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已经77岁的老人车洪才独自走进北京的商务印书馆，见到接待人员后，开口就说想要出版一本多达200多万字的词典。
他的话让接待人员大吃一惊。
要知道，200多万字的词典已经能与一本《新华字典》相比了。这位老人想要出版的究竟是什么词典？
接待人员看着这位满身书卷气息的老人，丝毫不敢怠慢，连忙请来了编辑室的张文英主任。张文英听说了老人的来意后也非常吃惊，但更让她震惊的消息还在后面。
车洪才
她在阅读老人带来的相关材料后发现，老人想要出版的词典是在商务印书馆立过项的，在资料室躺了几十年的档案里还记录着，这本书的编写工作是1978年全国辞书工作会议的指示，是国家下达的任务。
也就是说，为了完成这个国家任务，车洪才老人花了30多年。
那么，究竟是怎样的一本词典，竟然需要30多年的时间来编写？
在这30多年间，车洪才老人又经历了些什么呢？
车洪才老人准备出版的词典名叫《普什图语词典》，这个名字无论是接待员还是张文英主任都完全没有印象，只能下意识地想到这应该是本小语种词典。
虽然这本书早在30多年前就在商务印书馆立了项，身为编辑室主任的张文英却没有丝毫印象。不光是她，张文英还询问了好几位比她资历更老的前辈，他们在听说之后也非常震惊，纷纷表示完全不知道还有此事。
张文英为了更深的了解这本词典，向车洪才老人仔细询问了词典编写工作的前因后果。在车洪才老人的讲述下，张文英这才知道，这本词典的编写竟然与周总理有关。
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代表中国参加的周总理从踏上万隆土地那一刻起，就处处彰显出了中国自信又友好的大国风貌。在万隆会议后，来自亚非拉地区的诸多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些建交对中国来说都是好事，但是与此同时这些建交也让当时的中国暴露出了一定的短板，比如说外交翻译人才较少，尤其是那些小语种，一些大使馆在建成后甚至没有配备合适的翻译。
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在周总理的安排下，一批优秀在校大学生被选拔出来，分别派往亚非拉等国家学习小语种。1959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读书的车洪才就这样被选中，派遣到了阿富汗的喀布尔大学。
车洪才其实是黑龙江海伦市人，十几岁的时候随母亲搬来北京，接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深知落在身上的任务有多重，从离开国土，正式踏上求学之路的那一刻起，他就不敢有丝毫的马虎。
青年车洪才
那个年代的阿富汗还没有遭受战火的冲击，人民生活安定而富足，国家比较繁荣，这一点要比当时成立不算久的新中国好很多。
普什图语与波斯语同为阿富汗的官方语言。当时中方与阿富汗方面进行交涉，使用的基本都是英语，而车洪才就是英语方面的优秀人才，这才会被选中，但他其实对这种语言一无所知，来到这里之后，几乎完全是从零开始学起。
车洪才没有眼前的繁华迷得晕头转向，他时刻提醒着自己来到这里的使命和任务，争分夺秒地进行普什图语的学习，最后仅用3年的时间就将整整9个学期的课程全部学完了。
在喀布尔大学学习期间，车洪才还遇到了一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张敏，两人不仅是学生时代的至交好友，在后来车洪才编写词典时，张敏也给他了极大的帮助。
图：车洪才（左）和同学张敏在阿富汗留影
当时还没有普汉词典，想要将普什图语翻译成汉语，首先要将普什图语翻译成俄语，再由俄语翻译成英语，最后再进行英汉转换，整个过程非常复杂。车洪才与张敏为此学得堪称“头破血流”，非常迫切地希望能有一本普汉词典。
在1963年学成回国后，车洪才便被国家安排到了北京广播学院工作，同时还在国际广播电台担任了一定的职务。
其中，北京广播学院就是后来的中国传媒大学的前身。车洪才一直在这里教书，为国家培养出了很多小语种方面的人才，直到国家任务找上门来。
到了70年代中期，中国已经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为了进一步增加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影响力，在1978年国务院召开了一次全国辞书工作会议。
这次会议决定，中国将拿出10年的时间来出版160种中外语文词典，其中就有普什图语与汉语互译的普汉词典。而商务印书馆就接下了普汉词典编写的任务，并将这个任务委托给了车洪才。
对车洪才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委托工作，更是他对国家作出的一个庄严承诺，也是一个分量巨大的责任。
车洪才的搭档名叫宋强民，当时在河北文化馆工作。而曾经与车洪才共同在阿富汗求学的张敏，如今在国家广播电台工作，也经常帮助他们进行编写。
图：车洪才（左）和宋强民
在正式开始编写工作之前，车洪才与宋强民估算了一下，认为3年的工作时间就够用了，但等到他们正式开始工作后，却意识到这份工作并非他们想象的那么容易。
因为没有任何经费，他们遇到麻烦几乎全部自己解决。他们的普什图语打字机是从电台借来的，用来归纳分类的词语卡片是印刷厂下脚料切成的小纸片，作为蓝本的普什图语词典还是从俄语翻译过来的。
由于经过了两次翻译，不少词汇的意思都发生了变化，脱离原意。为了尽可能准确地进行翻译，车洪才除了准备下的普什图语原文，还找来了普什图语与波斯语，波斯语与英语等等很多不同语言之间互译的词典，用来做校对。
他们就在北京广播学院5号楼的一间朴素办公室里开始了编写，车洪才负责编撰，宋强民负责在卡片上抄写，一边写一边整理装箱。等到1981年，他们已经整理出了10万张卡片，装满了30多只箱子。
图：车洪才手抄的卡片
由于在接到任务时，没有规定期限，就连商务印书馆都不清楚这份工作要做多长时间。车洪才没有太过在意时间，全身心投入到这份工作中，不断地做着翻译和校对的工作。
直到有一天，院领导安排车洪才为新设立的专业做全国课题，车洪才不得不先将这份工作放到一边。他在出发前，将那30多只箱子锁进了外语系的办公室里，还想着将来一定要回来将这份工作完成。
车洪才一直到1984年才完成调研，在他回来继续从事教学后不久，外语系的办公室进行装修，来了很多外面的工人。有一次车洪才从那附近路过，竟然看到那些被他妥善保存起来的卡片散落在水泥地上。
原来是那些工人们不懂那些卡片的重要，想睡觉的时候就将卡片铺在了地上。因为之前下过雨，有些卡片浸在积水中，字迹都变得模糊了。车洪才顾不得其他，连忙蹲在地上一张一张地捡起来，心中又气愤又无奈。
图：车洪才整理出的部分卡片
从这一次起，车洪才就将这些卡片带回家中保管，在女儿的帮助下清点了所有的卡片，结果发现少了100多张，这让车洪才非常痛心，只是看一眼都会觉得难过，因为那毕竟是很多人很多年的心血。
之后很多年过去，始终没有人再提起这本词典，除了保管那些卡片的车洪才和帮他补录的张敏，仿佛世界上的人已经将它忘记了。
之前在编撰时，商务印书馆的编辑还时不时看一下进度，后来随着车洪才的工作调度，慢慢的也不再来了。学校的领导也换了一批，没人知道这个任务。当年跟着车洪才编撰词典的宋强民，在2000年也因为遭遇车祸，不幸去世了。
但车洪才还在坚守。
他在2003年从瑞典的一个阿富汗语网站中找到了一款普什图语软件，视若珍宝地保存到自己的电脑中。等到2008年，车洪才与张敏教完了两届学生，正式退休，两人都不想退休之后闲着没事干，于是凑到一起，准备将词典剩下的部分做完。
这一年，车洪才已经70多岁，张敏的身体状况也不大好，但两位老人都想把这个任务做好。
得知了车洪才准备重新编写词典的消息，宋强民的夫人特意打来电话，告诉车洪才将来这本词典完成之后，如果需要花钱出版，一定要告诉她，她希望能帮助去世的丈夫完成未尽的任务。
过去被他们珍视的卡片已经因为时代的问题，不得不被淘汰了，车洪才和张敏为了以后能够顺利印刷出版，只能硬着头皮学习使用电脑，将卡片上记录的字词一个个输入到电脑中。
车洪才的家中装饰简单又古朴，唯一时髦的东西就是用来工作的笔记本电脑。
一开始总是出事故，不是车洪才忙了一天却忘记保存，就是因为软件与电脑系统不兼容，一再出故障。为此，车洪才与张敏足足耗费了4年的时间，才将5万多词条输入电脑中。
因为长时间高强度用眼睛盯着电脑，车洪才的眼睛一度视网膜脱落，不得不进行了两次手术。
当最后一个字词输入完毕，车洪才盯着电脑屏幕，感觉心中有说不出的轻松。
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室主任张文英了解了整个故事后，深受感动，也对车洪才老人和张敏老人无比敬佩。她与外语室编辑团队商量之后，当场便做出决定，一定要做出这本词典。
他们与车洪才老人签订的合同规定，词典将会在2014年年内出版，每千字稿酬80元。
如今，这本词典早就已经正式完成了出版，从1978年到2014年，为了编撰这本词典，车洪才老人坚守了整整36年。30多年的时间对于整个历史来说微不足道，但是人的一生能有多少个30年呢？
好在车洪才老人的心血没有白费，在2015年中国与阿富汗建交60周年之际，《普什图语汉语词典》被列入了庆祝项目。阿富汗总统还为车洪才老人授勋，车洪才老人也向总统赠送了一本《普什图语汉语词典》。
当被问起为何能坚持这么久时，车洪才老人说：“人一辈子要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否则就是白活了。”
编写一本词典不能作为科研项目，拿不到任何经费，但像车洪才和张敏等一辈人将文化传承视作担当，不会计较这些名利。
“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向车洪才等老先生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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