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敏：巴黎公社原则的伟大启示

巴黎公社原则的伟大启示

吴 敏/文

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评价和赞扬的巴黎公社,无论是对于总结俄国十月革命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大起大落的经验教训,还是对于解决我国现在面临的突出矛盾、问题和困境，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巴黎公社作为无产阶级执掌国家政权的伟大探索和尝试，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国家政权的发展方向、框架结构及运行方式，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参照体系。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分析，巴黎公社值得我们认真借鉴和遵循的原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强社会对国家权力的制约，逐步弱化国家机器。

在总结巴黎公社历史经验的时候，恩格斯明确指出：“国家最多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以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工人阶级在获得统治时，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马克思更尖锐地说：“高高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政权，实际上正是这个社会的莫大耻辱，是一切齷龊事务的温床。”“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看来，国家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以后，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压迫其他阶级的政治工具，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和社会相脱离的力量。因此，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在取得革命胜利之后，必须立即尽量铲除国家机器的“最坏方面”，即脱离社会、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成分，切实加强社会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决不能把国家政权当成“革命胜利的战利品”，从而津津有味地去欣赏它、享受它、强化它。“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只是逐渐消亡的国家，即组织得能立刻开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国家”。巴黎公社明确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它诞生之后致力于做的第一件重要事情，就是“把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寄生赘瘤——'国家’迄今所吞食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机体”。

第二、执掌公共权力者由普选产生,，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

“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公社是由巴黎各区通过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历史实践表明，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脱离动物性即自私性，执掌公共权力者本能地潜存着滥用公共权力的可能性和危险性。胜利了的工人阶级要防止自己的代表和官吏异化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新的统治者和主宰者，必须将对这些代表和官吏的任命权、罢免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对不称职者要随时予以罢免和撤换。在这方面，巴黎公社进行了伟大的尝试，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第三、取消传统的公职人员的一切特权，让他们只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

“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支付给他们的办公费，都随着这些官吏们的消失而消失了。”“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各代议机构的代表规定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而在以往的一切国家里，“升官”和“发财”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官场如市场，所谓政治只是一种利润更加丰厚的买卖和生意而已。官员们表面上是在为民众服务，实际上是借此享受特权并从民众那里搜刮钱财。巴黎公社在这方面采取的革命性措施，保障了公职人员所获得的物质利益同社会公众的一致性和均衡性。

第四、实行“人民管理制”，由选民选举产生并直接对选民负责的国家机关统一掌握国家权力。

马克思充分肯定了巴黎公社的做法，认为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巴黎公社这种由选民选举产生并直接对选民负责的国家机关统一掌握国家权力的议行合一制即“人民管理制”，比较便捷和有效地实现了社会对国家的监督和制约，较之“三权分立”制度更为科学和彻底，是防止国家脱离社会的一种难能可贵的抉择。马克思高度评价了巴黎公社的“人民管理制”，认为这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迫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这时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他们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这是人民群众获得的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这种政治形式代替了被人民群众的敌人用来压迫他们的社会人为力量。虽然巴黎公社很快就失败了，但它无疑是旧的资本主义社会之后“新社会的光辉先驱”，为无产阶级革命要建立的新的国家政权提供了伟大的楷模和榜样，其意义和价值是永恒的。

第五、将社会意识形态和国家分离，国家不干涉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和创造。

巴黎公社“在铲除了常备军和警察这两支旧政府物质权力的工具以后，立刻着手推毁精神压迫的工具，即僧侣势力，方法是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而且实行“一切学校”“不受教会和国家的干涉”，使“科学也摆脱了阶级成见和政府权力的桎梏”。对于巴黎公社的这个做法，马克思给予了肯定和赞誉，认为这有利于把社会意识形态和教育从国家权力的传统束缚与压迫中解放出来，有利于社会的解放和劳动的解放。

非常遗憾的是，列宁去世之后，斯大林主宰的苏联越来越背离了巴黎公社为无产级政权开辟的基本道路和方向。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巴黎公社原则背道而驰的“苏联模式”，竟然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新成立的各社会主义国家学习和效仿的“典范”。可以说，正是按照斯大林主义建立的“苏联模式”，以及各社会主义国家对这种模式的盲目崇拜和照搬，埋下了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大厦顷刻坍塌的隐患和祸根。历史是铁面无情的，客观规律是不可抗拒的。那些以“无产阶级政权”和“社会主义”自誉、自诩、自居的国家，在实践运行中却根本违背了巴黎公社的根本原则。这无疑是对历史、对客观规律的蔑视和戏弄，必然要受到历史的严厉惩罚。

当然,巴黎公社诞生于1871年法国特定的时空条件之下，某些具体做法不可能尽善尽美，“放之四海而皆准”，而是不可避免地有一些局限性，不应该在其他国家照搬照套。但是，一百多年来世界无产阶级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雄辩地证明，巴黎公社的根本原则是永存的。她在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面临瓶颈的现实映衬下，更加显示出了绚丽夺目、魅力无比的真理的光芒啊。

啊，英雄的巴黎公社，伟大的巴黎公社，用鲜血铸成的巴黎公社的根本原则，请赐给我们以真理的启迪和昭示吧！

(本文写于2000年3月，文中引号里均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话。）

作者简介

吴敏：退休教授，一介书生，古稀老翁，性耿直，一根筋，得意淡然，失意泰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