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九十一篇  齐惠公默许襄仲弑大子嫡子“立”庶长子 献媚敬懿色胆包天

                            卿大夫违禁司寇受诉讼断案“刑”有罪人  私杀祁邬二氏被除

   尽管王、国君、家族长的“继承”上，各个不同的族群之间，会是存在有着各种不同“条件”限制，许多情况下，并不是“嫡长子”或“嫡子”获得继承。例如“希腊神话故事”阿伽门农死时，嫡子俄瑞斯忒斯只有12岁，未成年不具有继承“资质”，克吕泰涅斯特拉“招赘”的埃癸斯托斯，继承成为迈锡尼国君；《国语·鲁语上·仲山父谏宣王立戏》记载，鲁武公带着嫡长子扩与弟弟戏，朝见周宣王，宣王见戏聪明伶俐，十分可爱，于是“策命”戏为大子，引发后来鲁国“弑君”动乱。

   《左传·文公十八年》里记载，鲁文公位列第二位妻子敬懿，美丽聪明妩媚，性情开朗大方，深得鲁文公宠爱。她生的儿子俀，是“庶子”。敬懿与执政正卿襄仲（三桓共仲，即庆父后裔，仲是“氏”名），关系友好亲密，鲁文公亡故后，襄仲有意亲近、讨好敬懿，敬懿因而托付襄仲，使自己生的俀能够继承成为国君。然而鲁文公嫡妻小君生有“大子”恶与胞弟视，于是6月鲁文公被安葬后，襄仲在朝廷上提出：“大子”恶和胞弟视，都年幼无知，不能决断国务政事，应该“策立”已经成年的庶子俀继承国君，统治国家，这样比较妥善。可是叔仲惠伯（三桓叔牙后裔，叔是“氏”名，是辅政卿）坚决反对，理由是有“嫡子”，庶子无权继承。两人的说法都有道理，都符合于“礼法”，互不相让，另一辅政卿季文子（三桓季友后裔，季是“氏”名）恪守中立，因而导致由谁继承国君的事情，被拖延4个月不能获得解决。正巧，齐国懿公5月被臣仆杀死，齐国贵族不满齐懿公骄横霸道，废除他的儿子继承国君，拥戴“策立”齐懿公异母哥哥元继承国君，即齐惠公。

   襄仲出使齐国，乘机向齐惠公说，自己想要“立”庶子俀为鲁国国君，废除文姜生的大子“恶”，要求齐惠公支持自己。齐桓公死后，庶子无诡、齐孝公、齐昭公、齐懿公、齐惠公等，是异母兄弟，为争夺国君权位，互相矛盾重重。鲁文公嫡妻文姜是齐惠公兄弟的女儿，文姜生的儿子继承鲁国国家，必然会支持自己的亲舅舅，是为齐惠公政敌，故而齐惠公赞同立敬懿儿子俀为国君，这样就可以获得鲁国新国君和执政正卿襄仲的援助。襄仲回鲁国后，于是杀死“大子”恶和胞弟视，因为没有大子和嫡子，俀以庶子身份继承成为鲁国国君。杀嫡立庶行为是“叛逆”，文姜亲族齐国国君，有权出兵征讨“叛逆”，然而齐惠公事先应允了襄仲，不管问此事。小君文姜与卿叔仲惠伯，只能无奈。

   大子年幼，襄仲“立”庶子继承国君，原本也是符合于“礼法”。但是襄仲杀大子恶，则是犯了“弑君”罪责。特别是杀大子胞弟视，更是毫无理由。襄仲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很显然，唯一原因是敬懿不仅天生丽质，更是风流多情，鲁文公在世时，她美丽聪明妩媚，性情开朗大方，与襄仲关系十分友善。不过襄仲身为臣仆，当然不敢对她有非分之想，可是鲁文公亡故后，襄仲对敬懿羡慕热爱得垂涎三尺，乘着机会极力讨好于她，令她满心喜欢，可是当襄仲表达出对她热烈爱慕，乞求能够与她“私通”时，聪明智慧的敬懿则是回答他说：我们现在不可以“私通”，小君文姜一直对后宫管束得很是严格，我们如果“私通”，不可能不被她发现，授她把柄，她必然会严厉处罚你我。襄仲听了，一脸无奈沮丧。敬懿看见襄仲失魂落魄的样子，又安慰襄仲说：其实我心里也是十分喜欢你，很愿意能够和你“私通”，只要你使我生的儿子俀继承成为国君，我们之间“私通”，小君文姜就处罚不了我们。俗话说，色胆包天，如果不是为了达到与敬懿“私通”目的，襄仲是绝对不会做出这种“弑”大子、杀嫡子的“叛逆”事情。

   如果叔仲惠伯不坚持反对襄仲“立”庶子俀继承国君，按照礼法，俀只能是“假代”国君，俀亡故后，仍然会是由大子恶继承国君。这种情况在《左传》里有实例，已如第146、第149、、第178篇里辨析说过，重耳听取司空季子的劝说，聘娶被晋怀公遗弃，是自己亲外甥女怀嬴为妻子，得到秦穆公鼎力帮助，夺取晋国国君权位。然而重耳继承国君后，必然任命自己的亲随担任执政正卿、辅政卿、上大夫，等的重要职位。晋惠公统治晋国14年，原本卿大夫们都是晋惠公遗留下来的班底，吕甥和冀芮等人，因为职位降低心中不平怨恨，组织发动叛乱，晋文公刚刚回国，在都城没有信赖可靠的势力，只好潜逃至秦国求取援助。然而秦穆公即使派军队，也不能够长期驻守晋国都城，于是晋文公虽然已经有8位“聘娶”的妻子，年纪40岁上下，则是以“嫡妻”身份，将怀嬴胞妹璧聘娶成为“小君”，璧身为小君，获得晋文公谥号，被称为文嬴。《左传·僖公二十四年》里说的，“晋侯，逆夫人嬴氏，以归。秦伯送卫，于晋，三千人。”；《左传·僖公三十三年》里说的，“文嬴，请三帅”；皆说的是璧。由此，秦穆公媵嫁3千甲士，作为晋国宫廷与都城的卫队。

   然而晋文公在位9年亡故，文嬴生的嫡子夷皋，当时还是幼儿，故而晋文公遗嘱，让早已经成年的庶妻偪姞生庶长子欢，“假代”大子继承国君，是为晋襄公。嫡子夷皋仍然是为“大子”，日后继承欢的国君。不料想晋襄公在位只有7年而亡故，“大子”夷皋这时10岁上下，是不懂事理的儿童，故而引发晋襄公死后的“立”国君事件。如《左传》文公六年和七年里记载，执政正卿赵盾要“立”年长，并且在秦国被任亚卿，已有很好治理国家才能的杜祁所生庶子雍，卿贾季则坚持要“立”出身高贵的辰嬴（即怀嬴），所生已经有16岁的庶子乐，赵盾于是杀公子乐。本来，公子乐如果继承国君，文嬴是可以接受，让夷皋日后再继承公子乐的国君。赵盾杀公子乐，致使怀嬴、文嬴伤心而又十分气愤恼恨，故而文嬴领着“大子”夷皋到朝廷上，尔后又到赵盾府上，严厉谴责众位卿大夫与执政正卿赵盾，背叛晋文公的“遗嘱”。弄得赵盾与众位卿大夫们无奈，只得“立”夷皋继承成为国君，是为晋灵公。后来晋灵公要杀赵盾，是与赵盾杀死他姨母辰嬴生庶兄公子乐，不无关系。

   再说襄仲杀大子恶与嫡子视，自然知晓自己悖逆“礼法”，害怕叔仲惠伯以后以自己罪责，联合国内或国外力量讨伐自己，在俀继承成为国君，即鲁宣公之后，随即假传君“命”，召叔仲惠伯入宫。叔仲惠伯家宰公冉务人说：你反对俀继承国君，现在大子恶和胞弟视被杀，俀继承“国君”，单独召你入宫，去了将会被杀害。叔仲说：即使被杀，奉行国君之“命”而死，是臣子应该做的。（可以当是训为：可，即是应该这样做；以，即是死而后已。）公冉务人说：如若确实是国君之“命”，死了也是应该。但是不是国君之“命”，您怎么能够听从呢？叔仲没听公冉务人的劝说，入宫后，被襄仲杀死，并且将他尸体埋于马厩粪堆下面。公冉务人闻悉叔仲被杀，立即护送叔仲的妻妾儿女与家中珍宝，逃亡到蔡国。鲁宣公闻知叔仲惠伯听到襄仲假传的“君命”后，明知有危险，却是忠心耿耿遵从“君命”入宫，而被杀，为这种“忠于国君”精神感动。再说叔仲惠伯坚持大子继承国君，是符合“礼法”，没有过错。于是恢复惠伯“仲氏”家族，由惠伯继承人继承三桓的“仲氏”。

   至于襄仲未奉“君命”，擅自杀叔仲惠伯，按照当时“礼法”，只有国君才有权“策立”或“废除”家族，或者诛杀家族长。卿没有获得国君准许，无权擅自杀戮卿或大夫。关键在于，如果国君追究罪责，擅自杀卿、大夫的卿，将会被诛；如果国君不追究罪责，擅自杀卿、大夫的卿，也就没事情。如第132篇里说过，陈灵公、执政正卿孔宁，以及辅政卿仪行父，同时都与寡妇夏姬“私通”，甚至3个人在朝廷上共同戏言调侃，各自从夏姬肌体上感受到的风情美韵。大夫泄冶听了，感到太不像话，于是私下向陈灵公谏言说：您是至高无上的国君，怎么能够与臣仆一起，共同分享同一个女人的性爱欢乐呢？并且在朝廷上公然喧嚷，被史官记录记载，传扬出去，成何体统？国君您既然喜爱夏姬，就应该把她接入后宫，“纳”为妻子，专有而尽情地享乐于她。按照周公姬旦制定，亦即孔子极力倡导的“礼法”，臣仆拥有的最好最美最高贵的珍宝，都应该是奉献给予自己的“君主”，故而不要说夏姬是寡妇，就是她丈夫夏御叔在世，陈灵公只要喜爱夏姬，就有权将夏姬“取”入宫中，“纳”为自己的妻子。可是陈灵公性格懦弱，既想独自占有夏姬，又害怕孔宁与仪行父不满，于是试探地将泄冶的“谏言”告诉他们，原本指望他们二人也会劝说自己独享而“纳”夏姬。可是二人对泄冶“谏言”将导致自己丧失与夏姬性爱，极其愤恨，请陈灵公杀泄冶。陈灵公未允准，他们擅自杀了泄冶。陈灵公并未追究他们责任，他们也就无事。

   又，《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记载，晋国下大夫祁胜与邬臧，是卿祁盈的家臣，二人都发现对方的妻子很可爱，互相商量，要自己的妻子与对方“性爱”，被说为“易妻”。此事被祁盈知晓，意欲将他们二人囚禁。祁盈将此事告诉大夫叔游，叔游说：《郑书》里记载：罪恶丑陋的事情容易扩散蔓延，被许多人们模拟效仿。这种悖逆道德的坏事情，一旦张扬开来，你逃脱不了人们非议说，如此奇耻大辱的事情，就是起源于你的家臣干的！实在羞耻惭愧！《诗》里说：民众不可避免会犯有过错，只要不再继续犯，就赦免。姑且宽恕他们这一次，你看如何？祁盈说，我身为家族长，惩罚自己的有罪过家臣，国家律法怎么不允许呢？于是就将祁胜与邬臧囚禁。祁胜被囚禁后，叫家人送厚礼给荀躒，请荀躒求于晋顷公给予解救。祁胜与邬臧虽然是祁盈的家臣，却不是祁盈家族的成员，而是别的家族家族长，因为拥有下大夫爵位，被祁盈聘任为家族部门主管的职务。按照《周礼·秋官司寇》里记载，庶民与庶民之间的矛盾纠纷，到隶属于司寇部门的县士、遂士、乡士、方士、讶士，等等处所进行诉讼；卿、大夫与卿、大夫之间的矛盾纠纷，是由大司寇、小司寇、士师负责诉讼。决断后，罪责者被处罚。未经国君允准，卿、大夫无权拘禁或者伤害具有贵族身份的卿、大夫。所以祁盈私自拘禁祁胜与邬臧二位下大夫，是属违法，被晋顷公命令拘捕。

   《左传》原文说：“祁盈之臣曰：‘钧，将皆死。慭使吾君，闻胜与臧之死也，以为快。’乃杀之。”显然这句话，不是左丘明原文。理由是，说这句话的人，肯定是祁盈家宰，唯有他有权力这样做。可是在《左传》流传中，产生残缺。其实祁盈虽然被拘捕，没有“死罪”，只要他释放祁胜与邬臧，承认自己这样做是错误，问题就能够解决掉。然而祁盈家宰认为，如果释放祁胜与邬臧，祁盈还要承认囚禁他们二人是错误，这是祁盈颜面扫地，成为被别人讥笑把柄。所以祁盈家宰原本应该是说：绝不能够让主人蒙受如此耻辱，自己将祁胜与邬臧杀死，由自己承担责任，主人就无需释放祁胜与邬臧二人，无需承认囚禁他们错误的尴尬。因为文句残缺，后世人们不能知晓当时真实情况，误解错释讹传成为祁盈家臣说：祁盈也被拘捕，肯定也会是死，为了使主人闻知祁胜和邬臧已经被杀死而高兴，于是杀死祁盈和邬臧。此说是大错。实际情况则是：朝臣之间难免有隔阂宿怨，有人乘机在晋顷公面前大讲祁盈坏话，而这种情况容易说成祁盈被拘捕后，故意对抗、蔑视晋顷公，暗地指使家宰杀死祁胜和邬臧，致使晋顷公盛怒，没有以祁盈家宰杀死祁胜和邬臧，赦免祁盈，而是将责任加在祁盈身上，杀了祁盈。成为是家宰原本好心，反而授人“口实”，害死主人祁盈。再者，杨食我与此事件，原本不相干，他只是为祁盈辩护，申说杀死祁胜和邬臧，是祁盈家宰，与祁盈无关，被作为祁盈同党，也被杀死。而且二个家族亦被晋国除灭。

   襄仲悖逆“礼法”，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使得敬懿生的庶子俀继承成为国君，俀继承国君后，当是十分感恩戴德襄仲，绝对不会追究他弑大子，杀嫡子和卿，等的罪责。俀生母敬懿也必然快乐满意，非常喜欢襄仲，热情回报，实践诺言，把自己的美丽与风流情韵，高高兴兴地赏赐给予襄仲。可是文姜身为小君，遭受所生两个“嫡子”皆被杀，敬懿与襄仲则是满怀喜悦，得意洋洋，鲁国竟然没有一个卿大夫站出来，对于襄仲“杀嫡立庶”悖逆礼法行为，给予批评指责，仗义执言。极其悲伤愤怒之下，孤苦伶仃的文姜，只好回归齐国娘家老终。临行时，气愤的文姜在都城闹市哭泣诉告，疾呼襄仲“杀嫡立庶”罪行，令民众们同情、感叹、垂泪。需要说明，文姜是鲁文公嫡妻小君，本应该享得鲁文公谥号“文”，被称为“文姜”。由于她是自己回归齐国老终，等于是自己断绝了与鲁文公的“婚姻”关系，尽管鲁文公已经亡故，按照当时习俗，文姜必须老终鲁国，才是“婚姻”的圆满终结，死后以“小君”礼仪安葬，被立“灵位”于祖庙内鲁文公灵位旁边，鲁文公其她“聘娶”妻子死后的灵位，则是附在文姜灵位的后边，受到后代祭祀。因为文姜是自绝于鲁国，死后不能葬于鲁国，不被“立”灵位于鲁国国君祖庙，也就不能够获得“文姜”谥号称谓，《左传》里称作“姜氏”。这也是她被民众称说为“哀姜”的由来。

   在《左传》、《国语》里，争夺王、国君、家族长继承的事件，有很多。总而言之，不是“嫡长子”或者“嫡子”，必然成为是“宗主”，而是不论是谁，凡是得以继承成为王或国君或家族长的人，就成为是“宗主”。再者继承，也不全部都是儿子继承父亲，或弟弟继承哥哥。如晋惠公死时，大子圉继承成为晋怀公。由于他逃回晋国继承成为国君后，遗弃怀嬴，令秦穆公非常恼恨，从楚国召得重耳，重耳聘娶怀嬴后，在秦穆公武力帮助下，强行夺取国君权位，杀死晋怀公，是二伯父抢夺继承了侄儿的国君。再者《左传·文公十四年》里记载，齐国商人弑齐昭公大子舍，让异母哥哥公子元继承国君，被公子元谢绝，商人自己继承国君，即齐懿公。4年后，他被臣仆杀死，齐国贵族怨恨他骄侈霸道，废弃他的“大子”继承国君，“立”公子元继承国君，即齐惠公，是哥哥继承弟弟的国君。

   就是说，不论是什么样的亲属关系，只要成为继承者，就是“宗主”。并且获得继承之后，继承者的地位，就产生出根本性的改变，不仅他的弟弟们，包括他的哥哥、叔父、叔祖，除生身母亲外的母亲们，亦或嫡母，还有祖母们，都成为是他的“臣仆”。他也就成为自己所有至亲长辈们的“主子”，不仅得以“奴役”他们，而且拥有至高无上的对于他们任意生杀予夺的“权力”。第181篇里辨析说过：商纣王醉酒不祭祀先祖神灵；反而杀戮连连不断好心好意规劝他的王后九侯女儿；醢九侯；脯鄂侯；杀梅伯；杀冀侯。比干是商王帝乙胞弟，箕子是商王帝乙庶子，他们都是纣王叔父，微子则是纣王同胞哥哥。他们见纣王行为太不应该，一起规劝谏言纣王，纣王竟然剖比干之心；囚禁箕子；吓得微子逃亡到西伯姬昌属地渭河流域。尔后纣王又囚禁姬昌；杀姬昌嫡子伯邑考，即纣王亲外甥，还煮熟给姬昌吃。纣王为什么会这样凶残暴虐？毫无“亲情”，毫无“人性”？根源正是在于：纣王是将这些至亲与长辈，以及功臣侯伯们，都看作是自己的“奴仆”，忠言逆耳，听了心中不高兴，就象主人宰杀饲养的牲畜一般，恣意恶毒残害他们。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论衡·齐世》里说：“夫，经有褒增之文；世有空加之言；读书、览经者，所共见也。孔子曰：‘纣，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世常以桀、纣，与尧、舜相反。称美，则说尧、舜；言恶，则举纣、桀。孔子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论语·子张》里亦说：“子贡曰：‘纣，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这句话，究竟是孔子说的，还是子贡说的呢？其实谁说的都一样，子贡也是听老师孔子这样说，才会这样说。那么孔子与子贡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呢？其实这句话原本涵义是：纣王，他做了许多不好的事情，不是象一些人们认为那样恶毒暴虐至极。那样说是过分了。所以，君子做了罪恶坏事，就如同居住在河流下游一般，天下所有坏的事情，就会类似流水汇聚一样，聚集到他的身上。实质上孔子与子贡此话原义则是：纣王虽然残暴虐待他的至亲长辈与功臣侯伯，就象“主子”可以任意宰杀自己饲养的牲畜，这些乃是“奴隶”社会的准则。

   司马迁正是受西汉儒家学派这一观念影响，将纣王的许多罪恶事情隐蔽，或者淡化。如果不是唐代司马贞、张守节，宋代裴骃，等等人们饱览群书，搜集到许多零星传说史话史料，作为“夹注”流传下来，仅从《史记》里的记述，根本不可能正确认知当时的历史真相。有人甚至说，我国先秦不存在有“奴隶制”社会，然而考古学证明，约公元前2780年——前2100年的后岗二期文化人群，已经具有“奴隶制”社会特征。再者，司马迁笔下只是一个辛劳治水的君主禹，实质在公元前约2500年——前2150年，就完成对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所谓“九州”，征服与奴役的“奴隶制”帝国。《尚书·禹贡》就是禹帝国强迫被征服人群们，不得不交纳“贡品”的政令。所以说司马迁对于先秦历史的解说，以及汉代儒家学派弟子们，包括儒家学派的大师们，对于先秦历史的解说，是存在有严重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