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孙辰首见《春秋》记载于鲁庄公十一年（前681）。
当年秋天，宋国发大水，臧孙辰受鲁庄公委派到宋国慰问灾祸，说：“上天淫雨霏霏，危害禾黍百谷，皇天怎么如此不怜恤地上万民？”宋闵公回答道：“这实在是孤家对上天不够敬重，上天降下灾祸，还让贵国国君为此忧虑，敬承盛情厚意，实在愧不敢当。”听完宋闵公的对答，臧孙辰私下里对随行人员说：“宋国大概要兴盛了。当年夏禹、商汤把责任归罪与自己，他们的部落勃然兴盛；夏桀、商纣把责任归罪于他人，他们的国家则迅速衰亡。并且国家出现灾祸时国君自称为'孤’是符合礼制的。言辞上表现出敬畏诚恐而称呼上合乎礼仪，他的国家怎么能不兴盛呢。”后来听说这些话是闵公的弟弟公子御说所说的，臧孙辰的祖父臧孙达更是预言：“此人适合作为一国之君，因为他有体恤百姓的仁心。”
鲁庄公二十八年（前666），鲁国发生饥荒。臧文仲向鲁庄公禀报说：“与邻国相互支援，与诸侯诚信结交，用婚姻加以稳固联盟，用誓约加以明确，就是为了国家出现危机的时候可以得到帮助。铸造名贵的器物，积累昂贵的财宝，就是为了当百姓生路断绝的时候可以凭此换得一线生机。如今国家遭受饥荒，国君您为何不用这些名器宝物向我们的邻国齐国换取粮食，以解我国的燃眉之急！”鲁庄公问，谁可以担任出使齐国的使臣。臧孙辰回答道：“国家遭受饥荒，由卿大夫出使邻国购买粮食，是自古以来的制度。臣臧孙辰的职位是卿，请派我出使齐国。”于是庄公同意了。
臧孙辰的随从问：“国君并没有任命您，而您主动请命，这样自己选择差事恰当吗？”臧孙辰告诉他：“贤能的人应该在国家危难时争着做困难的事而在国家太平的时候谦让容易的事，当官的人遇到危急的时候不逃避困难，身居高位的人体恤百姓的祸患，这样国家才能和谐无事。如今正值国家有难，如果我不出使齐国，就是临危而避难。身处上位却不体恤下层民众，当着官员却慵懒惰怠，这不是侍奉君主应该做的。”
于是臧孙辰带着鬯圭和玉磬到齐国求购粮食，向齐桓公进言：“如今天灾流行，不幸降临我国，农田颗粒无收，人民几乎饿死。周公、太公的祭祀难以进行，连向王室进贡的贡品也无法操办。我国国君深恐因此而获罪，所以不敢再珍惜先代君主的礼器，派我来向贵国求购一些积存多年的陈粮，来拯救我国的灾难。如此既减轻了贵国粮官的负担，也使我国的祭祀、进贡的工作得以进行，岂不美哉。这样，不仅我国的国君臣民感激您的恩赐，就连祖宗神祇也因得以继续享受祭祀而降幅保佑您！”齐桓公对臧孙辰的一番言辞十分满意，于是退还了名器宝物并向鲁国输送粮食。
鬯酒之圭,长尺二寸,有瓒,所以灌地降神之器——《国语·周语》韦昭注
玉磬，天子之乐器也——《尚书》
这便是臧孙辰的为官之道以及他心中对“贤人”的定义——为官者当事不避难，在位者恤民之祸患、“急病让夷谓之贤”。我认为臧氏的这番言论，不仅仅体现了他品格的高尚，更凸显出他贵族的精神。国家有难，身居高位的不站出来担当责任难道让平民百姓承受灾难吗？这番话比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更有深度，也更有魅力。一千六百多年后，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振聋发聩地写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正是对臧孙辰这番言语最生动的诠释吗？可怜文章的最后范公遗憾的叹息“微斯人，吾谁与归”，我想，假使范公能与臧氏同处一个时代，两人必定能携手遨游吧！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微斯人，吾谁与归？——范仲淹《岳阳楼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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