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我们讲到，《大宋宣和遗事》在招安情节上，把宋江写成是个忠君报国的赤胆忠臣。
那么，除了《大宋宣和遗事》，宋末元初还有哪些作品写到了宋江的招安故事呢？
宋末元初童瓮天的《瓮天脞语》，就记载了一首宋江为谋求招安，在李师师家里所作的表露心迹的词。
词曰：“天南地北，问乾坤，何处可容狂客？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翠袖围香，鲛绡笼玉，一笑千金值。神仙体态，薄幸如何销得？想芦叶滩头，蓼花汀畔，皓月空凝碧。六六雁行连八九，只待金鸡消息。义胆包天，忠肝盖地，四海无人识。闲愁万种，醉乡一夜头白。”
在这首词里，宋江不但讲到了自己对招安的期盼，“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六六雁行连八九，只待金鸡消息”，也直抒了自己“义胆包天，忠肝盖地”，可是“四海无人识”的一腔热诚。
从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词里对宋江受招安情节的描写，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词里的宋江，早已洗脱了《大宋宣和遗事》里被张叔夜“招诱”时的那份无奈，而变成了一个主动谋求招安，冀盼报效朝廷的忠义之士。
宋江在李师师家里题词这个故事，在当时的民间应该是广为流传的，这也就是明人杨慎在《词品·拾遗·李师师》里所说的“小辞盛于宋”的意思。所以，童瓮天才会将它收录在自己的书里。
而宋江受招安情节的这一重大变化，至少有这样两个意义：
一是极大地增强了宋江身上的“忠义”元素，在这首词里，主动谋求招安的宋江身上，那全忠仗义、忠君报国的思想已经是昭然若揭了。
二是从一个侧面充分证明，至少早在宋末元初的水浒故事里，宋江的忠义形象已经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可。
及时雨宋江
元人陆友在《杞菊轩稿·题宋江三十六人画赞》这首诗里，也写到了宋江受招安的事情。
诗曰：“睦州盗起隳连城，谁挽长江洗兵马。京东宋江三十六，白日横行大河北。官军追捕不敢前，悬赏招之使擒贼。后来报国收战功，捷书夜奏甘泉宫。”
从陆友的这首诗中，我们可以清晰读出这样两个不争的事实：一是“谁挽长江洗兵马”“悬赏招之使擒贼”等诗句，写出了宋江他们受招安擒方腊的忠君之举；二是“后来报国收战功，捷书夜奏甘泉宫”等诗句，则写出了宋江他们“统豺虎，御边幅”“平虏保民安国”的报国之心。而那征辽报国的故事，简直就要呼之欲出了。
于是，到了元明间无名氏《梁山七虎闹铜台》杂剧里，吴用就唱道：“有一日圣明主招安去，扫蛮夷，辅圣朝，麒麟阁都把名标。”而宋江则说得更加具体：“安邦护国称保义，替天行道显忠良，一朝圣主招安去，记保华夷万载昌。”
而元明间无名氏《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杂剧，甚至就直接写宋江他们抗击辽国的故事了。
综上所述，招安是历代水浒故事的固有情节，是塑造宋江形象的重要环节。
随着宋元明三朝社会风云的急剧变幻，社会思潮的不断融入，水浒故事中对招安情节的描写也在不断深化，不断丰富。宋江那全忠仗义，忠君报国的忠义形象，也就随着招安情节的深化，而日益丰满，逐渐成型了。
（三）小说对招安故事作了独创性的改造，从而极大地深化了小说的主旨。
通过对历代水浒故事中招安情节变化的梳理，我们就可以清晰发现，《水浒》小说对招安情节，作了独创性的改造。
这个独创性的改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让宋江在梁山事业最为辉煌的时候，委曲求全，主动谋求朝廷的招安。
《水浒》小说里的招安，既不是《宋史·张叔夜传》里的因兵败被困，而被迫接受的招安，也不是《大宋宣和遗事》里的朝廷出榜招谕，张叔夜招诱归顺的招安，而是宋江在“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的大好形势下，主动谋求的招安。
这就与走投无路时的被迫招安或招诱归顺的招安，有了质的区别。
张锦池先生在《水浒传考论》中指出：宋江前后五次“钻刺关节”，谋求朝廷招安，“显然是要说明：宋江虽历经种种磨难，但忠于宋室之心始终不二，可以委曲求全，可以忍辱负重，真是‘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誓不休。’”此论甚是。
《水浒》小说编写者对招安背景这一别具匠心的改造，就是为了写出宋江那炽若烈焰的忠君报国之心。
也就是说，越是在梁山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宋江越是要主动谋求招安，以实现自己全忠仗义、忠君报国的人生目标，这样也就越是写出了宋江的忠义之烈，报国之切。
梁山三败高俅
其次，让宋江在招安后“平虏保民安国”，“竭力捐躯，尽忠报国”，但最后却难逃“奸佞之臣”的毒手，只得饮鸩而亡。
《水浒》小说对宋江招安后的结局，作了这样三个别具匠心的安排：
一是，梁山受招安之后，朝廷只授宋江为破辽都先锋，卢俊义为副先锋，其余众头领均为白身，说是留待以后建了功，再加官受爵。这样就与李若水的《捕盗偶成》和《大宋宣和遗事》里所写的，梁山三十六人一招安，就全伙拜爵封官的情况，完全不同了。
二是，梁山受招安后即征辽，但是征辽开篇所写的，却是因滥官专权，在陈桥驿任意克扣朝廷赏赐，致使梁山军校怒杀滥官，而宋江不得不滴泪斩军校的故事。这样就与《宋史·徽宗本纪》、《宋史·张叔夜传》里所记的宋江招安后不知所终的情况完全不同了。而陈桥驿特殊的地名，宋江的滴泪斩军校，又会让人产生无穷的联想。
三是，梁山受招安后，先后征辽国、平田虎、平王庆、平方腊，“平虏保民安国”，为朝廷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宋江最后却难逃“奸佞之臣”的毒手，只得饮鸩而亡。这样就与《大宋宣和遗事》里所写的梁山招安后三十六人俱皆授官，宋江后因平方腊有功而封节度使的煊赫结局，完全不同了。
《水浒》小说编写者对招安结局这一别具匠心的改造，既写出了宋江“死于九泉，忠心不改”，“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的忠之烈，又写出了奸佞之臣“屈害忠良”，“变乱天下，坏国，坏家，坏民”的恶之深。从而就在客观上对那个“太平本是将军定，不许将军见太平”，“大贤处下，不肖处上”的“冠屦倒施”（李卓吾语）的社会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本质上揭示了那个社会的残酷和血腥。
《水浒》小说对宋江招安结局的这一独创性改造，极大地深化了小说的主旨，从而将小说推上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并在世界文学的历史长廊中永久地煜煜生辉。
陈桥驿滴泪斩小卒
那么，《水浒》小说为什么要对招安情节作这样的改造呢？
我们觉得，《水浒》小说对招安情节作如此处理，既遵循了水浒故事在流传过程中“忠义”元素日渐增强的内在逻辑，也密合了对明初屠戮功臣深表“不平”的社会思潮。
据记载，明初朱元璋大规模地杀戮功臣主要有两次：一次是在洪武十三年，丞相胡惟庸谋反案，株连三万余人；一次是在洪武二十六年，凉国公蓝玉谋反案，株连一万五千余人。
在这些被杀戮的人员中，不乏参与征伐蒙古贵族以恢复汉族统治地位和征伐地方割据势力以实现国家统一的功臣名将。于是，这些被杀功臣名将的悲惨遭遇，引起民间对他们的同情、不平和怀念，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对此，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有深刻的论述：“至于宋江服毒的一层，乃明初加入的，明太祖统一天下之后，疑忌功臣，横行杀戮，善终的很不多，人民为对于被害之功臣表同情起见，就加上宋江服毒成神之事去。”
“煞曜罡星今已矣，谗臣贼子尚依然”，这既是对宋江这些忠臣已逝的感叹，也是对高俅这些奸佞当道的愤慨。但是，尽管日月欲悬忠烈胆，可是风尘难障奸邪目。在这样一个“大贤处下，不肖处上”的时代，宋江们又有什么办法呢？进而言之，《水浒》小说的编写者又有什么办法呢？“千古蓼洼埋玉地，落花啼鸟总关愁”，这就是宋江们的最好归宿了。
煞曜罡星今已矣，谗臣贼子尚依然
所以，宋江们招安的悲剧，就深刻揭示了忠义之士“竭力捐躯，尽忠报国”，最终却难逃奸佞毒手的现实。从而既寄托了对宋江这些忠义之士的深深哀悼，又反思了“宋何以亡”的根源所在，那就是宋室之所以会亡于异族，并不是无人可用，而只是“满朝文武，多是奸邪”。
这，就是《水浒》小说如此写招安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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