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小松奇谈的朋友们应该有印象，高晓松说在元朝统治江南的时候，统治者对江南的人民还算好，所以江南人民对蒙古人的仇恨不是很大。
翻开明初的一些文集，有一个问题耐人寻味：为什么明初的江南地主及士人，对元朝时有怀念之情？包括为明朝建国卓有功勋的宋濂等人，乃至稍后的方孝孺等，其怀念前朝之情，跃然纸上。至于明初其他的江南文人，亦大多如此。
为什么明初的江南士人，对元朝如此怀念，这是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 元朝对江南贵族的笼络
南北差异
元朝统一中国后，对居于江南地区的原南宋地主所施行之政策，与原来对待北方金朝的政策是很不相同的。
金朝贵族在北方不仅霸占了许多官地，建立了大片庄田，并利用其权势，大量占夺民田，据为己有。 当蒙古贵族灭金后，对当时北方原金朝的贵族，亦采取消灭的政策，没收了他们的全部土地，分赐给诸王贵戚。
反之，元朝灭宋后，对南宋江南地主，其政策有一根本的变化，即对他们非常宽大，并加以充分利用、保护，这与对待北方地主的做法大不相同。
轻刑、薄赋
忽必烈在元军下江南之前，已深深感到蒙古贵族此前的政策，是行不通了。他已经理解到，为了统一全中国，必须实行“汉化”，尤其要使“新附城壁”长治久安，必须使“百姓安业力农”，这是最关紧要的事。
元朝对江南地主的笼络政策，概括来说，就是“轻刑、薄赋”。
这里所说的“轻刑”，是对江南地主的特权不加干涉，相反还予以保护。以故江南富家大族不仅得到元朝的保护，并且还相应得到了发展。至于“薄赋”，则是指元朝对江南地区所征收的赋税，较之宋朝尤轻。
元代南北之不同，正是元朝统治者对待江南地主“宽疏”政策造成的结果。新政策下江南贵族的变化
江南望族得以保存
正由于元朝统治者对江南地主采取“一本于宽”的政策，对他们百般拉拢，因此江南豪族的权势得以巩固。
那些千年上下的豪宗巨室得以维持和发展，当然与元朝在江南的政策是紧密相关的。
当然，元政权内部对将那地主的态度，也并不完全一致。
也曾有人主张应当对江南大户采取迁徙至北京的办法，有人则主张在江南一些地区核实民田，都没有被采纳，也是出于对江南地主之庇护，不愿意开罪他们，以利于元政府再江南的“长治久安”的统治。
元朝统治者与贵族勾结
元朝贵族在进军江南后，在平江（苏州）一带，也曾将一些官地拨赐给一些贵族。
这些贵族拥有的庄田，与北方地区一样，利用残酷的剥削方式，依靠管庄以维持最大限量的盘剥。这种现象虽然存在，但并未影响与江南地主的相互勾结和互相依附的关系。
相反，由于元朝在江南的固有政策，反而出现豪家势族与元官互相勾结，这种仅仅是“恩及富室而不被于贫民”的现象，具有显明的阶级性。江南地主在这一政策的纵容下，更加有恃无恐，任意妄为。
另外，元朝政府为了更好贯彻对江南地主的政策，使得当地许多士人都参加元政权，形成了官僚与地主的结合。他们有些人参加了科举考试，以步入仕途；或者本人以贿入仕；或是用纳粟的方式得以补官。
江南地区蒙古化
元朝对江南地主的笼络政策，是得到一定效果的。这不仅使江南这一地区得到稳定，同时也使这一地区的风俗习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种变化可包括三个方面：宋代遗俗的改变、风俗习惯蒙古化、江南人与蒙人通婚。
事实说明，元朝对江南地区的政策相当成功。 江南地主与张士诚的关系
官商勾结，必然会引来农民政权的崛起。
江南地区是元末农民军及割据群雄的主要战场，尤其是苏、松、常、杭、嘉、湖地区又是农民政权的首要代表 —— 张士诚的主要控制地区，因此江南地主与张士诚的关系就比较微妙。
张士诚政权尽力做到如元朝政府对江南地主的笼络政策一样，处处对这些人采取“宽疏”政策，争取得到他们的支持。
当时一些因战略避难江南的元朝官吏，或当地土著地主，不论参加了张氏政权与否，大多数人实际都在不同程度上支持张士诚。
一方面，他们希望张士诚能保境安民，避免战祸，维持江南地主的统治，尽力恢复“太平”景象；另方面，他们千方百计地希望能够影响张士诚，促其反正，投降元朝。
至正十七年（1357），张士诚降元，就是有人向张士诚弟弟献策而影响张“北降于元以拒明”的结果。
《明史·张士诚传》谈到张士德，“善战有谋，能得士心，浙西地皆其所略定”说明了张士德与江南地主的关系。
到了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尽管江南群雄次第被消灭，但江南地主对朱明政权的反映仍然冷漠不堪。经过朱元璋对江南地主的多次打击，苏、松一带的“富民豪族，铲削殆尽”。
江南地主在这种无可奈何受压抑的情况下，十分怀念元朝，或是张士诚政权下沿用的元朝政策。
苏州话里有个词叫“讲张”，有个典故是这样的：重压之下，苏州民众自然念及张士城的种种好处，就常常聚在一起窃窃私语——讲讲张士诚的事情。
朱元璋听说此事后，勃然大怒，命令公差在街头巷尾四处查访。发现有人聚在一起说话，就上前询问是否在“讲张”。后来在苏州话里，“讲张”成了聊天的同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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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来源：InterSouth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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