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法大坏思辨与唐人尚法溯源 元代鲜于枢书法
《论草书帖》有这样一段描述，张长史怀素高闲 皆名善草书。长史颠逸。时出法度之外 怀素守法。特多古意。高闲用笔粗。十得六七耳。至山谷乃大坏。不可复理。此伯几真迹。渔父词。虽然只是他对于唐宋以来草书的一家之言，但我们从中了解到，他认为在唐代书家们是守法的，越到后来黄山谷法度尽失。但值得我们思考的就是，到底唐代书法崇尚的是一种什么法度，而到了后来就被宋以后的书家写坏了呢？
当然我们从书法史中了解到，鲜于枢与赵孟頫同是元代复古的两面大旗。对宋人尚意的书法风尚是极端抵制的。所以就发出了古法大坏的感叹。赵孟頫的《松雪斋书论》中俨然对唐人尚法是极力推崇的。他说：“临帖之法欲肆不得肆，欲谨不得谨，然与其肆也，宁谨。非善书者莫能知也。”又说：“凡作字戏写，亦如欲刻金石。学书有二，一曰笔法，二曰字形。笔法弗精，虽善犹恶；字形弗妙，虽熟犹生。学书能解此，始可以语书也已。”等等书论，都好比是对宋人尚意书风的一种声讨。其实这样也说明，元代不再走前代文化书理尚意的老路，不破不立的文化之路，本身就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甚至从清人梁巘《评书帖》我们也可以窥见元人复古也是很厌恶南宋后，书风就象国风世运一样萎靡不振，他说，“晋书神韵潇洒，而流弊则轻散。唐贤矫之以法，整齐严谨，而流弊则拘苦。宋人思脱唐习，造意运笔，纵横有馀，而韵不及晋，法不逮唐。元、明厌宋之放轶，尚慕晋轨。然世代既降，风骨少弱。”所以元人确立了书法尚态是有别于宋人的一种新的风尚。这里要提到文化之道与艺术表现‘法与意’之间，自书法史演变过程来看，道艺（意法）两者都是在风雨飘零中不断维持着它们紧张和平衡的关系，和时代的兴衰有着莫大的关系。道与艺的追求和取舍，艺林优游本就是历代文人墨客向往和追求的。
然而，让元代以降趋之若鹜的唐人古法是什么呢？宋人对于艺术适意的心态，从苏轼为首的宋名家哪里我们都能看到。苏轼说：“诗不求工字不奇，天真烂漫是吾师。”黄庭坚亦说：“老夫之书，本无法也，故不择笔墨，遇纸则书，纸尽则已，亦不计较工拙与人之品藻讥弹。”米芾说：“学书须得趣，他好俱忘，乃入妙，别为一好萦之，便不工也。”董逌亦说：“书法贵在得笔意，若拘于法者，正以唐经所传者尔，其于古人极地不复到也。”都充分表明了宋代书家们不泥古法，提倡适意的艺术主张。当然，我们也看到，宋人对于唐人尚法也是极力批判和贬低的。并非宋人不尚法，然而也是一种复古的文化心态作祟，向往魏晋风度罢了。意与韵的风尚，其实都是追求艺术自然的理想和精神。
总而言之，我们看到，宋人是抑唐法而追晋韵和元代抑宋意，扬唐法，追晋韵它们之间只是意与法艺术崇尚之间选择的不同而已。这是艺术发展史的必然过程。从中我们也看到，不能截然割裂意韵与法度之间的关系，才是历代书法风尚偏重的本质所在。唐人尚法的确立，也同样是经历了这样一种时代变化的。但我们也要看到，唐人尚法不仅仅是‘尚’的问题，（当然，宋人认为唐人是尚古法轻意韵的），这里需要阐明的含义是，唐人对于书法艺术‘法’的确立才是更重要的。我们也通过书法史可以了解到，唐人更多的是确定了自二王以来新体书法的法度。唐人尚法也集中在对于二王新体楷书、行书、草书法度的构建之上。
自隋以来，楷书在钟繇古法二王新法的基础上有了新的脱变。隋代虽立朝时间很短，但其书法上承南北朝碑刻，下启唐楷诸家，为唐代楷书法范式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其书论也重在探讨楷书的笔法与结体，当然，其时代的草书也是蔚为大观的。我们从智永的《永字八法》和智果的《心成颂》就可以看到唐法确定的本质和源头。《心成颂》一文篇幅不长，对字的结构的分析却很有见地。它提到“回展右肩”、“长舒右足”、“潜虚半腹”、“间合间开”、“隔仰隔覆”等十五种结字的规划。一文已经正面地触及到汉字造型的基本结构，变化规律，以及不同的艺术处理方式，从审美中法的角度探讨了书法结字的“自由”。这种自由是建立在汉字造型的基本结构和创造的“法度”的基础上，主张打破对称、重复、平板、千篇一律的造型，在允许的范围内造成一种更大的活动空间，从而使得书法中文字的张力得到充分的加强。《心成颂》还讲到，“覃精一字，功归自得盈虚，向背，仰覆，垂缩，回互不失也。统视连行，妙在相承起复，行行皆相映带，联属而不背违也”。正如语言现象中，我们将单个语素结合成一个完整的句子一样，其间包含了很多复杂的关系，包括字与字的关系，字与整体的关系等。可以看到，它对“形”这一概念的加强就更进一步反映了书法对于空间造型的一种审美需要的必然。然而就《心成颂》在魏晋南北朝与唐朝之间这一特定的时代产生，其间必定有其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为驱导。
我们翻开书法史都知道，魏晋南北朝的整个文化体系是建立在老庄和玄学的思想基础上，主张的是“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的观点，“唯其无形无名乃可成分有形有名之本”，强调的是“自然为正”、“骨气奇高”的境界，于是书法也就无法摆脱这一思想的干扰，而建立起“形”的大厦，而过多陶醉于“韵”这个神奇难测的氛围之中，导致南朝书法大多因“形”的基础的薄弱，而变得缺乏生机。隋朝新政权确立后儒家思想得到了复苏，逐渐地代替了一部分道家和玄学思想，在保留其中精华的同时建立起规范，有章可循的思想体系，于是书法理论的重心也由 “韵”逐渐向“法”转变，唐代“法”的确立也正是以隋代理论为契机，基于儒道佛三家美学思想的不断融合完善而形成的。
颜振东编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