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与以法治国

取信于民：商鞅变法之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己，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之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三丈之木能徒者众，然莫敢徙，畏欺也。

王子犯法与民同罪：令行期年，秦民之国都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行之十年，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商鞅明白“法之不行自上犯之”。所以太子犯法时，虽然“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但必须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正因为在封建社会“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而只有“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这就为商鞅被公子虔等人告发“欲反”，“秦惠王处“车裂之刑”于彤，灭商君之族。”埋下伏笔。

图强贤君：秦孝公为改变“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的现状，“布惠，振孤寡，招战士，明功赏” 。并向全国发布命令“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史记秦本纪》说：秦孝公三年‘卫鞅说孝公变法修刑……孝公善之。甘龙、杜挚等弗然，相与争之，卒用鞅法。于是“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期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

利民：农业方面：《史记》记载：商鞅“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 依法律形式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买卖。赋税则按照各人所占土地的多少来平均负担。爵位方面：据《汉书》记载：“商君为法于秦，战斩一首赐爵一级，欲为官者五十石”。即根据军功的大小授予爵位，官吏从有军功爵的人中选用。军功方面：《史记》记载，秦国规定“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即依军功大小定贵族身份之高低。该规定沉重打击了奴隶主旧贵族，因而，招致了他们的怨恨。《史记》记载：“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

变法结果：秦“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