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佾篇第三·九（49）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钱穆译】先生说：“我能说夏代之礼，惜乎杞国不够为我说作证明。我能说殷代之礼，惜乎宋国不够为我说作证明。这因杞、宋两国现存的典籍和贤人皆不足之故。否则我准能把来证成我说了。”
【杨伯峻译】孔子说：“夏代的礼，我能说出来，它的后代杞国不足以作证；殷代的礼，我能说出来，它的后代宋国不足以作证。这是他们的历史文件和贤者不够的缘故。若有足够的文件和贤者，我就可以引来作证了。”
【傅佩荣译】孔子说：“夏朝的礼制我能叙述，它的后代杞国没有办法证实。殷朝的礼制我能叙述，它的后代宋国没有办法证实。这都是资料与人才不够的缘故。若有足够的资料与人才，我就能证实了。”
注意，这里的文献应这样译：文指典籍．献指贤人。
孔子在《为政篇第23》里讲到他能了解十世及百世后礼制的事，源于“损益可知”，本篇的意思却有些不一样，若有足够的资料和贤人，他就能证实前世的礼制。一个是可知，一个是不可知，这是不是自相矛盾？
显然不是的，孔子治学严谨，他可知是他能证实的，他不可知的是他不能证实的。要全面了解历史演变过程，没有足够的文献，肯定是不行的。但历史的演变，只要清楚其损益，它必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所以又是可知的。
八佾篇第三·一0（50）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
【钱穆译】先生说：“我对禘礼，只待香酒初献灌之后，便不想再看下去了。”
【杨伯峻译】孔子说：“禘祭的礼，从第一次献酒以后，我就不想看了。”
【傅佩荣译】孔子说：“举行禘祭时，从献玉这一步以后，我就不想仔细观看了。”
禘：周制，旧天子之丧，新天子奉其神主入庙，必先大祭于太庙，上自始祖，下及历代之祖皆合祭，谓之禘。遇合祭，列祖先后次序，当审禘而不乱。又每五年一禘祭，为常祭中之大者，亦在太庙，为合祭。（钱穆《论语新解》）
既灌而往，乃酌鬯初献之名。鬯者，煮香草为郁，和黍酿酒，其气芬芳，以之献于尸前。灌在迎牲之前，灌毕而后迎牲，尚是行礼之初。（钱穆《论语新解》）
如果不引用钱穆大师的解释，我们就无法了解古代禘礼的情况。这种祭祀，合乎礼为吉禘，不合乎礼为逆祀，孔子说不欲观之，应不是吉禘。
禘礼、灌的祭祀目的是为了列尊卑，序昭穆，但当时按礼制却没有正确地列尊卑，序昭穆，就违背了礼的本意，这样仁人志士就会看不下去。孔子对这种行为深恶痛绝，毫不客气地对这种行为严厉批评，希望在这样的乱世礼不坏乐不崩，体现了孔子忧国忧民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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