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胸怀，就是用天下之材、尽天下之利的气度，当然，还包括相当程度的对异己的包容，对陌生的包容，对不如己者的包容。只有这样，你才会形成一种从广大处觅人生的态度，把生命的境界做大，把事业做大。
在两种情况下可以看清一个人的胸怀，一是极乐，二是大悲。因极乐而得意忘形的人，乃是小人；因大悲而产生厌世心理的人，乃是俗人。苏东坡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但是，他的命途并不顺利，屡遭劫难，特别是在“乌台诗案”中，深受文字狱所害，几度遭受巨大灾难。
那么，面对这种大悲的生活，东坡的心态是如何的呢？
苏东坡为官没有多久，在全国范围内就展开了由神宗领导王安石实施的“熙宁变法”，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他被迫卷入了政治斗争之中。那时，东坡并不是一位高官贵族，只是在一般基层为官，因此，他对新法的具体实施情况特别了解。
特别是“青苗法”，最初的目的是鼓励农业生产、遏制土地吞并，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却逐渐演变成强制贷款。从“帮助人民”到“扰乱人民”，最终，导致许多农民家庭破裂，严重危害人民的利益，导致公众极大的不满，东坡因此向朝廷递交奏折表达了自身的意见和建议。
但是，宋神宗渴望新法实施成功，根本听不进去不利于新法推行的任何言论，再加上，东坡在当时的文坛颇有名气，甚至，可以称之为“意见领袖”，他的话常常能决定舆情走向。因此，朝中便有官员从东坡的文章中“鸡蛋挑骨头”，向朝廷报告说：“东坡诗文之间存在诋毁皇上，抵制新法的言论。”
元丰二年（公元一零七九年），宋神宗对此案做出了决定，派遣太常博士皇甫遵前往湖州，依令传唤当时身为此地知州的苏东坡前往京城。皇帝一道命令下来，你就得立马启程，没有半点时间推迟。东坡一家老小顿时失去了顶梁柱，乱作一团，他的妻子王氏，更是眼含泪水。
东坡看到这个场景，将他老婆拉到一边，对她说：“你怎么就不能像杨处士的老婆一样为我作一首送别诗呢？”一句话就让王氏笑了。这件事得从一个故事讲起，东坡曾经给王氏讲过一个故事：
宋真宗东封泰山之时，顺便沿途寻访能人志士，终于，于杞县一带寻访到了一个人才，名为杨朴。闲聊之际，宋真宗问杨朴是否会写诗，而杨朴故意说不会，又问及临走之时是否有人为其作诗送行，杨朴说，他的妻子作了一首送行诗：
“更休落拓耽杯酒，且莫猖狂爱咏诗。
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
宋真宗听完便笑了，并且，知晓了其不愿入朝为官之意，不愿过多为难，便将其放回家去了。在生死离别面前，东坡不仅不表现慌张，还能用一个小小的笑话缓解其妻子的不安情绪。可以说，这份从容淡定，真的是非一般人可及的。
当时，朝中有一批官员，因新法而得以接连升迁，他们自然听不得抵制新法的言论，因此，这些人想要置苏东坡于死地的态度非常坚定。苏东坡被这些人施以酷刑，受尽了屈辱。据说：当东坡入狱时，监狱官员曾询问其祖先五代之内是否有“誓书铁券”（皇帝给予有功官员的赏赐，允许其后人享受皇家优厚待遇，可免死罪，具有特殊的法律效力）。
根据当时的规定，只有死囚才会询问五代中是否有“誓书铁券”，一般囚犯只会问及三代，这也能说明，当时东坡所判罪行很重。然而，作为皇帝的宋神宗，在下属官员不断为他提供“反诗”的新证据，给出各种杀死东坡的理由的时候，他却有些犹豫了。
不能诛杀“士”这一阶层的人，是宋朝沿袭至今的惯例，他不能创下这个先例，充当一个暴君。但是，东坡反对新法的言论实在是太过分，太过于引人注目了，极大影响了新法的实施，这一切也是其不得不正视的问题。因此，对于宋神宗来说，诛杀东坡与否，变得极难决定。
此时，东坡反对新法的言论究竟是为了国家利益还是私人利益，成为宋神宗判决这件案件的关键点。于是，他决定安排太监“卧底”入狱。有一天，天刚黑，东坡像往常一样躺在监狱里睡觉，过了一会，进来两个人，什么也没说，躺下就开始睡觉。
东坡并不太关心这两个人，逐渐睡熟鼾声大作。凌晨大概四更左右，这两个人悄悄离开了监牢，东坡并不知晓依旧熟睡。后来，东坡才知道，这两个人是由宋神宗派来负责观察他的，希望能从其外在表现看出他心中到底有没有鬼。
如果一切如常，那么，他必定是心中坦然；如果辗转难眠，那么，他必定是心有不安。第二天，宋神宗向官员们宣布：“朕知东坡胸中固无事也!”在如此险境之下，还能安然入睡，东坡果然非同常人。
东坡的内心非常宽广，不好记仇。宋神宗之后，朝中对于新法的争议从未中断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争议逐渐演变为派系之争，变法也成为很多官员升迁的一个工具。当皇帝支持改革时，改革派便能手握强权；当皇帝反对改革时，反对派便能在朝中专权。
所以，许多人通过支持或反对新法改革获得了升迁。王安石下台之后，司马光上台；司马光去世后，章惇上台，这个循环一再重复，推动北宋这艘巨轮逐渐驶向衰落。虽然，东坡反对一些新法政策，但是，他仍然非常支持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新法政策。
期间，他与王安石的政治主张不同，但是，当王安石被撤职后，他又和王安石成了最好的朋友。他与司马光的政治主张有相似之处，但是，司马光上台后试图废除新法，他又出言建议个别新法不能废除。
可以说，他是用事实作为衡量事物正确与否的标准，而不是试图以与其他人相同的方式寻求政治前途。因此，他既不属于反对派，也不属于变法派。而且，不论哪一个派系掌权，他都是受到排挤打压的那一个人，因此，他的仕途遍布坎坷，多次遭到贬黜。
但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总是心胸开阔，思想乐观，不好记仇，既不趋炎附势，也不落井下石。
东坡与章惇差不多大，两人年轻时曾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最终，两人由于政见不和成为陌路人。绍圣元年（公元一零九四年），宋哲宗任用章惇作为宰相。由于，章惇之前遭到反对派的排挤打压，于是，上台以后，章惇在推行新法的同时，对反对派进行大肆报复。
他不仅拆毁了已故宰相司马光的牌坊，还将朝廷赐其的碑文磨平，甚至，唆使年仅十余岁的皇帝将司马光掘坟鞭尸，其行径卑劣至极。因为，东坡曾经明确地发表过反对新法的言论，所以，他也在章惇的打压名单之上。
因此，东坡被贬黜到惠州（如今广东省惠州市一带），任职宁远军节度副使。东坡已经对贬黜习以为常，无论环境多么糟糕，他都能苦中作乐，在诗歌创作中寻找人生的快乐。在惠州，他曾写过一首诗：“为报诗人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
之后，章惇认为东坡的日子太过于舒适，于是，又将年已61岁的东坡贬黜到昌化（如今海南昌江黎族自治县一带），任琼州别驾。
世事难测，公元一零九八年，章惇失势被贬至岭南雷州(如今广东雷州市)。其子章援在东坡任职礼部主考官期间考中进士，按礼数应尊东坡为师。章援又一次意欲拜访东坡，碍于父辈纠葛便写信给东坡，在信中表达了歉意。
而东坡在回信中提及往事无怨无怒，平淡如水，更多的是提及早年间与章惇的情谊。宋代文人孙宗鉴所写的《东皋杂录》中记录了一件趣事：
元佑初年（公元一零八六年），东坡被任命为翰林学士、知制诰，手握重权。当时，有一名监狱官员曾在“乌台诗案”中对东坡施加过酷刑，于是，每当他看到东坡时，都满脸愧意。
后来，东坡给他讲了一个笑话。
一条蛇咬死了人，下了地狱以后向阎王说道：“我虽有罪，但我体内有一个‘黄’，可以治病救人。”阎王于是饶过了蛇。不久，有一头牛顶死了人，下到地狱向阎王说道：“我体内有‘黄’，可以医治数人。”阎王也原谅了这头牛。
后来，一个人杀人后堕入地狱，这个人学着蛇和牛，向阎王说他体内也有“黄”，也希望获得赦免。但是，阎王听后非常生气，说：“蛇黄，牛黄可以被用以入药，天下皆知，你身为人何“黄”之有啊？”
于是，这个人尴尬地回答说：“我没有别的，只是有些惭‘惶’而已”。东坡不好记仇，在一段笑谈之间，便原谅了自己的仇人。东坡岁官途艰难，但是，内心极为大度，能够做到一笑泯恩仇。
绍圣四年，年已六十二岁的苏东坡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徼边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在古代，被贬职到这个地方，基本就跟流放差不多了。
至今，人们一直把东坡看作是儋州文化的开拓者、播种人，对他怀有深深的崇敬。并且，在儋州流传至今的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等等，表达了人们的缅怀之情，连语言都有一种“东坡话”在里面。
元符三年四月，朝廷颁行大赦，苏东坡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东坡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在常州（今属江苏）逝世，享年六十五岁。去世前，他曾留下遗嘱葬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钧台乡上瑞里。次年，其子苏过遵嘱将父亲灵柩运至郏城县安葬。
正如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所说：“苏东坡过得快乐，无所畏惧，像一阵清风度过了一生... ...”
参考资料：
『《历史上的苏轼》、《东坡易传》、《唐宋八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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