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人性到底有多复杂》
一直以来，我们信奉“文如其人”、“画如其人”，似乎人品与文品、人品与画品之间可以直接划等号。但当我们面对董其昌这个人的时候，却不得不推翻这种固有的认识。原来，一个恶人也可以有至高至雅的艺术造诣，也可以树立起一座文化高峰。
对此，我们会陷入沉思：人性到底有多复杂。
董其昌（1555-1636）是中国古代书画界的一代宗师，是诗歌界的一个明星。套用今天的说法，便是董其昌的生命从来不缺诗与远方。但细察董氏的生活，他也同时不缺现实的苟且，不缺斯文扫地。
由此，我们不妨瞧瞧董其昌的斑斑劣迹，让董粉看一看这位文化大师人性的复杂。
董其昌早年出身寒门，而且真是相当的贫寒。他做学生的时候，家里瘠田仅二十亩。土地不多，还很贫瘠，一家糊口之难，可想而知。而他成名后，则富甲一方，“膏腴万顷，游船百艘”，堪称钻石级土豪。而且，这个董其昌除了是书画超群的艺术大师，还是是级别甚高的官员，最高官拜礼部尚书，相当于今天的文化部长。由此，名气、权威、财富融于一身，堪称名流中的名流。假若当时有报纸与电视，他的名字绝对时常登上头版头条。
明代后期，阉宦及其附庸官僚控制朝政，再加上东林党人参与激烈斗争，官场一片败坏险恶，吏风沦丧至极，而董其昌却能游转于勾心斗角的局面，如鱼得水般自由自在；混迹于尔虞我诈的的环境中，从容立不败之地。常在河边走，竟能不湿鞋。这足可见董其昌的权术智商与公关能力非一般人所能及，他的字画就是无往不胜的公关利器。
1606年，董其昌辞官回松江赋闲。居乡期间, 横行地方, 欺压良善, 抢男霸女, 在家中招致方士专攻房中之术, 甚至淫童女以采阴补阳。他生活骄奢淫逸, 曾用尽心思将一个同僚的孙女娶来做妾, 并强暴了小妾的妹妹。
他家有良田万顷, 却极少向政府纳税。为了扩建豪宅, 逼迫附近百姓搬迁。为了牟利, 开设妓院。不仅如此, 董其昌还养了一群恶痞, 平时放债霸产、诱奸民女，可谓无恶不作。因其在朝廷势力很大, 百姓敢怒不敢言。但终于因为一件突发事件, 使积聚已久的民怨暴发出来,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民抄董宦”事件。
据载：在董其昌寿辰这一天，一个名为陆兆芳的生员差遣婢女绿英送礼给董其昌祝寿，董其昌则趁机强暴了绿英。绿英乘隙逃回陆家后，董其昌父子就命二百多名家奴冲进陆家破坏捣毁, 打散其家人, 抢走绿英, 并将其家资抢掠一空。陆生员喊冤无门，地方官府则不敢办案。
消息传开后，当地人义贡填膺, 有人就把董氏父子的恶行编成话本《黑白传》, 在民间传唱。不巧, 有个叫钱二的说书人正在说唱《黑白传》时, 被董其昌的一个家奴路过听到, 把钱二捉起来, 严刊拷打。钱二受不了挨打, 随便招供, 就说脚本是生员范昶提供的。范昶被抓来, 遭受羞辱一番后，才放回家。而想不到的是，范昶回家后不久便死了。
范加与董家有姻亲关系。范昶83 岁的老母冯氏依仗这层关系, 携范妻龚氏及三名女仆往董家分辨清白, 沿途边哭边骂。董其昌知道后, 先令奴仆将其乘坐的轿子砸毁, 后将范家婆媳及女仆带到家中, 闭门毒打后又将冯氏推入沟壑之中, 范妻和三个女仆则在惨遭强暴之后脸上被涂满污泥, 衣服脱光示众。她们上无蔽体之衣, 血流至足下, 下乏遮羞之布。观看者摩肩接踵，人人发指,，皆称董氏之恶可谓造极。
董其昌的恶行终于导致民怨沸腾，几天内控诉的传单传遍各县, 明万历四十四年三月十五日, 民愤终于爆发了, 上万名怨民从四面八方赶来, 把董府团团围住。董家找来数百打手相助, 两方大打出手, 场面混乱。最后，堂堂董府被纵火，画栋雕梁、朱栏曲槛、园亭台榭、密室幽房，尽付之一焰中。而董其昌，则带着家人和奴仆连夜狼狈逃走，不敢有丝毫停歇。
在中国，文人被抄家，实在是小菜一碟，不足为奇。有皇帝的年代，衙役来抄；无皇帝的年代，红卫兵来抄。但像民抄董宦这样的事件，由民众自发而起，规模之大、范围之广、人数之多、破坏之重、情绪之高亢，恐怕是登峰造极了。而就是这样一个十恶不赦的恶人，却留下了诸多书法、绘画与诗歌的经典，不断被后人膜拜与学习。比如，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幅《心经》。
董其昌的这幅行书《心经》，写于崇祯六年癸酉(1633)，当时，他已78岁高龄。通观整幅作品，墨迹带有明显的米芾笔法，笔致清秀中和，风格恬静疏旷。这种疏朗柔和的笔墨，与其说体现的是散淡飘逸的气质，毋宁看成是一种“禅家心态”之流露。
少年时，董其昌的毛笔字写得并不好。17岁那年，他与别人一起参加考试，学识首屈一指，但因为字写得太拙而排名第二。受了这次挫折后，董其昌便暗下决心勤练书法，终获书艺的成功。
综观董其昌一生的书法，以楷书、行书、草书为主，其中以行草造诣最高。他早年从颜真卿、虞世南入手,上溯魏晋,又从怀素、杨凝式和米芾等前贤妙墨中获得灵感,养成清逸散淡的优雅气息。他在50岁之前为勤学期，不离二王的影响。在50至70岁时，才逐渐形成个人风格。70岁后，融诸家为一体，质朴自然；寓变化与简淡之中，自成一家。
在明末清初，董其昌的字备受推崇，论影响力无出其右者。康熙、乾隆皇帝都对董其昌的书法大加推崇，以董其昌的字为帖，反复揣摩练习。康熙皇帝称赞道：“华亭董其昌书法，天姿迥异。其高秀圆润之致，非诸家所能及也……”康熙的书法字形几乎完全出于董其昌的路数。乾隆也常临摹董其昌的书法，至今仍有存世作品。
但质疑董其昌书法造诣者，也不乏其人，最著名的要数康有为了。他在《广艺舟双楫》中直言：“香光（董其昌）虽负盛名，然如休粮道士，神气寒俭。若遇大将整军厉武，壁垒摩天，旌旗变色者，必裹足不敢下山矣。”
董其昌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画禅室”，希图在艺术作品中体现禅意，但在实践中却将禅的意味转向文人美术的语义。在他著名的《画禅室随笔》中，有这样一段话：多少个伶俐汉, 只被那卑琐局曲情态，耽搁一生。若要做个出头人, 直须放开此心。令之至虚，若天空，若海阔；又令之极乐，若曾点游春，若茂叔观蓬。洒洒落落, 一切过去相、见在相、未来相, 绝不挂念。到大有入处，便是担当宇宙的人，何论雕虫末技了。
这段话，足见董其昌对于禅机的心印之深。而事实上，一生优游于心学与禅道哲学的董其昌，也的确创制了自己绘画风格的“无相法门”，在空灵阔落的妙悟中，来展示山水的真性与生命的真实，树立起一座中国山水画的高峰。
但翻阅中国美术史，禅宗与书法、与绘画的紧密关系，实在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佛法东渐，给中华文化带来一股无比蓬勃的活力，而于绘画一途，尤其彰著。汹涌澎湃的禅学洪流，冲击画坛，产生了诸多划时代的大师，即首者便是创泼墨山水的王维。苏东坡谓：“细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细观其画，画中有诗。”其画中之诗，非他，无非禅境。王维秉禅宗影响，为美术开一新境界，后世因而尊之为南宗始祖，文人画之开创者。
宋人标出“墨戏”，明人始唱“画禅”。画与禅确乎不可分割。故禅宗兴，则绘道昌；禅宗式微，则画坛冷落。而到了晚明董其昌这里，他拈出绘画“南北宗”论，以石破天惊之势，惊觉画坛。《画禅室随笔》卷二有云：“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始分。画之南北二宗，亦唐时分也。”他将唐至元代的绘画发展，按画家的身份、画法、风格分为两大派别，认为南宗是文人之画，而北宗是行家画。他崇南贬北，提倡文人画的南宗，贬抑行家画的北宗。此论虽有矛盾之处，但影响深远，至今仍为时人论画的一个重要理论框架。
一个是书画双绝的艺术大师，一个是八面玲珑、危害一方的恶霸；一个是信奉“虚室生白、吉祥止止”的文人雅士，一个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奸佞之徒。这两个完全对立的方面，你如何将此放在同一个文人身上？对此，著名作家李国文先生说，中国文人品性的两面性，最甚者莫过于董其昌。
艺术创作与文化品格在云端之上，生活作风与品性修为则在污泥之中。这便是真实的董其昌，这便是真实的人性。当然，当我们面对复杂的人性的时候，还是多以宽容的心态待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