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高小毕业，在当时也算知识青年，但上学的整个过程非常艰难。父亲六岁时爷爷被恐吓而死，十二岁时奶奶因头痛昏迷而没有再醒来。
父亲得以读完高小，全凭贤惠的奶奶支持和不善言谈的大伯供给。据说，大伯是出了名的大力士，一顿能吃五个莜面碗托喝三碗模糊，能吃也能干，在靠挣工分生活的年代，有力气就预示着不挨饿。
大伯力气到底有多大？有事实为证，每年寒冬，根据上面规定，全村人可以统一进山林砍柴，如果提前完成大队上布置的任务，可以把多余的木柴背回家，让自己家人取暖过冬。能超额完成任务的人并不多，大伯是其中的佼佼者。
超额完成任务不算什么，大伯还搭救过几匹骟马和几头骡子，为大队挽回不少损失。去八里外的山林砍柴，全凭牲口驮、人背。山林旁的深谷里，河水七绕八拐，受冻后的河水泛滥成灾，遍地结冰，载重的马匹行走在上面，一不留神就掉进冰窟窿。骡马是结对鱼贯而行的，一个掉进去，后面的跟着掉进去。
面对刺骨的河水和光滑的冰层，其他人吓的不敢靠近，唯有大伯冲进冰窟窿，把一匹匹驮有柴梱的马匹用肩膀顶上来……
大伯和父亲同母异父，从大伯供给父亲上学这件事上足以说明，他是个顶个的好人，无可挑剔。后来父亲能识文断字，胸前别着水笔在村里穿行，得感谢大伯。
当时，小学设在村子对面南山上的堡子里，遇到下雨或下雪天，奶奶就使唤大伯，背父亲上学放学。有时候大伯会抱着父亲，好腾出肩膀，扛一截木头回来烧火做饭。
小学读到半路，奶奶撒手人寰。
没几年，大伯在他人介绍下，迎娶了一个六十里外的女子为妻。我和姐姐曾经就大伯娶大娘一事做过讨论，为什么那么能干的大伯，要娶个听力和视力都不好的女人为妻呢？现在想来，一定是受困于家庭条件而不得不为之。大伯下面有两个姑姑和一个父亲，在失去奶奶的后，家境有多烂包不言自明。
很多年后，听到白雪公主的故事，我都把那个很坏的王后想象成大娘的样子，面貌丑陋，心理阴暗。
父亲高小毕业，队长推荐他上机校，学校在城北，我家在城南，中间相隔一百里，要住校，而且管住不管吃。父亲很想去，但生活条件有限，去学校吃什么，这是个难题，而且大娘极力反对，并放出狠话：要念可以，馍馍没有！
队长再次告诉父亲：上完机校回来，可以留在大队开拖拉机。多难得啊，当拖拉机手臂下地劳动轻松多了！
父亲心动了，不顾大娘的警告，决然踏上了去机校的路。
这一幕，多么熟悉。没错，路遥的《在困难的日子里》的马建强，就是这样去城里求学的，没有干粮，没有被褥，只有对未来的幻想。我第一次读《在困难的日子里》时，是在一家新华书店的书架旁，半下午，站那没动，一边读一边流泪，一边流泪一边读。那天外面下着毛毛雨，书店里顾客很少，所以我的泪流的无所顾忌。
我读书的那个下午，父亲已离我而去，有八年之久。
父亲上机校期间，和马建强的生活完全一致，吃糠咽菜，外加柴火堆里烧的洋芋。糠有限，菜有限，洋芋也有限，父亲返校离开家时，一周的口粮还没着落，兜里只有两个菜团子，是大娘分给他的。为了让一周的口粮宽裕些，父亲不得不耷拉着脑袋，羞怯地走进大姑家。
大姑嫁给同村一人，姑父是个小队长，比起我家，家境要好很多。但一切都是有数的，大姑只能在姑父不在的时候，偷偷塞给父亲几颗洋芋，草草打发掉。有一回，大姑塞给父亲一个玉米面碗托，被姑父发现，狠揍了大姑一顿，当父亲发现大姑眼窝里的淤青时，才明白了一切。为了不给大姑添麻烦，父亲再不敢走进姑父家半步。
多年以后，我和姐姐都已长大，每到大年初一，父亲都要指拨我们去给大姑拜年，他却从来没去过。我和姐姐趴在大姑家上房地上的三抽桌子前，除了给桌子上的神牌磕头，还要给姑父和大姑磕头，只有磕过头，才算拜年。我和姐姐忙不迭地磕头时，围着围裙的大姑会从厨房赶来，一路走一路用围裙擦手。人没进来，嘴里说：我的娃，来了就好，磕啥头咧！
姑父一如既往盘腿坐在炕上，叼着烟锅，见我们进来，屁股挪也不挪一下，只说一句：来了嗷？完了继续抽他的烟，脸继续阴。
再长大一些，我就不想给大姑拜年去了，但我从小到大，没有学会面对父亲的指令时说个'不'字。不想去大姑家的原因有很多，最重要的一点是怕走进姑父居住的上房，长年累月熬罐罐茶和抽旱烟，屋子熏的和瓦窑一般黑，黑是其次，好多人家都这样，重要的是受不了那股难闻的臭旱烟味。
匆匆去，匆匆磕完头，匆匆跑开，任大姑在后面怎么挽留都不管用。
背着洋芋和菜团的父亲，又来到十五里外的碎姑家。碎姑家在父亲上学路边一侧的山湾里，为了要到一点口粮，父亲不怕多走五六里路。
碎姑嫁给了国家干部，碎姑父是乡兽医站上的一名医生。明面上看似富裕，其实不然，碎姑父家口众多，光靠碎姑父的两个秕麻钱是养活不了一家人的。但碎姑每次都能多多少少给父亲一些，哪怕一把豆面一把黑面，也是对父亲最大的安慰。
父亲得以上完机校，与碎姑的几把杂粮面密不可分。在学校，没有洋芋烧着吃的时节，父亲才动用碎姑给的细粮，熬一碗清汤寡水的面糊，予以充饥。
机校所在的地方是个不毛之地，看似与家相隔一百里，但完全是两个世界。父亲在去学校的路上，要捡拾一些干树枝，好带到学校烧洋芋或煮面糊，为了节省体力，父亲不敢掷石块去打干树枝，只能在沿途的树林里捡拾。
幸亏，学制一年。
我都不敢去想，父亲这一年是怎么挺过来的。
毕业后，父亲如愿当了拖拉机手。与此同时，和他一起读高小的那两个同伴，毕业后留在大队写写画画，一年后当兵的当兵，当工人的当工人，唯有父亲，长久留在了这个小村庄。
当兵的那个，后来久居新疆，很少回来，几乎和父亲断了往来；在省城当建筑工人的那个，两三年回来一趟，每次回来，必和父亲促膝长谈一番，给父亲带上好的茶叶，父亲舍不得喝。一斤细茶，父亲喝一年。
父亲也想过参军或者当工人，但受队长限制。他见父亲话少一心想培养成大队会计，当了一年大队会计的父亲，被替换掉了。为什么呢？因为父亲算的太细，导致队长吃不到油水，便找借口让父亲去药铺当学徒。
有一年，当学徒的父亲去地区医院进修一回，回来就当了赤脚医生，队长有愧于父亲，将村里药铺承包给父亲，以作回报。这一当，便是半生，后来体制改革，药铺由公转私，父亲总算过上舒心的日子。
2004年，54岁的父亲，走完他曲折短暂的一生，长眠于异乡的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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