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吗？

(2006-12-17 10:59:46)

在我们中国许多地方都明明白白地写着：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几千年封建专制的积淀，集权思想与极权意识在中国人头脑中根深蒂固，所以很多人说，中国的民主是循序渐进的，而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模式，民主不是一个早晨能够实现的，也不是几个头脑发热的人所能缔造的。中国人习惯了专制统治，不知有朝一日实现了民主，他们会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正如鲁迅所说“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中国人，陡然叫他挺起胸膛做主人，他们的生命则不能承受如此之重，骨子里依然不改奴才的本性，只是慢慢学着主人对待下人的方法，天长日久，摇尾乞怜的狗性变成了夹着尾巴的狼性，狼的狡猾与凶险取代了羊的驯服与俯首。天朝大国只培养了两种人——主子与奴才，这是专制的产物。

近期读 傅道彬先生的随笔《苏格拉底与商鞅》，很有感发，这两位东西方思想家的死是这样的耐人寻味。文中写道：“苏格拉底死于公元前399年，商鞅死于公元前338年，相隔60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苏格拉底是典范的雅典公民，他从根本上维护民主政权的利益。而他却被民主政权通过公民大会表决处死；商鞅是秦国最得力的臣民，他建立了秦国集权的威严，但他却死于自己的法律。”同时处于公元前四世纪，上帝用一种请君入瓮的方式同他们开了一个莫大的玩笑，所不同的是，在人类思想的源头，西方的苏格拉底缔造的是民主，东方的商鞅缔造的是专制，缔造民主的人被他亲手缔造的民主所毁灭，缔造专制的人同样被他亲手缔造的专制所毁灭，他们都分别以自己的生命，使自己缔造的东西发扬光大茁壮成长，于是西方多的是公民，东方多的是臣民。

民主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便不再是民主，它却意想不到地成了惩治民主的工具；在王道不通的情形之下提倡霸道，然而霸道的出谋划策者自食其果，落得五马分尸的下场。前者提倡醒民的民主，后者提倡愚民的专制，无论是民主还是专制，一旦被指认为工具的时候，便失去了它应有的本原意义。

“认识你自己”是苏格拉底从德尔菲神庙上获得的重要格言，探求世界是从认识自己开始的，没有这个自知之明，是无法进入知识世界殿堂的，所以他说：“我除了知道自己一无所知外，还能知道什么呢？”而民主的建立就是从清醒的头脑、自知之明的态度开始的，专制的极权者只能指鹿为马、目空一切。

傅先生说“在民主的低级阶段，最容易把民主理解为多数人的意见，如果我们说爱因斯坦与一个白痴的意见具有同等意义，大概不会有人同意。”苏格拉底认为，普遍的真理并不在个别的多数之中，而在它之外，民主不是多数吗？如果民主不是多数，那它不又成了独裁者的天下？“如果我们发挥一下苏格拉底的思想，多数应是真理的多数是知识的多数，而不是情绪的多数表决的多数。”

为什么说少数服从多数不一定就是民主呢？一、民主很有可能被收买被利用，被蛊惑人心者煽动，被别有用心者操纵，民主成了政客的囊中之物，这时政治一旦成了修辞，便没有了理智；二、公民的素养决定了选举的质量，情绪与情感的因素一旦掺合进来，民主便不再是原汁原味；三、政党的干预左右着民主的走向，以党性来为指定的人选作尚方宝剑，组织保证使民主的大厦在倾斜；四、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智者手里，然而正直的智者过于天真，没有手腕不懂阴谋，奉游戏规则为圭皋，不越雷池半步，而阴谋家则略施小计，不择手段，打擦边球，将智者玩弄于股掌之中。这时，民主不再是目的，只是一些人实现图谋的手段，他们的目的是个人不断膨胀的野心，大家之民主成了一家之独裁。

民主需要公民用真理的智性来涵养它，专制需要臣民用匹夫之勇用弱智无知顺从去浇灌它；民主与科学是一对孪生姊妹，专制与集权形影不离；民主制度下，公民追求的是人权平等人性自由，专制制度下，臣民追求的是人为的不平等，是主子与奴才役使与被役使的关系，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关系，在其位谋其政，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所以，古往今来，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思想影响下，大多采取愚民政策，顺民好做，逆子难为。“苏格拉底的悲剧意味着现代民主只能是知识的民主，理性的民主，它不仅仅是多数人意见的投票权，否则民主有时也会失去理智也会犯错误的。”“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因为它是最不坏的，所以它可行，而独裁者往往能勾画最诱人的所谓理想蓝图，暴君常常借助漂亮的口号来推行专制。”民主与专制的意义目标各不相同，民主也犯过错误，但民主的错误，能得到及时纠正，而民主的优势则是非常明显的；专制则更容易喜怒无常，专制者一旦犯了错误，国家遭难臣民遭殃，而常常将错就错一发不可收。

但愿我们老态龙钟的中原之国，逐渐丢掉专制，实现民主，多一些公民，少一些臣民。并切记苏格拉底的告诫，崇尚知识，而不是崇尚权力，从“认识你自己”开始做起！

安徽省青阳县教研室 施麒俊 （2004/1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