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山会议派的反共反革命活动，激起国民党左派、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强烈反对。1925年11月27日，广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即致电各级党部，宣布西山会议是非法的，决定于12月11日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国民党北京、上海执行部，江苏、广东、福建、浙江、湖北省党部，海外各总支部，港澳总支部，广州及汉口特别市党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特别党部、宁波市党部以及各级地方党部等一致通电拥护广州国民党中央，要求从严惩办西山会议派。12月11日，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如期在广州召开。全会严厉斥责西山会议派的非法分裂活动，严正申明“国民党一大”以来联俄、扶助农工，接收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均系孙中山生前所定的根本方针。全会决定于1926年1月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严肃处理西山会议派问题。
在西山会议召开期间，11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第六十五号通告，指责西山会议派“站在广州中央最高党部之外，站在国民政府之外标榜异议，迹近阻挠革命工作，而为全国人民所不取”①。12月9日，中共中央又发出第六十七号通告，要求各级党委发动各地国民党党部一致发电痛驳西山会议派。毛泽东在他主编的国民党中央机关刊物《政治周报》上连续发表了《北京右派会议与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最后工具》、《右派的最大本领》、 《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等文章，对西山会议派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破坏国民革命，分裂革命统一战线的行为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深刻的批判，这为在组织上处理西山会议派作了思想准备。
1926年1月，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处分违犯本党纪律党员决议案》。严正宣布西山会议的举动“纯属违法，并足以危害本党之基础，阻碍国民革命之前途，非加以严重之处分，不足以伸党纪而固吾党之团结。”“但西山会议诸人，有主动最力而蓄意谋危本党者，有属于盲从附和因一时之误解为人所愚而致引入歧途者，有因个人之主张不同而致为人利用者，情节既有主从之分，则处分自不能不有重轻之别”。“谢持、邹鲁二人，纯为主动之人，其违反党纪，以此二人为最。谢持、邹鲁应永远开除党籍”;居正、石青阳、石瑛、覃振、傅汝霖、沈定一、茅祖权、叶楚伧、邵元冲、林森、张继、张知本(未参加会议)等十二人，“并非西山会议之主谋，略述原情，应予以自新之路，由大会用书面向上列十二人提出警告，指出其错误，责其改正，并限期两个月内具复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戴季陶虽“未得中央执行委员会许可，即以个人名义发布《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以致发生不良影响，惹起党内纠纷，至于此次西山会议，始终未与会，离京之日，曾函吴稚晖同志表示悔悟”，“应由大会予以恳切之训令，促其猛醒，不可再误”②。对于列名西山会议兼有其他违犯党纪、列名北京同志俱乐部分子和上海伪中央执行委员会所有人员分别作出处分。这两个决议案，伸张了党纪，对国民党内右派分子的反共分裂活动是有力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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