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说宋诗，不知苏东坡犹可，不知黄山谷绝不可。宋诗最重要的应该是“江西诗派”，“江西诗派”的领袖是黄山谷。“山谷”，黄庭坚(1045—1105)号，字鲁直，又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
少有诗才，八岁时作送人赴举诗中云：“送君归去玉帝前，若问旧时黄庭坚，谪在人间今八年。”他大概想自己也如李白一样是谪仙人呢，他也真是天分极好，幼警悟，读书数过辄成诵。他的舅舅过其家，取架上书问之，无不通，十分惊讶，以为一日千里。(见《宋史·黄庭坚传》)他的记性好有如苏东坡，晚年在宜州贬所，为一余姓官吏写《范滂传》，他凭记忆默诵而书，仅有二三疑误，人相顾愕服。山谷曰：“《汉书》非能尽记，如此等传，岂可不熟?”(见《裎史》)
黄庭坚是“苏门四学士”之首，虽然他能和光同尘，但也受苏轼影响，吃了苦头。我们讲苏轼词时说过，“乌台诗案”以后，北宋的党争就越来越不讲理了，、政治也越来越不讲理了。山谷在这种不讲理的党争中，也是常遭贬谪，且越贬越狠，至其临老投荒，穷死贬所。
山谷与东坡都以诗名天下，而黄过于苏；亦以词闻于天下，而苏更胜于黄。黄山谷青年时多作诗，时称“庭坚体”，开江西一派；临老投荒时，则颇多填词，诗却不多作了。苏东坡正相反，壮年时轰轰烈烈地作了很多词在词坛上轩然涌起大波，至老谪儋、惠之时，则词不多作而诗性不减。山谷老年作于贬所的一些词确实好，有东坡气象。
黄山谷为我们留下来的词，不算多，也不算少，归结起来看，大概可分两类，一类是俗的，一类是雅的。俗的那一类，大抵少作，后来就渐渐不欲为了，如《柳塘词话》曰：“鲁直少时，使酒玩世，喜作词。法云秀诫之曰：‘笔墨劝淫，乃欲堕泥犁中耶?’鲁直曰：‘空中语也。’后以桂香无隐，因缘有省，居官一如浮屠法。间作小词，绝不似桃叶、团扇斗妖丽者。”(清沈雄《古今词话·词评》上卷)山谷俗词，以俚俗之语写侧艳之情、玩世之态，大多浅俗亵诨，鄙俚软媚，为人所诟病。但是这类词的抒情之大胆，用语之直率，在北宋词中实为少见，当可视为金元曲子的滥觞。他年轻时作的艳情词，颇弱，也没有多少个性可言，山谷的词还是晚年的好，有自家风格，写贬谪生涯，抒放旷胸怀，笔力奇横无比，中有一片深情。
山谷五十岁那年，哲宗亲政改年号为“绍圣”，新党得势，旧党遭殃。黄庭坚因修《神宗实录》而遭章悖(时为宰相)等新派的不满，被召到京师勘问。那时他刚服满母丧，得诏后进京，过湖口时得遇被贬往岭南的苏轼，此次挥泪而别，便成永诀。在京里对他的勘问也是鸡蛋里面挑骨头，做了些罪名就贬为涪州别驾，在黔州安置。杨希闵为黄庭坚作的《年谱》中说：“谪命下，左右或泣下，公颜色自若，投床大鼾。君子是以知其不以得丧休戚芥蒂其中也。”这样他就去了黔州。在黔州他作过一首《定风波》：
万里黔中一漏天，屋居终日似乘船，及至重阳天也霁，催醉，鬼门关外蜀江前。莫笑老翁犹气岸，君看，几人黄菊上华颠?戏马台南追两谢，驰射，风流犹拍古人肩。
世路多风雨，贬所亦苦辛，黔中漏天多雨，居屋如同乘船，这时候怎么办呢?苏东坡是“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秦少游是“觉倾倒，急投床，醉间广大人间小。”山谷不似少游而略如东坡，他能排遣。内心澄明，为人对得起天下，朝廷那点罪名，不就是加上去的么?又何足道哉!风雨固多，可“重阳天也霁”；“鬼门关”虽远，可在他看来，“鬼门关外莫言远，四海一家皆弟兄”(《浣溪沙》中句)。
你看这老翁真是气概傲岸，黄菊插上白发问，纵老矣，风流却犹拍古人肩。黄菊插发，成了他傲岸的象征，在他五十五岁作的一首《鹧鸪天》里又一次出现：
黄菊枝头生晓寒，人生莫放酒杯干。风前横笛斜吹雨，醉里簪花倒著冠。身健在，且加餐，舞裙歌板尽清欢。黄花白发
相牵挽，付与时人冷眼看。
此词前有小序曰：“坐中有眉山隐客史应之和前韵，即席答之。”史应之，名铸，眉山人，是活动在戎州、泸州一带的隐士。这时山谷又被改在戎州安置，结识了史应之这个隐中狂客。山谷在另一首词中称史应之为“淫坊酒肆狂居士，李下何妨也整冠”，以此知史应之是个不拘礼法的狂狷之士。这首词作于元符二年(1099)重阳，此前黄山谷曾有一首《鹧鸪天·自嘲呈史应之》，史依韵回赠了一首，我们现在说的这首《鹧鸪天》是山谷再答之作。“黄菊”一句，点明时令，时届秋日，已有寒意，而此“秋”与“寒”，亦寓人之迟暮之感。“人生”一句，谓以酒解寒，亦以酒解忧也。“莫放酒杯干”，谓饮酒不住，亦见苦痛之重。“风前”二句，写狂态醉态极逼真。清代沈谦炼江集钞》中说：“东坡‘破帽多情却恋头’，翻龙山(魏晋时孟嘉落帽于龙山)事，特新。山谷‘风前横笛斜吹雨，醉里簪花倒著冠’，尤用得幻。”极幻亦极真，既写史应之，更骋一己之怀。写狂醉之态，是写一种超拔，超拔就是一种“忘”，一种“化”，是把苦痛“化”掉。下片“身健在，且加餐”，进一步写“忘”与“化”。饥来吃饭，困来打眠，不要被世事、被自己的感伤之情扰乱了正常生活。这就是黄山谷了，这就是与秦少游的不同而与苏东坡的通会了。“舞裙歌板”是言歌舞，在歌舞中享受清欢，这也是一种“忘”，一种“化”，“忘”就“忘”个彻底，“化”就“化”个干净，一切世俗规矩、价值标准，与我无涉，世俗认为老人簪花可笑、可羞，而我辈狂客，偏是“黄花白发相牵挽”，时人之冷眼我又何足惧哉!黄庭坚这种对于一己之人格的持重，不与流俗沆瀣一气，在很多地方都有所表现。我们知道他是宋代非常著名的书法家，他有一段论书法的话说：“老夫之书，本无法也。但观世间万缘，如蚊蚋聚散，未尝一事横于胸中，故不择笔墨，遇纸而书，纸尽则已，亦不计较工拙与人之口藻讥弹。”这就是一种“忘”的境界。人至能“忘”能“化”，则能“真”能“得”，则能活得痛快。苦痛藉“化”而消，人格藉“忘”而健。“忘”不是阿Q式的把有当作无，“忘”是一种正视“有”而不为“有”所羁的处世态度。君子坦荡荡，小人(俗人)常戚戚，黄庭坚，君子也。他以“儒学”为中主，兼收佛老，克己以正心,“以道义敌纷华之兵”(《答王云子飞》)，从而进入一种不为外物所动心的“自由”状态，这就是他诗中说的“俗里光尘合，胸中泾渭分”的人生态度。山谷以此为“不俗”。他曾说：“余尝为少年言，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视其平居无以异于俗人，临大节而不可夺，此不俗人也。”(《书缯卷后》)他的内心是澄明的，所以他不管别人怎么说他怎么看他；他痛痛快快地喝酒，坦坦荡荡地簪花，在贬所“以登览文墨自娱，若无迁谪意”(转引自《豫章黄先生词》附录明嘉靖本《山谷全集》中的《豫章先生传》)。这首词读来豪兴满纸，这自然来自山谷对人生的深刻之理解与彻底之觉悟。
我们再看他一首六十岁时作的《虞美人》：
天涯也有江南信，梅破知春近。夜阑风细得香迟，不道晓来开遍向南枝。玉台弄粉花应妒，飘到眉心住。平生个里怨杯深，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
这是他第二次被贬，编管宜州时作的。宋徽宗即位后，山谷被赦还，离开戎州东归，路上任免之命频换，在沙市时接到的任命是回京任吏部员外郎，时山谷流放八年，体弱多病，又才经丧弟之痛，所以上表请辞，乞知太平州(今安徽当涂)或无为军(今属安徽)，只求“太平”与“无为”了。他就在荆州等着朝廷的命令。荆州有承天寺，山谷为写《承天院塔记》，埋下祸根。
朝廷答应他去太平州，他就离开了荆州，过岳阳时有诗句云：“未到江南先一笑，岳阳楼上对君山。”可是他也笑得太早，“太平州”也不太平，做了九天的官就被罢免了。这时蔡京等立“党人碑”，又对所谓旧党猛攻，山谷又遭文字之祸，他的《承天院塔记》被诬以“幸灾谤国”，他就被除名羁管宜州了。宜州比黔州、戎州更为荒远。有人怕山谷受不了那里的瘴气，可山谷说：“宜州者，所以宜人也!”于是他从容地“深入不毛”而去。路过潭州时，遇到秦观的灵柩北归，他与护送灵柩的秦观之子与婿执手大恸，并赠银以资葬费。(见《独醒杂志》卷三)这是崇宁三年(1104)的事，这一年的十二月。
他已在宜州贬所，他的哥哥黄大临自永州千里迢迢来宜州看他，他与哥哥出游时见梅花开放，就作了上面那首《虞美人》。谪居天涯见到梅花，这在他也是一点点的安慰。诗人喜欢春天，这时他已是六十老人，且贫病交加，他或许以为此生不可能再体味到春天的喜悦了，但梅花却给他带来了春的消息，又兼这时哥哥远道而来，他们的手足深情不亚苏轼与苏辙。所以这使他在穷老之时，心里多少有了一丝暖意。他觉到了“春近”，他渴望着生机。“夜阑”二句是头两句的倒装，上片四句的意思是：夜深时风微而香迟，已知有花，及晓来一望，花已开遍向南枝，由此感激守信之梅花为谪人送来春的消息。这里自然寓有诗人的一种渴盼，渴盼春天来温暖一下被政治风雨冷透了的一颗心。他渴望着他的生命有一种转机，他好像看到了这种转机就要来临。下片作者化用了一个有关梅花的典故，《太平御览·时序部》引《杂行五书》云：“宋武帝(刘裕)女寿阳公主日卧于含章殿檐下，梅花落公主额上，成五出花，拂之不去。皇后留之，看得几时。经三日，洗之乃落。宫女奇其异，竞效之。今之梅花妆是也。”山谷在这里用此故事，或表示欲将春天留住。寿阳公主以其美貌将梅花留住，黄山谷则要以其热爱春天的一份真诚将传递春消息的梅花留住。黄山谷作为“江西诗派”的鼻祖，极善用典，点铁成金，化腐为新，此处用典，极能写尽他此时的心情。末二句是说，若是在过去，他这个遇有好事就要豪饮的人一定要饮酒欢乐了，然而十年的贬谪生活，使他没有了豪饮的力量。他感觉到了身体的老和心力的弱，他愿意报春的梅花成为挽救他的力量，可以说，他虽然颇感伤于他的心力交瘁，但他在梅花初放之时，好像感觉到了一种生命的转机，或者说是幻化出了一种生命的转机。此词读来虽有伤感，却不颓倒，这里有对生命的渴望与留恋。山谷热爱生命，可是我们在这首词里已读出他已走在生死的边缘。在宜州他生活得十分苦，地方官是个势利小人，逼得他无处安身，最后住在一个戍楼上。写过《虞美人》之后，转过年来，即崇宁四年(1105)的二月，哥哥回去了，他孤居戍楼，好在这时有个叫范寥(字信中)的成都学子陪伴着他。这年的重阳节他作了一首《南乡子》，内有“万事尽随风雨去，休休。”这可能是他最后的一首词了，没过多久，他就去世了。陆游《老学庵笔记》里记曰：“秋暑方炽，几不可过。一日忽小雨，鲁直饮薄醉，坐胡床，自栏(栏杆)伸足出外以受雨，顾谓(范)寥曰：‘信中，吾平生无此快也!’未几而卒。”他就这么去了，走时无一亲人在侧。幸有范寥为他料理后事，四年后又护送灵柩归葬故里。
黄山谷的词，成就自然比不得他的诗，但在北宋词坛，自有其地位。山谷天才极高，性情耿介，其文艺创作但求自成一家，不肯依傍他人门户，所谓“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读山谷词，真能觉出一股倔强劲儿，倔强之中有姿态。他在苏门，对老师苏东坡十分钦敬，以诗法人词，与坡公同，且尤过之。东坡尚顾及词的特质，而山谷有时好像忘了是在作词还是作诗。所以晁补之说他的词“不是当行家语，乃著腔子唱好诗也。”(《侯鲭录》卷八)他的好处在“妙脱溪径，迥出慧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他的词朴老、明快、劲折，没有花间、婉约一路的幽约迷离，所以他是“当行”之外的别派。他的词，很像他的书法，如苍崖老树，根深蒂固，有着不在乎一切风雨的傲岸。他的弱处在于没有把他那清刚峭拔之长与词体之幽约馨逸的传统之美融合无间。按缪钺先生的话说，这种融合的工作是到了南宋的姜白石出来才得以完成的(见《灵豁词说》第2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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