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周洛邑建都在西周历史上具有开创意义。它是西周王朝重建统治秩序，确立其统治地位合天性与合理性的重要措施。洛邑作为丰镐都城功能的延伸和统治东方的据点，发挥了政治、礼仪中心职能，同时也是西周王朝的财赋集中地和东方军事中心，并与宗周一起构成了西周王朝统治中心的两极格局和枢纽区域。
关键词：西周
中图分类号：K928.6
周人的兴起与发展过程，是一个不断寻找立足点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不断迁都的过程。《大学衍义补·都邑之建》说：“周家自后稷居邰，公刘居豳，太王邑岐而文王始营镐京，至于伐崇又作丰邑居之，武王又于丰旁近地二十五里制为镐京，盖其所以迁者以势大人益众不足以容之故也。盖当强盛而为迁都之举，非若后世衰微而后迁也，是故自邰而豳而岐而丰而镐而洛，此周家所以日盛也。至于平王东迁，则沦于衰微矣。”[1]周人都城的迁徙路线大致为自西徂东，沿渭河而下，直达黄河之滨的夏、商故地洛邑（今河南洛阳）。这便使夏商周三代都城的发展在时间上前后相继，空间上彼此重合。洛邑建都是一次经过周密规划、具有明确政治目的的建都活动，在西周历史上具有开创意义，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关于洛邑建都问题，学界已有广泛讨论，但对洛邑建都问题的争论焦点及建都意义仍有深入讨论的必要，本文拟就此作一探讨。
考古发掘表明，洛邑一带曾为夏、商故都的所在地，洛邑所在的河洛地区曾是华夏民族的主要发祥地之一。西周洛邑建都是三代都城的合理发展，也是新王朝重建统治秩序，确立其统治地位合天性与合理性的重要措施。营建洛邑的计划始于武王克商之后，其直接政治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对广大的东方版图的控制。周人由西隅小国突然入据人口众多、繁荣富饶的广大东方，无论如何都是一个新的挑战。如何巩固新王朝的政治统治？加强对广大殷商旧地的控制？无疑是西周王朝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这也就是周武王罢兵西归镐京后夜不能寐的原因。《史记·周本纪》载：“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为不寐？’王曰：‘告女：维天不飨殷，自发未生于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鸿满野。天不享殷，乃今有成。维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显亦不宾灭，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恶，贬从殷王受。日夜劳来，定我西土，我维显服，及德方明。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雒、伊，毋远天室。’营周居于雒邑而后去。纵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虚；偃干戈，振兵释旅：示天下不复用也。”[2]据杨宽先生解释，“定天保”即确定顺从天意的国都，“天室”是指祭祀天神的明堂。“依天室”即在新都建筑明堂举行殷礼。[3]未“定天保，依天室”，就无法建立起代表天意的国都，也无法在天室宣布符合天意的法令，因而也就无法建立起对广大东方地区的有效统治。所以在接近殷商故地的伊洛河谷地区建立新都就成为巩固新王朝统治的重大战略举措。
洛邑建都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所谓“定天保，依天室”，就是要确立新王朝“符合天命、代表天意”的统治中心，以“天命”的庄严神圣和“天意”的不可违背性来证明周王朝统治的合天性与合理性。何处建都本是由现实需要决定的，但它却被赋予神秘的天命解释。在这里，洛邑被认为是“天下之中”，是最接近“天室”，最能代表“天意”的地方。“天室”或“天邑”之所在，则对应着“天之中”的北极帝星位置。在上古文化观念里，天空亦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王国，在天国的“三垣”、“四象”、“二十八星宿”中，北极星所处的拱极一带是天球众星环绕的中心。北极星帝为“天之中”，地上的人君既然代表天意统治世间，则亦应如“天帝”择中而居，这样“天之中”与“地之中”方能相互沟通，天子方能受命于天，以“天帝”代言人身份统治世间，从而为王权统治披上神圣外衣。这便使都城地址与自然力联系起来，与支配一切现象的人格化了的力量联系起来。[4]《何尊》铭文中亦记载说：“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国），自之（此）乂民”。[5]“宅兹中国”，“就是在天下四方的中心，即洛邑营建新都，并以此为中心治理天下民众。“营周居于雒邑而后去”，“营”作何解？作“规划”解，还是作“营建”解？这关系到营建洛邑的时间问题。不少文献如《史记·周本纪》、《左传》、《帝王纪》等记载说，周武王伐纣后营洛邑并迁九鼎于洛邑。而王晖先生则考证说，《史记》、《左传》等文献所说武王营建并迁鼎的“雒”(洛)应是“栎”字的声近而讹，其所选并初步营建的应是栎邑（即河南阳翟）并把九鼎迁于此地，因为只有这里才称得上天下之中。[6]但普遍观点认为，洛邑的实际营建者不是武王，武王仅对东都洛邑作了初步的规划，大规模营建东都的活动是在武王之后的成王之时。武王去世后，周公摄政，营建洛邑，迁移殷贵族，都是在执行武王的遗志。《逸周书·度邑》就记述了武王要在伊洛地区建立新都，并将此事托付给周公的经过。可见武王之世确有在洛邑营建新都的规划，而这一规划的落实，则是在成王之世。
武王灭商后二年病逝，成王年幼，周公摄政，发生了三监和武庚叛乱。周公东征，历时三年，最终平息了叛乱。经过这次政治危机，西周王朝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加强东方统治的重要性，于是成王和周公遵照武王遗愿，开始在伊、洛河谷地区大规模营建新邑。《史记·周本纪》载：“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7]《春秋传》曰：“成王定鼎于郏鄏（洛邑），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尚书·召诰》和《尚书·洛诰》详细记述了营建洛邑的过程。据《召诰》记载，召公奉成王之命，先于周公前往洛邑“相宅”，等得到吉兆后，就开始勘察规划城邑，并使用众多殷商遗民在洛水入黄河处营建地基。《洛诰》中对周公考察、勘定洛邑城址的情况亦有记载：“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8]即所卜地望在涧水以东至瀍水之东、西两岸而近于洛水者皆得吉兆。可见洛邑的营建事前经过了周密的勘察、设计和规划。另有《逸周书.作雒》载:“周公敬念于后曰:予畏周室不延,俾中天下。及将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立城方千六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郏山,以为天下之大凑。” 又载，“设丘兆于南郊，乃立五宫：大庙、宗庙、考宫、路寝、明堂。” [9]《通鉴地理通释·历代都邑考》亦载：“周公相成王，以丰镐偏处西方，乃使召公卜居洛水之阳以即土中，遂筑新邑，营定九鼎，以为王之东都洛邑。”[10]
从上引文献可知，成王之世确有营建东都洛邑的活动，问题是周公所营建的洛邑究竟为一城还是分为王城和成周两个城邑，长期以来学界争讼不已，自汉代以来，就有两城说为多数学者所认同，但现有考古成果尚不能为两城说提供充分证据。李民先生的考证颇具启发意义，他认为，周武王时已有洛邑之名，周公营建洛邑时，亦称“新大邑”、“新邑洛”，成王亲政后称成周，终西周之世，洛邑、成周二者并名。及至春秋，“王城”之名起，但开始并不独立于成周，而是居于成周之西偏。析言为王城、为成周，统言则仍为成周。直到战国年间，东西两周分治，王城与成周遂分为两地。[11]若李民先生所说为事实，则西周洛邑确为一城。杜勇先生亦考证认为，周初营建东都,始称洛邑,复称成周。地在洛北涧东瀍西一带,亦即春秋时王城所在地。平王东迁,成周渐有王城之称,然二者兼用无别,长达二百多年。及至敬王“城成周”,成周一名的内涵遂发生变化,开始与王城析分为二,王城所指未变,后称河南,成周则专属东城,后称洛阳。[12]现有考古成果也表明，根据文献记载所找到的王城仅是东周王城，而成周遗址至今未有发现。但同两城说一样，一城说也因缺乏实证材料而难于成为定论。而这一问题的解决还有待考古学的新发现。
洛邑又称成周。成周者，“周道始成而王所都也”。新建的东都洛邑，表示王业已经成就，故称“成周”。成周与宗周相对应，宗周之得名，皇甫谧《帝王世纪》指出：“武王自丰居镐，诸侯宗之，是为宗周。”[13]武王、成王、周公“封邦建国”，广封同姓诸侯和有功勋的异姓诸侯，建立一整套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政治统治机构，以便巩固已取得的天下，周天子为天下大宗，同姓诸侯为天下小宗，小宗尊拥大宗，维护王室，故有“宗周”之称。
洛邑的营建在西周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古代政治史上亦是一个创举。武王、成王营建洛邑“居九鼎”，分设东西两都，这对于加强对中原地区以及对四方的管理和统治，创建强大的西周王朝，起了重大作用。
洛邑作为丰镐功能的延伸和统治东方的据点，发挥了都城的政治、礼仪中心职能。《尚书·诏告》说：“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时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时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14]周王受命于上帝，在中土洛邑统治天下的土地和人民。显然，营建成周的政治目的，就在于按照上帝“成命”在中土治理好小民。洛邑建成后，将象征国家的九鼎重器置于此,成王在成周大庙中举行朝会诸侯及贵族的“殷见”大礼，在考宫中举行祭祀盛典，庆祝成周大邑的建成。诚如《尚书大传》所说，“于卜洛邑，营成周，改正朔，立宗庙，序祭祀，易牺牲，制礼作乐，一统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诸侯，皆莫不依绅端冕，以奉祭祀者。其下莫不自悉以奉其上者，莫不自悉以奉其祭祀，此之谓也。尽其天下诸侯之志，而效天下诸侯之功也。”[15]举行“殷见”大礼，庆祝周王朝一统大业的成功，目的就在于宣布建立一种新王朝的统治秩序。自成王“肇称殷礼”以后,这种政治活动便在成周延续下来,《士上禾皿》所说“殷于成周”,《小臣传卣》所云“殷成周年”即此例证。这种集合四方诸侯以及群臣百官大会见并对上帝、祖先大献祭的殷礼，既对群臣具有督促考核的作用,又是检查诸侯是否尽忠述职的重要手段。《逸周书·王会》说:“成周之会,……天子南面立”,[16]诸侯前来觐见,亦见成周非政治、礼仪中心不足以当其位。周孝王时，成周八师征讨南夷，凯旋而归，俘敌四百人，周孝王在成周南郊大庙里举行庆功大会，嘉奖有功将士。周宣王时，曾以“会猎”为名，朝会诸侯于成周，为发动讨伐外敌的战争做准备。《国语·郑语》记史伯与郑桓公语云:“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晋、隗、霍、杨、魏、芮;东有齐、鲁、曹、宋、滕、薜、邹、营。……虢叔恃罪,郐仲恃险,……君若以成周之众,奉辞罚罪,无不克矣。”[17]由此亦反映出成周作东方政治中心的地位，亦见成周在整个西周时期的政治中心和礼仪中心地位。
武王和成王经营洛邑，更看中的还应是它的军事价值。位处天下之中的地理位置和对东方的军事形势,使洛邑成为西周王朝维护东方统治的军事中心。在洛邑常年驻屯有西周主力军队殷八师,号称“成周八师”,他们控制着被迫迁居洛邑的大量殷商贵族,而且对整个东方的诸侯及夷蛮部落都起着威慑作用。洛邑又是当时由宗周通向东、北、南方的交通分叉点，在克商之后，周人的势力向这三方面扩展时，必然以洛邑为出发点。作为当时的军事据点，洛邑在对南方的淮夷与南夷的军事行动上，发挥了特殊作用。在整个西周时期，几乎所有与东方有关的重大军事活动，多以东都为基地展开。对其他少数民族的征伐，往往是从成周出发。成王曾命成周八师讨伐东夷；周穆王命成周八师的大将白犀文统帅军队到东方参加讨伐南夷的战争。周昭王曾亲率成周八师由洛邑出发，路经偃师南征荆楚,为开拓南方的事业牺牲了性命。《小臣速簋》铭:“白懋父以殷八师征东夷”。[18]《禹鼎》铭:“亦唯噩(鄂)侯驭方率南淮尸(夷)东尸(夷)广伐南或(国)、东或(国)、至于历内,王乃命西六师、殷八师曰:‘伐鄂侯驭方……’。”[19]《录终卣》铭又载:王令终曰:“终!淮尸(夷)敢伐内国。汝其以成周师氏戍于叶师。”[20]可见成周八师是西周王朝开疆拓土的重要武装力量，而成周作为东方军事重镇，在镇抚四方，保卫周室中一直在发挥着军事中心的功能。西周末年，开辟南国，加强对淮夷的控制，在东南持进取政策。东都成周，遂成为许多活动的中心。由于成周的重要，以至有学者认为，穆王以后，周室已经迁都洛阳。[21]迁都与否，另当别论，但由此也反映出成周在西周政治地理结构中的重要性。
成周因其位居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又成为西周王朝的东方财赋集中地。在整个西周社会经济生活中也占据有十分特殊的地位。它不仅是对周围“郊甸”征发人力物力的中心,而且是对四方诸侯及被征服夷戎部落征收贡赋的中心,在稳定西周王朝经济基础方面起到了超过镐京的作用。因为歧周、丰镐位处西土，距东部广大地区路途遥远，且有崤函之险与东方相隔，四方贡物周转十分不便。洛邑居于天下之中，是四方贡物汇集的理想地。如西周铭文《兮甲盘》载：“王命甲征司成周四方责（积），至于淮南夷。淮南夷旧我帛贿人，毋敢不出其帛、其责、其进人，其各，毋敢不即次，即市……”[22]兮甲受周王之命居成周，负责征收管理成周及其周围地区的粮草委积，范围包括淮南夷地区。《颂壶》铭文载，成周有储存物资的仓库，囤积有大量东方与南方的委输。可见成周在西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中枢作用，是岐周和丰镐所不能比拟的。
关于成周与宗周的地位及关系，亦是一个长期争讼的问题。成王是否确曾迁都成周？成周与宗周是两都并恃？还是一主一辅？至今没有定论。
一般认为西周王朝实行的是以丰镐为首都的多都并用制度或主辅都城制度。宗周丰镐始终居于全国政治统治中心地位。岐周作为周人的发祥地,是文王受大命之所在，许多重要祭祀活动在此举行，被认为是周人的“圣都”，在整个西周时期都保持着崇高地位。洛邑成为都城是在周公成王以后，成王在洛邑以成功祭告祖庙后仍归镐京，而命周公留守洛邑，未曾迁都。正如司马迁所说：“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综其实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镐。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徙于洛邑。”[23]至于迁鼎于洛，并非迁移都城，“至多是政治中心的暂时转移，原都邑仍然存在”，“西周的大多数时期，成周的地位甚至不如丰镐宗周和周原岐周”。[24]在传统观念里，西周时的洛邑只是一个陪都，在以宗周为主的主辅都城制中一直处于辅都地位。
另有观点认为周武王灭殷后建都于洛邑，而且把作为国家政权象征的“九鼎”放在洛邑。成王、周公都在成周执政，这既有文献可鉴,亦有出土实物可证。可见这时的西土镐京只是作为他们的老家(宗周)，而成周洛邑则是他们统治中国的真正政治中心。[25]《何尊》铭文的发现及其不同的解读，似乎又为“成王迁都说”提供了有利证据。《何尊》说“:惟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禀武王（丰）礼,裸自天。”说明成王确曾迁都成周。[26]更进一步说，成王既然即位于成周，就没有理由舍弃东都再把首都迁回关中。只是西周中叶之后国力渐衰，无力顾及东周，只能看守“老家”罢了。所以终西周之世，镐京(宗周)、洛邑(成周)是两都并存的。[27]以上两种观点针锋相对，足见两都关系问题的复杂性。王健先生对两都关系的论述颇有见地。他认为，即使成王迁都，也并不一定放弃旧都，因为从史实看夏商周一直是数都并存，迁都之后并不一定放弃旧都。当时的确在东方新建了一个都城，可能是政治中心在某一时期（如周公主政时期）的暂时转移。王的某个时期转换居住地点，导致政治中心的暂时转移应是经常发生的事。周公营建洛邑，成王并没有长期居住于此，洛邑实际上是周公统治东方的军事基地。[28]周公之后，其子君陈继续居成周镇守。王健先生又引述日本学者伊藤道治的话说：“或许成王也曾一度决意永远居住成周，但是有一时期回宗周去了。从金文可以知道成王以下的诸王有时在成周逗留，但其根据地还是在宗周。这个事实可以说明，虽然西周王朝的人们知晓成周在政治、经济上的重要性，但作为生活基地的宗周对他们更具有吸引力。”[29]由此他得出结论：西周没有放弃宗周而迁都洛邑成周，洛邑成周也不是天下唯一的都城，整个西周的主要都城至少有西土的宗周、岐周和东方的成周三座，它们都应是天下的政治统治中心。[30]应当说，这一结论是正确的。营建洛邑并不意味着放弃其它都城，大量文献、金文及考古材料都表明，整个西周时期，至少有三座都城都在发挥着统治天下四方的政治中心作用，即宗周、岐周和成周。但对于成周在西周政治地理结构中的重要作用，似估计不足。诚如王健先生所说，在早期国家时期，由于地理环境在政治军事中的重要作用，一个都城是不能控制广阔疆域的，所以在最重要的地点，建立几个都城，王轮换巡视居住在这些都城中，以强化对四方疆域的有效统治。[31]就西周疆域形势而言，洛邑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显而易见。所谓“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所谓“天下之大凑”，所谓“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等，无不强调洛邑位置的优越性和对于统治天下四方的重要性。既然洛邑地位如此重要，又是“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之，周公营建之”，王权重器“九鼎”置之，又被认为是顺应天意的都城之所在，自然不可能是“政治中心在某一时期的暂时转移”和“西周的大多数时期，成周的地位甚至不如丰镐宗周和周原岐周”。相反，在西周的多数时间里时期，成周的重要性和作用在某种意义上甚至要超过宗周和岐周。至少如杨宽先生所说：“在具体的政治作用上，东都比西都重要得多。”[32]
事实上，建立东都的意义就在于它构成了西周王朝统治中心两极发展格局的重要一极，并与西土宗周一起构成统治全国的枢纽区域。众所周知，克商之前，周人的势力局限于关中一带。克商后，广大关东地区被纳入统治范围，但周人立国根基在关中，政治中心偏处西土，对于东土广大地区的控制显得极为薄弱。周王朝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不是将统治中心完全移到东土，而是在保留西土都城地位不变的情况下，在东土另建新都。这样便形成了一个成周与宗周（包括岐周）两极并立、双城（或三城）雄恃的局面。东、西两都京畿相连，构成王权统治的核心区域。《逸用书·作雒篇》说：洛邑建成后，“制郊甸方六百里，因西土为方千里”。《汉书．地理志》亦载：“初，洛邑与宗周通封畿，东西长而南北短，短长相覆为千里。”故有“千里王畿”之说。在王畿之内,“天下之中”的洛阳与“表里山河”的关中东西乎应，相互依存，功能互补。政治中心与军事中心连为一体，礼仪中心与贡赋中心互为补充。这样既不失周人立国的根本，又便于加强对广大东方（包括南方和北方）地区的统治。从而使西周统治力量的分布达到一种较佳状态。周王往来其间，适时根据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而不断改变统治重心。诚如《大学衍义补·都邑之建》引陈大猷所说：“成王都镐京，特往来朝诸侯祀清庙于洛。故镐京谓之宗周以其为天下所宗也，洛邑之东都又谓之成周，以周道成于此也。洛邑天下之至中，丰镐天下之至险，成王于洛邑定鼎以朝诸侯所以承天地冲和之气，宅土中以莅四海，其示天下也公，于镐京定都以壮基本所以据天下形胜处上游以制六合，其虑天下也远，汉唐并建两京，盖亦视形势之所在而有得于成王周公之遗意欤。”[33]又如严杰在《春秋列国疆域表后续》所说：“武王既胜殷，有天下，大封功臣宗室。凡山川纠纷、形势禁格之地，悉周懿亲及亲子弟，以镇抚不靖，翼戴王室。自三监监殷而外，封东虢于荥阳，据虎牢之险；西虢于弘农陕县，阻崤函之固；太公于齐，召公于燕。成王又封叔虞于晋。四面环峙，而王畿则东西长，南北短，短长相覆方千里。无事则都洛阳，宅土中，以号令天下；有事别居关内，阻四塞以守，竭尝不据形胜以临制天下哉。”[34]
为使这种两极统治力量配置经常化，西周王朝又作了具体的制度安排：在东、西两都同时设立中央政权最高官署“卿事寮”，由朝中重臣太师或太保主管。周公以太师之职主管东都“卿事寮”，负责处理东都京畿和四方的政务；召公以太保之职主持西都政务。这就是《公羊传·隐公五年》所说的“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的“分陕(郏)而治”方法。他们的继任者，也都是以太师或太保之职主管“卿事寮”的。总之，西周都城的东、西两极分立态势，使成周与宗周（包括岐周）连成一片，周王室以这些都城为据点,“从宗教、宗族、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牢固地统治着王畿地区,并由此而驾御四方的诸侯,有效地统治着全国。”[35]进而推动了西周二百余年社会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乃至于东周迁都以系江山暂为不坠,无疑发挥了重大的历史作用”。[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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