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尧帝想把天下让给许由，说：“你好比天上的日月，我好比人间的灯火。既然日月已经出来，还要叫灯火来照明干啥，我把治理天下的位置让给你吧。”许由听了轻蔑地一笑，回答：“天下已被你治理得很好，为什么还要我来代替你呢？我好比一个小小的鸟，在林中作巢，只要占据一个树枝就够了，要那么大的天下干什么？”
说完之后，许由就远远地逃到箕山隐居起来。
后来尧又派人找到许由，又想请他做九州长，谁知许由一听这话，马上用手紧紧地捂住耳朵。即使如此，还是听进见了一点，很害怕这一点声音玷污了自己的纯洁，就急忙跑到颖水边去清洗耳朵。这时，恰好遇到隐居在箕山上的另一位圣贤巢父，正牵着牛犊在河边饮水。巢父问明许由洗耳的原因后，就奚落他道： “若处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谁能见子？子故浮游欲闻，求其名誉，污我犊口”,说着，竟把牛犊牵到上游去饮水。
是嘛，你要清高，就躲到没人的深山老林去，谁能找到你？你故意招摇于世，逢人便显摆，不就是想博得名誉吗？你说怕脏了耳朵，我还怕你污染了我的牛口哩！
看来，清高在中国是有悠久历史的，而一开始，也就不免有些娇情。
据说，当年汉武帝观看伯夷和叔齐的画像，问东方朔画像上的两个人是谁，东方朔说：“古代很愚蠢的人。”武帝说：“伯夷和叔齐是天下有名的廉洁之人，怎么能说愚蠢呢？”东方朔回答说：“我听说，聪明的人活在世上，应该顺应时势，不阻碍潮流。他们为什么不处于自己应处的位置上，畅快地喝酒，自由自在地就像在水中游泳的野鸭一样？如果他们不想当官，天子脚下，京城附近，哪里不可以隐居，为什么要跑到首阳山去饿死呢？”
巢、许的这些故事之所以被中国文人推崇备至，无非是想以此显示自己的品位。在物欲横流的社会里，隐士们不看重名利的行为的确让人敬佩。但能真正做到的，其实也不多。更多的是用“隐”成为以退为进、谋取功名富贵的手段。
比如卢藏用，就是时的著名隐士，但他并不打算隐居一辈子。他本是幽州范阳（今北京地方）人，却隐居在靠近当时京师长安的终南山，其目的无非是便于交结官场，窥伺做官的机会。后来因为唐高宗时常携武则天皇后驾临东都洛阳，卢藏用又在靠近洛阳的少室山找了个隐居地点。就这样，唐高宗的车驾经常往返于长安、洛阳，卢藏用也随之奔波于终南、少室两山间，于是人们就讥称他为“随驾隐士”。果然，他做隐士出了名，被皇上征召出山，在朝廷做了官。道士司马承祯是他在山里隐居时的朋友，一次也受召入京，要回终南山时，卢藏用在京城为他送行，酒席上，指着终南山方向说：“山中真是好地方。”司马承桢讽刺道：“依我看，那不过是做官的捷径而已。”卢藏用顿时无地自容。
还有东晋时的谢安石（就是指挥“淝水之战”的谢安）。谢安，字安石，在东山隐居时就声望极高，面对朝廷的高官厚禄，他却屡征不去，以致当时人有“安石不出，将如苍生何”的担忧。后来看到家族势力有衰落的趋势，就不再扭捏，也出来做了恒温的司马。御史中丞高崧对他开玩笑说：“足下屡次违背朝廷旨意，高卧东山，众人常常议论说，谢安不肯出山做官，将怎样面对江东百姓！而今江东百姓将怎样面对出山做官的谢安呢！”谢安听后面有愧色，只能呵呵一笑。
恒温虽然很敬重谢安，但也常拿谢安隐居的事开玩笑。一天，有人送给恒温一些中草药，其中有一药名“远志”。而恒温也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拿起这草药问谢公：“此药叫远志，又名小草，为何一物有二称呢？”谢未及答，旁边人接住话头说“这好解释嘛，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谢安的脸刷一下就红了。
处就是仍然处于深山修隐，守许由、伯夷等先贤们的远大志向。出，就是耐不住寂寞，做高官拿厚禄享受荣华富贵了。虽然谢安被誉为“中国历史上有雅量有胆识的大政治家”，可要单从隐士角度来说，比起同时代的葛洪，谢安要稍微逊色。
不过，两人最后归宿虽然不同，但都遵守了中国士人“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治国救民基本原则。
在我看来，中国历史上众多的隐士，鱼龙混杂，大多数名不副实，除去一些沽名钓誉之徒，能称为隐士的大约有三种：重自我修行与世无争者；政见不同远离纷争者和时机未到暂时蛰伏者。
第一种如老、庄，大约已看透世事规律，悟出了生命的本质，认为虚无才是世界的根本，万物演变不论多么重要、精彩，只不过是你心里感觉的过程。佛教进入后形成的有中国特色的禅宗，其实就是老、庄哲学与佛教的结合体。所以这些人，一般都隐的比较彻底，只不过他们基本上也可以算作宗教人士了。
第二种如伯夷、叔齐，他们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他们反对武王伐纣的理由无非是“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这也是中国正统的思想观，后来的儒家，就是继承了这样的思想观点并把它发扬光大的。因此孔子在《论语》中曾说：“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 孟子也说 “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叔齐的行为看来是很符合孔孟的准则的，因此他们历代都被公认为是标准的隐士。
第三种如姜尚钩闲于渭水,诸葛抱膝于隆中。严格地说，他们也不能算是真正的隐士，因为他们时刻关心着天下大事，准备待机而动，去择主而事，择木而栖，去实现“修、齐、治、平”的最高目标。然而时有至有不至,运有穷通，时机未到时，这些有抱负的知识分子往往就采取“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态度了。
这些典故始终伴随着“有无意义”，“真隐假隐”的争论。在庄子看来，伯夷、叔齐的行为从表面看来有“死名”、“死利”、“殉仁义”、“殉货财”的不同，却又都有“残生伤性”的本质，那皆是违背自然法则，是生命的浪费与无意义。但孔子却肯定了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的正当性，不过，他并不赞同无原则的隐逸，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认为“隐”是有条件的。
总的来说，中国历史上那些隐士，虽然都是隐居山林，但目的大不相同。有故作清高博取声望的，有无力抗争逃避现实的，有以退为进择机而动的，也有看破红尘独善其身的。林林总总，不一而足，隐逸已成为几千年来中国封建士大夫十分推崇的一种文化了。文人得意时仕，失意时隐，既能自我安慰，又能韬光养晦，实在是潇洒无比。
陶渊明那篇题为《饮酒》第五的诗，就很能表现这种心境：“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就真是淡定的超凡脱俗啊！
由此可见，“隐逸文化”看似消极，却是对世人热衷功名利禄行为的一种平衡，很符合儒家思想的“中庸之道”，所以能流传至今。即使在商品经济的今天，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