在宪宗看来，淮西即平，天下即归于统一，花费些钱财整理修饰宫殿，理所当然。
另外，开始懈于政事，耽于宴饮，肆意娱乐。
宪宗自即位以来，为了节省开支，曾多次停止节假日的例行朝会宴饮。讨伐方镇时，连年首的朝会宴饮也一概罢免。
但自平淮西以后，这种宴饮活动却急遽增多，仅元和十三年(818年)二月至元和十四年(819年)九月，见于记载的大型宴饮活动就有：
元和十三年(818年)二月七日，麟德殿赐宴；同年二月十一日，以酒膳宴于李光颜第；同年二月二十一日，麟德殿宴百官，大合乐；同年九月十二日，麟德殿赐宴；十四年正月，麟德殿赐宴；同年三月七日，宴文武百官于麟德殿；同年七月八日，于麟德殿设御宴宴韩弘等三百人；同年八月二十一日，于麟德殿御宴田弘正等二百人；同年九月二十三日，于会庆亭宴宰相等众官；同年九月二十四日，于麟德殿宴亲王及高品供奉官。
这些宴饮活动，少则数百人，多则上千人，其中除少量宴饮确属必须以外，大多属于铺张之设。这种宴饮活动，不仅损费巨大赏赐众多，有时连续数日方罢，而且对于上层高级官员起了一种腐化消极作用，宪宗沉溺于这种风气之中，昔日励精图治、奋发向上的精神日渐消磨。
元和初、中期，宪宗“赏功罚罪，任用以公”，思贤若渴。元和15年中所用宰相、贤相大多集中于这一时期。如杜佑、杜黄裳、武元衡、李吉甫、裴垍、李绛、李藩、张弘靖、裴度、崔群、李鄘等，虽难免金无足赤，大多却都是一时英才。
他们与宪宗一道促成了元和年间大唐的中兴。至于其他中央地方官员，大多也都是因德才兼备而被授以重任（当然这是就古代社会的道德才能标准而言）。
然而随着天下渐平及宪宗思想上的变化，宪宗的选人标准也开始发生变化。一批疾恶如仇、敢于直言的官员如裴度、崔群等人受到了排挤，而一批善于奉迎、长于聚敛的钱谷之吏却日渐受到重用。
户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镈及盐铁转运使程异的升迁，即典型地反映了这一点。
皇甫镈，安定朝那（今甘肃灵台县西南）人，祖父辈开始任地方官。镈本人于贞元初年(785一789年)登进士第，后又登贤良文学制科。初任监察御史、吏部员外郎等职，“颇钤制奸吏”。为官尚属正直。后来长期担任司农卿兼御史中丞判度支一职。讨淮西战争爆发以后，皇甫缚任度支盐铁使，切于馈运，勾剥严急，使平淮前线供应不乏。战后，又多次贡献所谓“羡余钱”，聚敛媚上，助帝营造，因此深得宪宗欢心。
盐铁转运使程异，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祖上没有仕宦背景。本人以明经及第起家，后又登开元礼科，以精于吏职著称。
贞元末年(799一805年)开始任盐铁转运使、扬子院留后一职。
王叔文执政时，程异因精于财政而被引用。“二王”失败以后，程异被贬为岳州刺史。继又贬为郴州（今湖南郴县）司马。元和初，盐铁使李巽奏请宪宗“弃瑕录用”。程异复职后，对江淮钱谷之弊多所铲革。
征淮西开始后，程异受命赴江表征调赋税，并讽令地方官多进羡余，“经费以盈”。
元和十三年(818年)八月，皇甫镈、程异被宪宗同日任命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领使如故。在任命诏书中，宪宗盛赞皇甫镈为人，称他器识端方，性尚孤直，志图经远，心惟恂公。又称他专总大计，问罪二方，征师十万而供给不差，“泉货无虞于竭涸，干戈遂致于清宁”。
从宪宗的诏书可以看出，宪宗任用皇甫缚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他解决了平淮西的供给问题。
任命诏书一下，舆论大哗。朝野上下一片反对之声。反对最为猛烈的则是以宰相裴度、崔群为首的一批朝官。
裴度先是向宪宗面陈不可任皇甫镈为相，宪宗怒而不听。
裴度先后三次上疏反对皇甫镈为相。宪宗都拒不接受。
皇甫镈等人无疑早已看到了宪宗与裴度等大臣之间的裂隙，总是想方设法扩大这一裂隙。
元和十三年八月，宪宗下令将内库中积放多年的缯帛绢匹等物资交由度支变卖处理。皇甫缚以其充作边军的军饷。这些物品存放多年。“罗觳缯彩，触风断裂，随手散坏”，根本无法使用。军将们十分愤怒，将这些无用的绢帛聚而烧毁。
裴度得知这一情况后向宪宗奏报，宪宗将信将疑。此时皇甫镈指着自己穿的靴子说：“此靴乃内库出者，臣以俸钱二千买之，坚韧可以久服，所言不可用，皆诈也。”
宪宗闻言，并不做进一步调查，便认为裴度所言不实，更加疏远了裴度。
当初裴度主张对淮西用兵，得罪了李逢吉与令狐楚，此时两人与皇甫镈合势，共同排挤裴度。
元和十四年(819年)四月，宪宗将裴度调出朝廷，出任河东（治太原）节度使。裴度出镇以后，另一位正直的宰相崔群也受到皇甫镈等人的排陷。
平淮西后，宪宗志骄意满，于元和十四年(819年)七月，册号为元和圣文神武法天应道皇帝。此前，在讨论尊号时，崔群提出尊号中即有“睿圣”，就不必再加“孝德”二字，宪宗闻之大怒。
不久，由于皇甫缚不能及时将赐物送与边军及所给之物又多所陈败，引起边军极大的不满，流言起兵为乱。邠、宁将军李光颜为此日夜忧惧以至准备自杀，当崔群将这些情况上报宪宗时，皇甫镈却密报称所赐边军绢帛，同于以往。而人心忽然不稳，都是崔群的有意鼓煽，企图以此博取正直的名声，而使士兵怨上。
宪宗本已对崔群不满，闻听此言后，于元和十四年十二月，将崔群贬为湖南观察都团练使。
此外，还有一些敢于直言的官员，如劝谏宪宗勿服丹药的裴潾等，也被贬出朝廷元和末年宪宗任用皇甫傅而贬黜裴度、崔群，说明了宪宗在用人政策上已有重要变化。说明了在胜利的形势下，宪宗已不愿意听到更多的批评意见，宪宗企图进一步削弱宰臣之权而加强皇权。
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善于奉承、长于聚敛的奸佞之臣，就受到了宪宗的青睐与重用。
元和年间，作为直接影响到朝政的宫中宦官集团与外朝官僚集团，是宪宗执政依靠的主要政治力量。在这内外两个政治集团之间，既有政治上的一致之处，又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而在一定的条件下，一些宦官又与一部分朝官结合起来反对另一部分宦官与朝官，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局面。
在元和初期、中期(806一817年)，宪宗大体上注意保持宦官与朝官力量的平衡，不过于依赖任何一方，以有利于政事为基本原则，而在平淮西以后，则在更大程度上倾向和依靠宦官集团。
宪宗最初能够很快登上帝位，在很大程度上是得到了贞元末年以来一批宦官如俱文珍、刘光琦、尚衍、解玉、薛盈珍等人的大力支持。
在处理政事时，朝官们往往以正统的观念来约束、规范宪宗的手脚，使宪宗在许多事情上难以自专。如元和三年(808年)，宪宗欲用王锷为相，李绛、白居易一批朝官群起反对，宪宗只好作罢。
元和四年(809年)，宪宗特许接受裴均的进奉，白居易等人却批评不止，宪宗只好让步，但也暗中命令以后诸道进奉不要使御史得知。与朝官们不同，宦官在任何情况下，总是顺从自己的，因此，宪宗认为有必要赋予宦官以一定的权力来制约朝官。
宪宗以宦官制约朝官，还因为他认为朝官容易结为朋党。对于朝官的朋党问题，宪宗极为敏感，对朝官的一些举动往往产生怀疑。
元和四年(809年)，宪宗听说裴武出使成德归来，未见皇上便先宿宰相裴垍之家，疑心大起，后来证实并无此事。元和中期以后，宪宗对朋党的疑虑进一步增强。
元和八年(813年)，李绛、李吉甫同为宰相，李吉甫与宦官吐突承璀、梁守谦关系较为密切，而李绛多次公开指责宦官骄横，李绛所言“岂可必使之与小人合然后谓之非党邪”，当是批评李吉甫与宦官的关系。对于李绛的回答，宪宗没有表态，其实宪宗对李绛不无怀疑，不久便将李绛罢免为礼部尚书，重新起用吐突承璀担任左神策军中尉。
元和十三年(818年)，李绛已被排挤出朝廷。
裴度为相，宪宗又问起朋党之事，表示“朕甚恶之”。可见宪宗对外朝官员的所谓朋党之事极为敏感。在这种防范戒备心理下，宪亲欲借宦官来制衡朝官就是必然的了。
从元和初年到元和十二年(817年)，宪宗或以朝官压制宦官或以宦官制约朝官，大体保持了内宫宦官与外朝朝官在权力上的平衡。
元和十二年(817年)平淮西胜利以后，宪宗为了加强皇权，开始有意提高宦官的地位。
元和十二年十一月，宪宗诏令以宦官取代御史担任馆驿使唐代馆驿使负责巡视全国各地的馆驿事务，勘其簿书，察其过失，以行黜陟。掌有监督天下馆驿的大权。
种信息情报也需通过驿馆传报中央。宦官掌握了馆驿事务的督察权，无疑大大加强了宦官与全国各地的联系，使宦官势力延伸至地方。宪宗视宦官为腹心，以宦官掌握馆驿事务，有利于加强皇权。
在军事上，宪宗进一步提升宦官掌握中央禁军的权力。元和以来，宦官除担任左右神策军中尉，掌握有十余万军籍的神策军外，宦官尚担任左右六军辟仗使，分监左右龙武、左右神武、左右羽林等北衙六军，负责“监视刑赏、奏察违谬”，相当于宦官在方镇的监军。
贞元十一年(795年)，方镇监军开始设有专门的监军印鉴，方镇文书需监军押署，方镇的监军权力增大。
而中央的六军辟仗使，一直无印，权力受到一定的限制。元和十三年(818年)，右龙武统军张奉国因对宪宗营缮提出意见而被贬官后，宪宗对禁军首领对外议论禁中之事十分反感。为加强对禁军的控制，宪宗在调整六军部分首领后，“特赐辟仗使印，俾专事焉。”
凡六军事务必须由宦官担任的左右三军辟仗使押署，从此，北衙六军便像左右神策军一样，更加牢牢地掌握在宦官手中。
正如司马光所指出的，宦官“得纤绳军政，事任专达矣”。这就为宦官的进一步干政创造了条件。
在政事上，宪宗也更加倚重宦官。
还在平淮西以前，吐突承璀就曾向宪宗推荐李鄘出任宰相。虽然李鄘以宦官推荐为耻不肯就任，但说明吐突承璀权力已到了决定宰相任免的程度。
平淮西以后，裴度在前线对淮西旧将已有处置，宪宗却又派枢密使梁守谦奉尚方宝剑前往淮西，使诛斩吴元济旧将。裴度当时已在归途之中，碰到梁守谦后，裴度重新返回蔡州，与梁守谦重新量罪施刑。
此事反映宪宗对宦官的信任，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对裴度等朝官的信任。元和十三年(818年)，皇甫缚的命相，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吐突承璀援引的结果。
平淮西以后，裴度、崔群等朝官日益受到宪宗猜忌，在这种情况下，吐突承璀等宦官的权力已完全达到了左右政局的程度。
不久，裴度、崔群等人都被排挤出朝廷。宪宗更加倚重宦官的目的，是为了加强自己的皇权。但是，宦官过多地干预朝政，最终会控制皇权，同样会导致政局的不稳。
元和十四年(819年)，吐突承璀企图干预重立太子之事，最终激化了官廷内部的权力斗争，使宪宗自己也成了宦官干政的牺牲品。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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