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修辞艺术大辞典》

前　言

 主编：刘帆；；名誉主编：杨春霖

中华民族的文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以此而表达出来的语言也是世界上最悠久、最丰富、最生动的语言之一。几千年来，漫长的岁月积累了浩瀚丰繁的篇章，它们不仅是中华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方面的不朽结晶，而且还显示出前人在运用语言艺术上的杰出成就。能否这样说，正是那些与内容相得益彰的语言形式和语言技巧，才使得那些不朽的篇章有了永恒的生命力，推动着社会和历史的前进？

一

任何一门科学都是实践先于理论，再从实践中总结和归纳出符合科学规律的理论，去指导新的实践。中国修辞学的萌芽、发展、形成过程也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从纪元前6—5世纪春秋战国时代开始，《诗经》、诸子散文、楚辞，到其后的汉赋、《史记》、《汉书》、乐府诗，再其后的唐诗、宋词、元杂剧、明清小说、笔记、传奇，直到现代难以数计的著述，无一不闪烁着修辞艺术的光芒。在历史长河中，那些熠熠闪光的名字，如孔子、老子、孟子、庄子、荀子、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欧阳修、苏轼、柳宗元、陆游、关汉卿、曹雪芹、龚自珍、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他们不仅以思想家、教育家、学者、诗人、戏剧家、小说家的声名彪炳千古，而且以他们的文字业绩，展现了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的语言艺术的最高成就。当然也展现了我国传统修辞艺术的卓越成就。

然而，尽管起步很早，作为一门独立的、完整的科学，中国修辞学却形成得很晚。早在孔子的时代就有许多关于修辞科学的精辟见解，可是长期以来处于附庸地位，大都散见于历代文论、经解、诗话、词话与随笔、杂记之中。直到刘勰《文心雕龙》的出现，才标志出中国古代修辞研究达到了历史性的高峰，形成了“修饰文辞”的理论框架。“五四”以后，修辞研究风起云涌，三十年代陈望道先生出版的《修辞学发凡》，奠定了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基础，确立了“修辞必须适应题旨情境”，“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两大分野”的科学理论和体系。从此中国的修辞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登上了科学的殿堂，但是，却又难以意料地停滞了半个多世纪。

八十年代初期，世界范围内掀起了科学技术的新高潮，国内全面展开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间的节奏在加快，空间的距离在缩小，社会交际范围在不断扩大，价值观念在不断更新，使得人们对社会交际主要工具的语言活动，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如：提高言语交际中信息传递的效率，增加言语表达的内涵，扩大表达形式的多样化，以反映人们日益开阔和深化的思维，适应高层次、多样化的审美需求。口语修辞和书面修辞的空前活跃，大大推进了修辞理论方法的研究，传统的修辞学面临着新的挑战，旧有的修辞理论和观念已包容不下实际存在的修辞内容。时代在呼求更加新颖，更加严密，更加完整的修辞科学体系。这种热烈紧迫的形势和局面，吸引了众多修辞研究者的注意，也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并使我们萌发了编写《汉语修辞艺术大辞典》的意图。

二

八十年代起，有关修辞学的研究和讨论异彩纷呈，硕果累累。张志公认为“修辞是运用语言的艺术”；张弓主张“修辞为语言艺术化手段”；吴士文以特定结构为标准提出了“辞格的特定类聚说”；林兴文认为“同义结构是修辞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王希杰以美学标准进行辞格的分类，研究修辞的表达效果；刘焕辉则在对语言要素（音、义、形）的综合分析中，将言语表达形式，思想内容，题旨情境结合一体，提出了“言语形式的适切组合观”等等。尽管众说纷纭，百家争鸣，但是在一些要害问题上还是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共识：一、注重提高语言表达效果规律的研究，并将它作为修辞研究的重点，二、立足于运用的角度，明确修辞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将修辞学与语法学、文艺学、心理学、美学、逻辑学等相关学科严格地划分开来。三、修辞学的研究应该是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地，应该将“功能”、“结构”、“方法”等方面的研究结合起来，向广度和深度进军。这些精辟的见解，给人们许多宝贵的启示和借鉴，为建设新型的、科学的中国修辞学理论及体系奠定了基础，提出了较为科学的出发点。

新的科学整体观点告诉我们：任何一项较为复杂的工作都不是哪一门科学可以解决的，各学科之间的渗透交叉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已故的陈望道先生说过一句体会很深的话：“修辞是介乎语言学和文学之间的一门学科”。（《陈望道语文论集》第606页）深刻地揭示了修辞学和一般语言学及文艺学、写作学的辩证关系。通俗点说，就是：修辞既有语言的属性，又有文学的属性，是一门独立的交叉学科，探讨修辞的性质、特征、结构、方法等规律，要在它的建筑基础，语言与文学相交叉的中间地带进行。同文学一样，修辞是一种有着个人意志和智能的言语行为，一方面它离不开语言材料（音、义、形；字、词、句），离不开对这些语言材料的研究和组合，不论这种组合是常规的、一般的，还是超常规的、特殊的。另一方面，修辞受“题旨和情境”的制约，为一定的表达目的服务，追求最佳的表达效果，具有浓烈的主观色彩。所以应该把修辞当做言语生成方式和表达技巧来研究。既要注重对它构成材料的形态、特点、性质、组合方式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不稳固或稳固的手法与格式的研究，也要注重思想、情感、心理状态、审美观念、社会习惯、不同语体、交际环境、相邻学科等各种因素对修辞运用的制约和影响。其中运用是主要的，理论研究要为应用服务，才能显示出作为“应用科学”的修辞是提高言语表达效果规律的总结的性质。

不过，这里存在着一个怎样理解“修辞必须适应题旨情境”的问题。为此，陈望道先生曾经作出了准确而科学的说明。他认为“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修辞学发凡》。以下引言同）“修辞原是达意传情的手段，主要为着意和情，修辞不过是调整语辞使达意传情能够适切的一种努力。”离开了“意”和“情”，修辞活动就会成为无的放矢，失去价值和意义，也就无法评价修辞方式的好坏优劣。对于“题旨情境”的涵义，陈望道先生也有具体的说明：所谓“题旨情境”，指的是写说的主旨、目的、时间、地点、对象、上下文等方面。概括地讲，决定修辞运用的因素有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主旨、目的是修辞意图和目的，属主观因素；时间、地点、对象、上下文是口语或书面语的交际环境，为客观因素。二者互相制约，相辅相成，构成辩证统一关系。片面地强调和注重某一方面，都会带来偏差和失误。当然这是个理论问题，而且，在理论上人们对此并无多大异议。关键是实践，如何运用这种辩证规律来指导修辞研究和修辞运用。在这一方面，当前的修辞学界似乎是有些欠缺。例如：大多研究者并未跳出传统的“工具论”圈子，而忽视了修辞的主观性与修辞过程中主体的积极的能动作用。修辞是一种重要的语言交际工具，但是它的性质和作用又远非简单以“工具”二字概括得了的。因为，当修辞过程中融进了主观意识和审美追求时，语言修辞就不仅仅是一种交际工具，而是人类所具有的哲学意识、文化精神、社会属性、审美心态的一部分。我们应该从更高的层面和更深的涵义上研究修辞的属性和功能。

再则，传统的修辞学注重了修辞结构、形式、方法、功能的研究，却在考察语辞形成的全过程（即修辞过程）中留下了某些空白。一方面重视了题旨和情境对语辞形成过程的制约作用，另一方面却对作为人类智能行为的修辞活动中，呈现出来的思维规律、心理规律、审美规律缺乏深入的研究。在“修辞怎样适应题旨情境，是否有规律可循”问题前，显得无能为力。

近来，有人提出了一种主体论的修辞观，其基本观点是：“作为一种语言艺术，修辞不仅仅是一种语言文学的剪裁配置，排列组合的符号运动，而是言语交际主体的‘修’和客体的‘辞’双重迭合的结晶……‘修’与‘辞’的组合而成的修辞，实质是主客融合的流动过程，是人们心灵的观照（修）而物化（辞）的结果。”（高长江《现代修辞学——人与人的世界对话·导言》）这段话看起来有点费解，但是却显示出修辞研究中的新视点，新角度。也许它正是对“修辞怎样适应题旨情境，是否有规律可循”问题答案的探索。冷静思索，不难发现修辞过程与文学创作过程有许多相通的东西。它们的目的都是在追求美，创造美，在表现方面又有一些共同的特性和共同规律（在思维、心理、审美等方面）可循，只要我们小心懂慎、严肃认真地将它们严格区分开来，是可以在其中的研究中，发现新的天地。

广义地讲，修辞是一种言语表达技巧，是创造语言美的手段，它与写作有密切的关系，却又本质地区别于写作中的表现手法。技巧是智能活动，修辞和写作也是智能活动。文章是一字一句写出来的，离开语言和言语的组合，就没有篇章结构。可见修辞技巧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文章的优劣；再说修辞又是决定语言风格和语体风格的重要因素，关系到文章总体风格的形成，语言美与文学作品的艺术美，在表现方面又具有一些共同特性，从这个意义上看，修辞和写作确实很难截然划分。事实上，有许多被称为辞格的修辞手法，如对比、抑扬、起兴、谲辞、跳脱、示现、精警、象征、列锦、迭现、通感、炼字、繁复、精细、衬字等，如果不从谋篇布局的角度辨析，有时难以使人区别开，它们到底是修辞手法还是写作手法。但是，难以区别并非是不能区别，两者的界线还是很清晰的：修辞着眼于语言的修饰、美化、加工和运用，属于语言学研究范畴，主要限于以“传情达意”为目的，刻意追求词语和句子组合的表达效果。符合此标准的是修辞手法，超出这个标准的，则为写作手法。为此，有人提出修辞和写作联姻的主张，就其性质、作用而言，修辞同写作一样，具有提高阅读、欣赏、读写、作文的功能，这种设想值得重视和实践。

三

前面，我们用较大的篇幅探讨了修辞的文学性质，下面再谈谈修辞的语言性质。尽管修辞的性质并非是以“语言交际工具”简单概括得了的，但是，它毕竟是语言艺术化手段，是语言交际中的客观现象，所以它离不开语言文字，必然具备语言的、人类社会约定俗成的客观性、社会性和普遍性。同语法现象一样，不懂语法的人，大多能说出符合语法规律的话语；没有专门学过修辞的人，也能在语言交际中普遍运用修辞。这样说并非是抹杀语法和修辞的重要性，而是为了说明语法和修辞作为客观存在的语言现象，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语法现象和修辞普遍地存在于人类社会的交际中，而语法学和修辞学只是这些客观存在的、语言现象的规律性总结。只要我们能够准确地把握这些规律，将那些不自觉的语言交际活动转化成自觉的、含有思想情感、审美追求的智能活动，就能大大地提高语言交际的功能，把语言文字所表现出的思想内容上升到美学境界，从而反转过来证明修辞研究和修辞运用的重要意义。

前些日子，关于语法修辞结合问题的讨论着实热闹了一阵，至今仍有零星的锣鼓声。问题的要害不在于“能不能结合”，而在于“为什么结合”，“怎样结合”，这里存在着一个对研究对象、范围、部分性质和规律再认识的过程。从科学的涵义上讲，两门学科都有各自的研究对象和范围。语法是对语言结构规律的抽象概括，重在研究汉语词法、句法的特点和规律；修辞学则是在文学学、音韵学、词汇学、语法学规范化的基础上，研究言语的表达规律，追求语言的美化和艺术性。从某种意义上讲，语法和修辞早已有着一定程度的交叉渗透。但是它们毕竟是两门不同性质的科学，可以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为我所用；却不可任意整合、掺揉，以免产生畸形的怪胎。传统的修辞学理论和体系将修辞分为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两大部分。所谓消极修辞又称规范修辞，是一种合乎语法规范的修辞方式，以通顺、简洁、明确、贴切为标准。所谓积极修辞又称艺术修辞，是一种偏离常规的、语法规范不了的修辞方式，要求生动、形象和语言本身的美化。能否根据社会发展和学科自身发展的需要，将这两类不同修辞方式的具体内容作一番调整呢？科学实践证明：一切理论研究的最终结果，都要为应用服务，符合语法规范的消极修辞组合，最大程度地体现了语法组合的规律，并将这种规律运用于语言实践，在此，我们斗胆地提出一种设想：把消极修辞的部分内容放置语法中研究，给抽象的语法增添点活力，以打破语法近乎纯粹理论的藩篱。这不是两门学科的结合，而是学科与学科之间，研究对象与范围的发展和完善。

从功能的角度观察，自古以来的修辞手段都是主动的、积极的、毫无消极可言。所谓消极修辞、积极修辞的称谓，实际上蕴含着语体对修辞的制约，和语体为修辞基础的客观存在。八十年代以来，中国修辞界掀起了功能语体研究高潮，并将它作为建筑现代修辞学理论的基石之一，是不无道理的。不过，修辞学的研究范围相当广泛，如果我们能综合借鉴其它相邻学科，如美学、文艺学、讲演学、写作学、心理学、精神现象学等的理论与方法来观察和研究修辞学，不仅能拓展思路和视野，为现代修辞学理论和体系的建立作准备，而且还能扩大和提高修辞学的研究范围同应用价值。

这里不可避免地要谈到辞格和修辞方式。辞格是由各种修辞手法组合成的较为稳固的格式。辞格是修辞方式，修辞方式却不一定都是辞格，二者之间存在着包容和被包容的不等量关系。多年来，辞格和修辞方式的研究一直是修辞学中的强项，人们突破了“辞格中心论”的旧框，却又流露出动辄将多姿多彩的修辞方式纳入辞格框架的倾向，致使辞格的总量逾以百计。于是出现了混淆辞格与非辞格界线，辞格间交叉重叠现象。看来，对于辞格的性质、特点、内涵与外延，它同一般修辞方式的联系与区别；辞格与非辞格之间的过渡和转换；修辞方式形成的心理、逻辑、语言基础；它们的稳固的或不稳固的形态；辞格的分类标准及其理论依据等问题，还需作认真细致的研究。

不过，不论是辞格还是非辞格的修辞方式都是某种修辞现象和修辞规律的总结。它们都是智能活动的结晶，都可以在社会交际中转化成语言表达的技能与技巧。熟悉并掌握它们，对于提高以读、写、说为主要内容的语言表达能力，有着重要的意义。长期以来，修辞理论的研究甚于修辞运用。怎样将理论研究与实际运用结合起来，以理论研究指导实际运用，仍然是现时修辞界重要的课题。

四

当前，全方位的社会开放，促进了社会社交活动的繁荣与兴盛，演讲术的盛行，对写作能力的高度重视，形成了口语修饰和书面语修辞的生动局面。语体交叉渗透的现象越来越活跃，语言艺术化倾向愈来愈浓。我们民族逐步提高的素质，逐渐改善的知识结构和心理状态，都在要求当代语言表达的综合水平（包括修辞水平）所应达到的，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高度。

于是，我们形成了编写《汉语修辞艺术大辞典》的构思：一方面运用大量成功的实例勾勒出古今修辞学的概貌和成就；另一方面在对这些优秀实例的剖析与鉴赏中，浮光掠影地展示上述修辞理论中的诸多问题，不揣浅陋地提出自己的心得体会，拋砖引玉，借以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同时通过阅读和鉴赏普及修辞知识，提高阅读者的修辞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在编写《汉语修辞艺术大辞典》的过程中，我们有一个较为明晰的指导思想，即：尽力将《辞典》编写成具有学术性、鉴赏性、资料性、应用性的修辞工具书。

本《辞典》按惯例，收入汉语修辞103种。不称“修辞格辞典”而称“修辞艺术辞典”的原因有二：一、其中部分辞格，因为缺少鲜明的个性和较为凝固的形式，是否能够称做辞格的尚有争议，将它们统称为修辞方式则可以得到共同的认可。二、修辞是一种语言艺术化手段，《汉语修辞艺术大辞典》中所收的103种修辞方式又都属于积极修辞，即艺术修辞范畴，以“修辞艺术”概括，更能显示出它们的表达功能与作用，突出我们强调和重视的实际运用的意图。

为了有利于修辞教学和研究，《辞典》对收入的每一种修辞方式，都从定义、特点、作用、分类、辨析、用法等方面加以较为详细的阐述。除了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外，还融进了编写者的心得体会：某些概念交叉的修辞方式，重新进行了界定；在合乎修辞规律的基础上，对现有的、数目繁多的修辞方式进行了综合整理，有的拟定了新的分类标准，剖分合并；有的结合社会习惯、审美、心理、语体、表达目的等诸多因素对修辞方式的生成、起源、发展、应用、性质、作用、结构、形式等进行了科学的探讨。也许其中不无谬误，但是我们不揣浅陋，愿向专家、学者们请教，和广大读者研讨。

有感于当前修辞学习和研究实例的贫泛和单调，《辞典》十分注重修辞范例的选择和收集。一要广博；二要典型。全书共收例句一万五千多条，上迄先秦，下至当代；既有名篇名著，又有俚语俗句，同时兼顾文体，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修辞成果与概况，为修辞学习和研究者提供一部有益的参考资料。

但是《辞典》又不仅仅是一部资料汇编。编写这部《辞典》的目的在于总结整理修辞方式方面的研究成果，通过大量实例和评析帮助读者掌握和运用这些修辞方式，借以提高读者的阅读鉴赏能力和语言表达力。所以《辞典》选择的例子要求精美得当。形式上，既能鲜明地体现某种修辞方式的特点，内容上，又要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可供阅读鉴赏的语言片断，具有一定的思想性、哲理性、知识性和艺术性。通过书中数以万计的例句来展示不同历史时期的语言艺术风采。

从体例上看，评析文字是《辞典》的另一重要内容。评析的内容以讲清修辞规律为主，结合题旨情境说明修辞技巧的运用，以及在例句中表达思想感情，传达信息，营造意境的重要作用。我们有意将修辞知识和技巧的运用，同阅读鉴赏，语言表达结合起来，进行一次修辞与写作联姻，为写作服务的尝试，如果上述设想能够实现的话，《辞典》将成为一部融学术性、资料性、鉴赏性、应用性为一体的大型修辞工具书。我们期待它的出版为修辞科学与修辞技巧的普及和发展作出些绵薄的贡献。

五

《汉语修辞艺术大辞典》构思于1988年元月，完稿于1993年元月，历时五年。其中的甘苦，难以尽述。初选的4万多条例句，来自万余册（篇）作品，涉及到的作者，数以千计。评析的难度，人事的变迁，都给编写工作带来很多困难。我们自知担任了一件力所不及的工作，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辞典》，可能会显得粗糙、浅陋，但是，我们坚信这是一件极有意义和价值的工作。如果“抛砖”可以“引玉”，这微薄的奉献能够引起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的注意，全体编写者将会感到莫大欣慰。

本《辞典》由主编提供理论观点、决定体例，再由各撰稿人选择例句，撰写评析文字，最后经主编修改、审定而成。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学习和参考了前人和今人的许多修辞著述，并吸取了其中的部分研究成果，对他们的辛苦劳动，我们深表谢意。

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陕西分院、西北政法学院科研处对《辞典》的编写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帮助。除了篇首署名撰稿者外，孔繁吾、韩美亚、贾树人、宋健、王俊荣、刘淑芳、叶昌前等同志还参加了部分例句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在此，一并说明。

在结束本文时，我们还想最后表白几句：强调修辞技巧的实际运用，并非是为了用修辞术取代修辞学，也不是轻视修辞科学理论的建立。我们只是认为没有修辞知识和修辞技巧的普及和广泛运用，科学修辞理论的建立就会缺乏坚实的基础。修辞理论和应用的研究，不能停顿在学者研究的状态，应该有千千万万的群众参与。

本《辞典》尚属草创，难免有一些偏差和失误，欢迎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不吝教正。

 

 

　　　　　　　　　　　　　　　　　　　

 

（附：《汉语修辞艺术大辞典》已于1995年1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96年8月第二次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