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古玉：良渚文化的发现与研究！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半剖玉璧

良渚遗址自1936年施昕更先生发现以来，经过了半个多世纪许许多多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而今已经闻名于世界，尤其是大量精美玉器的出土更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焦点。如今国家博物馆在北京举办良渚文化精品展览，可以让更多的人有机会走进距今约五千年前的太湖之滨的先民们的世界，了解他们的文化创造，对于新世纪的中国文化将是件有意义的事情。为了便于大家更好地阅读和理解这一文化，现将良渚文化的认识过程和研究现状，介绍如下：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人面兽面组合纹玉琮

一、发现与命名

1936年西湖博物馆的施昕更先生在他的家乡——余杭良渚一带发掘了良渚棋盘坟、荀山周围以及长命桥钟家村等遗址，同时调查获知的遗址有十余处之多，出土了大量的黑陶与石器，并撰写出版了《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一书，从而成为良渚文化研究的发端。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兽面纹玉琮

施听更先生对良渚遗址的发掘，是在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后，新石器时代考古在黄河流域所取得成果的影响下进行的，是近代考古学在长江下游地区的一次成功尝试。当时在黄河流域已建立起了以黑陶为代表的龙山文化和以彩陶为代表的仰韶文化，东、西两大文化对峙的学说。在传播论与黄河中心论旧史观的影响下，良渚一带所发现的黑陶，就自然被归入了东、西对峙的两大文化之列，被认为是龙山文化向东南传播的一支。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双孔玉刀

1936年以后，由于战争的爆发，这一地区的考古也像全国一样处于停滞状态。直至20世纪50 年代，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发展，使考古事业也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开始了大量积累材料的阶段。

1953年浙江发掘了杭州老和山遗址。

1954年江苏发掘了吴锡仙蠡墩遗址。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玉璧

同时江苏省l951年发掘了淮安青莲岗遗址，1955年发掘了南京北阴阳营遗址，这两处遗址的发掘，使研究者们开始认识到东南地区文化的土著性，于是在l956年提出了青莲岗文化的命名，从而为从思想上冲破传播论的束缚打下了基础。这对良渚文化的研究无疑是一个促进。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玉璧

l956年和l958年，浙江省对吴兴钱山漾遗址进行了发掘，在该遗址中区分出了包含几何印纹陶和不包含几何印纹陶的上下两种文化堆积。对认识良渚诸文化的内涵及从时代上探讨这一地区黑陶与几何印纹陶的关系，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从而开始从特征上对这一文化的内涵进行总结，注意到了“他处所未见”的“鱼鳍形鼎足”，“特殊的三角形石刀”等“自己的特点”。钱出漾遗址下层所发现的木桨、竹编、丝麻织品以及水稻等农作物种籽，也大大地丰富了这一文化的内容，为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开辟了一些新的领域。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玉串饰

钱山漾遗址发掘之后，在浙江吴兴邱城，杭州水田畈;上海马桥，青浦嵩泽，松江广富林;江苏苏州越城，吴江梅堰等地，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古发掘。通过这些发掘，无论在地层堆积序列上，还是文化遗物上，都大大丰富了对这一地区史前文化的认识。研究者们抛开黑陶这种简单而笼统的概念，开始从器物特点及组合上总结出如鱼鳍形足鼎、发达的圈足器、表面易脱落的黑皮陶、穿孔石钺（斧）、三角形石刀、石耘田器、有段石锛以及精致的玉器等这些与山东龙山文化不同的特点。于是1959年夏鼐先生把长江以南太湖流域主要包含黑陶的这种文化，正式命名为“良渚文化”，从而开始了良渚文化研究的新历程。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玉钺

二、区系的建立

中国古代的遗址一般都不是单一性的，一处遗址往往包含有多个时期的文化堆积，所以在包含良渚文化遗存的许多遗址被发掘的同时，在地层序列上也逐渐确立了良渚文化--嵩泽文化--马家浜文化的叠压关系，从而为寻找良渚文化的渊源，建立本地区的文化序列，奠定了基础。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玉镯

在研究上，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对本地区提出的青莲岗文化、良渚文化、湖熟文化等几支土著文化，一方面强调其土著性，而另一方面又带有传播论的观念，只作平面的理解，而并没有从地层关系与类型学角度给予深刻的探究。所以良渚文化作为太湖流域的一种土著文化，从龙山文化系统中独立出来，虽已被研究者们所接受，但对其年代的估计，却由于受了传统史观的偏见，而认为其下限要达到商周之际乃至更晚。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人面纹玉琮

从l966年到1972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劫难，全国的考古工作几乎处于停滞的状态。1972年以后，随着考古工作的恢复，大量新的考古材料的发现，以及碳14测定的年代数据的陆续公布，使我国的考古事业又走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在1972年公布的第一批钱山漾下层的碳14数据，表明钱山漾下层的年代“并不晚于黄河流域龙山文化”，从而使研究者们对良渚文化及本地区的偏见，开始有所改变。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人面纹玉琮

由于碳14数据所确定的绝对年代的依据，及地层叠压上的多次证明，青莲岗文化作为早于良渚文化的“长江南岸较早期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在1972年已得到了确认。1973年发表的《略论青莲岗文化》一文（载《文物》1973年第6期），把这一文化分作了江南、江北两种类型，并注意到了宁镇地区和太湖地区的差异，以嵩泽中层为代表的文化遗存，被当作青莲岗文化江南类型的最晚阶段，在这里第一次被提出来，并作为和良渚文化的联系加以考虑，指出“嵩泽中不少器形已开始具有良渚文化的某些特点”。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人面纹玉琮

在70年代前半期，太湖地区主要发掘了江苏吴县草鞋山、常州圩墩、吴县澄湖;上海青浦嵩泽;浙江嘉兴雀幕桥、双桥等遗址。大大丰富了对良渚文化及本地区青莲岗文化内涵的认识。尤其是吴县草鞋山遗址的发掘，第一次发掘到了出土琮璧等玉器的良渚文化的大型墓葬，为进一步认识良渚文化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形态，提供了新的资料。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人面纹玉琮

与此同时，1973—1974年及1977年，在浙江钱塘江南岸，发掘了余姚河姆渡遗址。河姆渡文化以其年代的久远和特征鲜明的文化面貌，使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重要性，受到了举世的瞩目，从而为本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研究，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人面纹玉琮

l977年可以说是长江下游地区史前考古学的一个新的转变期。

首先夏鼐先生在《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一文中，提出青莲岗文化的江南类型和江北类型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建议把江南类型称为“马家浜文化”，包括马家浜和嵩泽两个阶段。并指出“南京北阴阳营下层墓葬，似乎代表另一种文化”。依据碳14数据指出，马家浜文化年代上相当于中原的仰韶文化，认为良渚文化是继承马家浜文化发展来的，其年代则相当于黄河流域的河南龙山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且开始的时间要早一些。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人面纹玉琮

随后在1977年10月南京召开的“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讨论会”上，一些有代表性的论著，从时间上、地域上和文化发展序列上，给这一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以充分的肯定。

苏秉琦先生在会上第一次提出了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块块设想”。把长江下游分成了微山湖——洪泽湖以西的苏鲁豫皖四省相邻的地区，以南京为中心的宁镇地区和太湖——钱塘江地区，为以后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人面纹玉琮

南京会议上，许多文章提出了太湖地区从马家浜到良渚的序列。对嵩泽中层所代表的遗存，有两种意见，一种把它归入马家浜文化中，另一种则把它归入良渚文化，但是作为从马家浜到良渚的一个过渡阶段的中间类型，则是普遍的共识，良渚文化在太湖地区的渊源关系从而得到了确立。

对于良渚文化的确立和认识，我们可以看到是从它的内涵渊源、区域和年代这三个方面进行的。7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大量考古资料的公布和新材料的发现，良渚文化作为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下游太湖地区的一支高度发达的土著文化，才开始真正为人们所重视。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人面纹玉琮

三、良渚文化的内涵

良渚化在经历了漫长的个性认识与渊源探讨之后，在7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进入了对自身内涵进行深入研究的阶段，至80年代中期可为其前段。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经济建设的高潮。客观上大量的动土，促使了许多新的遗址的发现，另外几十年的考古实践，也为寻找遗址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人面纹玉琮

在江苏继草鞋山发掘之后，1977年又在吴县张陵山发掘到了随葬琮、璧等的良渚文化大型墓葬，从而开始引起学术界对良渚玉器的关注。一方面这些中国礼制中的重器。竟在一向被认为是“蛮夷之地”的江南找到了渊源;另一方面大墓与小墓之间所表现出的悬殊差异，也足以使人们相信，这一文化的社会分化与进步，已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1978、l979和l982 年，南京博物院对常州武进寺墩遗址进行了几次发掘，又获得了以数十件琮、璧等玉器随葬的更为壮观的大墓，对琮、璧等玉器的形制也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并提出了氏族显贵者及其家族墓地的观点。

良渚文化玉璧

随后l982年和1983年，上海文管会在上海青浦福泉山遗址的发掘中，也发现了随葬大量玉器的良渚大墓。而且在对墓地的解剖中认识到，这一突兀的土山，竟是专门为埋葬这些墓主人而由人工堆筑营建而成的“土筑金字塔”。这一认识上的突破，不仅为探讨良渚大墓的特点、性质提供了新的材料，而且也为日后许多的发现提供了经验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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