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玉麟生活于中华民族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晚清时期，在内忧外患的深重危机中，他忠义奋发，因时建功，既以镇压太平天国等“内乱”而成为“中兴名臣”，也以抵抗外辱而名著竹帛。在这个过程中，他不忘初心，始终保持“寒士”本色；又以“不要钱，不要官，不要命”成就了“三不要”将军的美名，其声名成为晚清官场一道奇特的风景线。
◆不要官
“生平最薄封侯愿，愿与梅花过一生”，是彭玉麟不要官的真实写照。彭玉麟最早的一次辞职是在1850年。当时，他在绿营军中效力，参与镇压李沅发起义，因功补临武营外委，赏戴蓝翎，但他以母老辞归，回衡阳奉养老母。之后，咸丰三年（1853年），彭玉麟随同曾国藩参与平定太平天国运动，管带水师，因作战勇敢，屡立战功，迭蒙清廷嘉奖，由知县洊升，简放浙江金华府知府、广东潮嘉道，赏加布政使衔记名按察使。彭玉麟皆以水师军务羁留，未能赴任为由辞授。
咸丰十一年三月（1861年4月），清廷授彭玉麟广东按察使，彭玉麟以“粤东乃岭海要区，臬司为刑名总汇，惩奸剔蠹，责重事繁”，自己“识浅力微，大惧弗克胜任”为由，辞去广东按察使实职。同年十月（1861年11月），清廷授彭玉麟安徽巡抚一职，他又以“封疆大吏有节制文武之权，镇抚军民之责，措置一有未当，必致上负朝廷，下误苍生”，而自己“起自戎行，久居战舰，草笠短衣，日与水勇舵工驰逐于巨风恶浪之上。一旦身膺疆寄，进退百僚，问刑名不知，问钱谷不知，譬之跛者行生僻之路，其为颠蹶不待履蹈坎坷而后知也”，故而他请求朝廷准其开缺，另简贤明精干大员，接任安徽巡抚，整治吏治兵事，他自己则仍然督带水师，专心与太平军作战。
朝廷不许，同年十月（1861年11月）、十一月（1861年12月），又先后两次谕令其赴安徽巡抚任。他以当时战争形势不宜离营赴任为由，先后两次奏请朝廷收回成命，另简贤员接任皖抚，使他专心统御水师，进剿太平军。在彭玉麟再三奏辞下，朝廷只好改授彭玉麟兵部侍郎虚职。同治四年二月（1865年3月），彭玉麟钦奉漕运总督之命，他又以才力不逮、不愿“变易乎初心”，以及身体衰病为由两次陈情力辞，并请开兵部侍郎本缺。朝廷不许，三月上折再辞。
同治七年六月（1868年9月），彭玉麟在会同曾国藩商议好长江水师章程，以及善后应办事宜之后，以“东南肃清，发、捻平靖，军事已完”，不能贪位恋权为由，请求开缺回籍，解甲归田。同治八年(1869)春，彭玉麟回到衡阳，仍旧居于他为寒士前的三间小屋之中。三年后，清廷再命他检阅长江水师，又命他进京朝见，任为兵部右侍郎，他仍请开缺回籍。其后，光绪七年（1881年）诏署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再疏力辞，仍留督江防、海防。光绪九年（1883年）晋兵部尚书，疏辞不允。中法战争结束后，彭玉麟多次请求辞去兵部尚书。直到去世前两年，彭玉麟才最终如愿以偿，成为一名无官一身轻的普通草民，回归他的“寒士”身份。
◆不要钱
但是我们要说明，尽管彭玉麟“不要官”，但他并不逃避应尽责任，在事关国家民族利益的事情上，他从来不退缩，而是勇于承担。他多年冒暑冲寒，以衰病之躯巡视长江水师，整顿江防和海防，为晚清的国防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尤其在反对外敌侵略中，他更是忠义奋发，一往无前，表现出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坚强的战斗意志，与他辞官的态度判若两人。
彭玉麟初以诸生为营将，即“自誓不私财，不受官”，在他一生仕宦过程中，多次辞还朝廷封赐的高官厚爵，常申自己“以寒士来愿以寒士归”之志。同治三年(1864)，他曾说过：“顾十余年来，任知府，擢巡抚，由提督，补侍郎，未尝一日居其任。应领收之俸给银两，从末领纳丝毫。……未尝营一瓦之覆，一亩之殖以庇妻子。”同治七年六月（1868年9月），彭玉麟奏请开缺回籍，解甲归田时说自己：“当国家多难之日，义不得顾私情也。臣素无声色之好、家室之乐，性尤不耽安逸。治军十余年，未尝营一瓦之覆、一亩之殖，以庇妻子。”
同治十一年九月（1872年10月），彭玉麟在奏请开缺署理兵部右侍郎回籍养病时言：“臣渥受两朝知遇，犬马余生，一息尚存，此身无所爱惜，惟愿保残躯而报国，非敢辞高位以沽名。若其问田求舍，适志山林，以为娱老之方，臣实耻之。”同治十二年三月（1873年4月），彭玉麟在奏报巡阅长江水师并定每年巡阅章程时谈到：“臣无家室之累，在籍修退省茅庵三间，孤居独处。拟在浙江湖上亦修退省庵三间，以为巡江往来差竣，调理病躯之所。至于巡江公费，臣素行省俭，轻舟减从，用费无多。前于八年交卸长江水师兵符回籍时，余有闲款。臣以寒士始，愿以寒士归，未敢携带分文，概行清理，咨交两江、湖广总督发南北两盐道，存为修理长江水师提镇各衙署以及长江办公要需。”彭玉麟还将其应得养廉银分文不取，悉数上交国库充作军饷。曾国藩称赞他“实属淡于荣利，公而忘私”。
彭玉麟清廉淡泊，自己不私一钱，不治私产，他对家人也严格要求，不许花费多金。一次，当他得知儿子花费2000串铜钱修葺了家中老屋之后，即去信严辞斥责：“何以浩费若斯，深为骇叹。”说他一贯将“起屋买田视作仕宦之恶习，己身誓不为之。不料汝并不来信告示于我，遽兴土木；既兴土木之后，又不料汝奢靡若此也。外人不知，谓吾反常，不能实践，则将何颜见人!”其实，他儿子修葺后的老屋也不过是三间土墙瓦屋而已。彭玉麟言行一致，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彭玉麟自奉清苦，力崇俭朴，但他有守有为，于自奉菲薄之外而能热心慈善公益，可谓公而忘私，人而忘己，表现出儒家仁民爱物的伦理情怀。咸丰四年(1854年)冬，彭玉麟将朝廷奖励自己的4000两白银用于救济家乡。他在给叔父的信中说：“想家乡多苦百姓、苦亲戚，正好将此银子行些方便，亦一乐也。”还要求他叔父从中拿出一些银两在家乡办所学堂，期望为家乡“造就几个人才”。
之后，彭玉麟对于公益慈善之事乐此不疲，郭嵩焘所撰彭玉麟《墓志铭》以及《清代名人轶事·彭刚直之刚直》对此略有记载：“凡出资助本县学田银二千，宾兴费银二千，育婴公费二千，修县志书供笔札刻资银五千，独建船山书院银万二千，衡清试馆银一万两，其濂溪墓、昭忠祠、京师及各直省湖南衡水会馆，凡募助公举者，动以千计。所部有功者，凯撤时及疾笃时，均举赠各万金。凡费银十万两。族中老者，岁有馈，又计口遍资给之，凡数万金。”“而当轴要人，无一字之问，十金之遗，以孤洁无援自喜。”表现其刚直不阿、独立不迁的品格。
◆不要命
彭玉麟带兵打仗，倡忠勇之气，常常身先士卒，以不怕死闻名于湘军。胡林翼称赞他“玉麟忠勇冠军，胆识沉毅”。曾国藩赞扬他“任事勇敢，励志清苦，实有烈士遗风”。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在外敌入侵，国家危难之时，他的忠义勇敢就会激发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
1883年10月，中法战争爆发，彭玉麟临危受命，以68岁的高龄抱着病躯亲赴广东前线督师抗法。他向朝廷表示：“臣一息尚存，断不敢因病推诿，遵即力疾遄征，以身报国，毕臣素志”。然而，战争的结果，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李鸿章代表清王朝与法国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彭玉麟听到这个消息，“不胜骇异”，上书力阻和议，陈述“断不可和者五而可战者五”。但是，腐败的清政府坚持与法媾和，彭玉麟言之大痛，“和局大谬，集三十六州铁镌不成此大错，愤恨懊恼，焦灼弥深而已”。彭玉麟壮志难酬，最后郁郁而终，赍志而没。爱国诗僧释敬安有诗挽他：“筹边空画策，憾未斩常鲸。”并注“公以和议罢兵为生平憾事”。
彭玉麟饱受倾国之忧患，而不改其忠贞不二的爱国之心，素志皎然，风神凛凛。彭玉麟的志节人格，为当时所重。清廷赞其“忠清亮直”“劲节贞心”；曾国藩称其“励志清苦，有国士风”；王闿运祥其“三不要”之精神与艰苦卓励，高洁挺拔之志节：“爰起孤幼，有志功名，及履崇高，超然富贵。然其遭际，世所难堪。始则升斗无资，终则帷屋悼影。恒患咯雪，惟怀纵酒。孤行畸意，寓之诗画。但耻于侘傺，一从豪宕。其当寇也，众所疑畏，飘然赴之。其辞官也，世所踌躇，倏然去之。恒恐后人，故能矫志。客或过其偏舟，窥其虚榻，萧然独处，终身羁旅而已。不知者羡其厚福，其知者伤其薄命。君子论之，可谓独立不惧，遁世无闷者已。”
彭玉麟的一生，基本践行了他的“三不要”诺言。陈宝箴言其“不要钱，不要官，不要命，是生平得力语，万古气节功名都从此”。他能清史留名，垂范后世，也以此为基础。谢稚畲赞其“以寒士始，以寒士终，笃论不磨，纵勋业震古今，犹是诸生本色”。揭示的正是彭玉麟终生不变的为官本色和精神。而家风的习染是彭玉麟“三不要”精神的源泉。父母是子女真正意义上的启蒙之师，家风的习染与家长的言传身教，无疑对子女的成长和其一生的作为有着重要影响。彭玉麟的性格具有刚直与坚韧的两面，以家庭的影响而言，其刚直主要受之于父，坚韧主要得之于母。彭玉麟所撰其父《行状》就说到他父亲的刚直严峻：“生平刚直不阿，好善人若宝，嫉恶人如仇。擒获盗贼捻匪，惧留为民害也，往往以严刑处之，奸宄敛迹。”
父亲之外，母亲的言传身教对彭玉麟也影响非常之深。母亲王太夫人“事母笃孝”，“持己严，御下惠，处众温厚，官舍内外称贤”“性甘淡泊”，具有优秀的品德。她对彭玉麟的教育主要是在家遭横暴，丈夫含恨离世之后。她以坚强的意志和坚韧的精神抚育孤幼，一教玉麟兄弟要坚忍顽强，保全性命；二教玉麟兄弟要奋发图强，努力攻读；三教玉麟兄弟要重守信义，不可负人；四教玉麟兄弟要能宽容，“宜有怨莫报，受恩莫忘，满招损兼受益”。
（来源：第89期《清风》杂志 文：谢孝明）
责任编辑：吴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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