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过花甲之年的安徽师范大学教授余恕诚可算是硕果累累、功成名就了。他先后出版独著、合著9部,发表论文100余篇,其中与刘学锴教授合著的《李商隐诗歌集解》、《李商隐》、《李商隐诗选》、《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李商隐卷》等在学术界处于领先地位,先后获得4项国家级、部省级奖励;独著的《唐诗风貌》荣获安徽省社科类优秀成果一等奖,被认为是唐诗研究中“有突破性进展”的著作。他培养了大批本科生、助教和研究生,其中有不少也已晋升为教授、研究员了,真可谓桃李满天下。他先后担任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六届安徽省政协委员,现为安徽省政协常委、省学位委员会委员、省级重点学科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点学科带头人。1992年,他被评为“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获“全国优秀教师”奖章,并于同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安徽省师德先进个人”,同年获全国高等师范院校曾宪梓教育基金会教师奖二等奖。在鲜花和荣誉面前,余恕诚先生依然故我,坚守在教学、科研第一线,不断进取。
师范情缘
翻开余恕诚的履历,我们会惊异地发现他与师范教育之间竟有着长达半个世纪的深厚情缘——
1951年考入肥西初级师范学校读书。
1954年保送六安中等师范学校读书。
1957年保送安徽师范学院读书。
1961年毕业留校至今,先后在合肥师范学院和安徽师范大学教书。
50年的师范生涯,半个世纪的师范情缘。余恕诚教授曾把自己近40年人生奉献师范教育的动因归结为一种深厚的“师范情结”。他在一份自述中这样说:“自幼经初师、中师,读至高师,认为自己的知识是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应该无条件奉献。”
余恕诚于1939年1月出生于安徽肥西县将军乡一个农民家庭。少时边上学,边参加一些农业劳动。因为家境比较困难,余恕诚本该小学毕业后,就像许多农家孩子一样在家种田。然而一个极其偶然的机遇改变了他的命运。那是一个初秋的日子,太阳照在头顶上火辣辣的,少年余恕诚挑着近百斤重的稻把子艰难地行走着,汗水顺着脸颊滴在地上。当路过小街时,他无意中抬眼一瞥,土墙上新贴的一张油印广告深深地吸引了他,好奇心驱使着他走近仔细一瞧,原来是肥西初等师范学校的招生广告。余恕诚的心一下子就跳起来了:啊!是免费的,不收钱的!一种强烈的求知欲望在他的心中火焰般地升腾起来。收工后,余恕诚快速回到家中,忐忑不安地把这个消息和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父母,没料到父母竟同意了。第二天他来到离家30公里的县城上派镇参加考试,结果考中了。从此,余恕诚便开始了漫长的师范生涯。初师毕业后,余恕诚因年龄小成绩好,被保送去六安读中师。这个继续深造的机会并没有给余恕诚的家庭带来喜庆和欢乐,母亲知道儿子要远去读书时难过地哭了,最后通达开明的祖父发话了:“人家的孩子想考都考不上,咱家的孩子学习好,保送的,为什么不上?上!”也许是一种缘份,但更多的是勤奋,余恕诚在六安中师毕业后,又因为学习成绩优异被保送至安徽师范学院就读。
1957年的秋天,这是余恕诚青年时代最美好的季节。他成了方圆几十里乡土上惟一的大学生。当时余恕诚下有3个弟妹,家境依然艰难,母亲照例悄悄地流泪,又是通达开明的祖父积极支持了孙子去上大学。祖父连日带夜地编了十几双草鞋拿到公路上卖了,凑齐了路费。说起艰难,余恕诚至今忘不了刚来大学时的尴尬,他连一条像样的裤子都没有,还是有一次学生会拍卖被风刮掉、一直无人认领的裤子,余恕诚买来一条,才算是衣冠齐整了。大学4年余恕诚刻苦攻读,成绩优异,毕业后被选拔留校,成为一名光荣的大学老师,由此开始了他的师范执教生涯。
回望这漫长而又颇具戏剧性的人生历程,余恕诚从一个农家少年成长为知名教授,既有偶然的因素又是必然的结果。在各级师范读书期间,他都享受着百分之百的助学金,是师范教育给他提供了成长成材的环境,而他每一次都是以优异的成绩来回报。一次偶然的机遇和数次必然的结果,在他的生命意识中凝结为一种深沉厚重的“师范情结”,无论是在改造知识分子的畸形年月,还是身处动荡的浩劫时代;也无论是面对商海潮涌、人心散淡的冲击,还是校园围墙外精彩世界的诱惑,他都义无反顾地将服务师范、回报师范作为自己人生的无悔选择和最大理想。
学高为师
服务师范回报师范绝不是一句空话,余恕诚先生始终将它落实在具体的教学和科研活动中。在安徽师范大学,他的教学岗位出勤率之高几乎无人能比。作为教师,他始终把追求成功的课堂教学作为尽职尽责的表现,在教学的各个环节上,都细心设计、精益求精。他能把一些深奥的命题讲得既让学生听得懂又不失深度,把错综复杂的问题阐释得清晰明了,把枯燥的话题说得饶有趣味。笔者聆听余恕诚先生授课时,每次总是济济一堂,除中文系学生外,还有音乐、美术等系科的许多学生。不少次,教室的过道上都站满了听课的学生。
一流的教学效果决不是靠表层的才气就可以实现的,它除了凭借教学艺术外,更主要的是内在的深厚的学识功底,要以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作为依托。余恕诚先生说:“讲授祖国的文化瑰宝,应有一流的学识,要达到一流的效果。”为取得一流的学识,余恕诚先生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余恕诚先生的唐诗研究,成果比较集中的有两个方面:一是与刘学锴先生合作的“李商隐研究”,一是“唐诗风貌及其文化底蕴”的系列研究。
与刘学锴先生合作进行的李商隐研究,出版和完成了以《李商隐诗歌集解》为代表的一批成果。近3、4年来,余恕诚先生还撰写了一些关于李商隐诗歌研究的论文。清人吴乔云:“唐人能自辟宇宙者,唯李、杜、昌黎、义山”(《西昆发微序》)。因此, 刘学锴、余恕诚先生在研究中,首先注意李商隐在诗史上的新开辟,把握李诗的主要风貌特征。《李商隐诗歌集解》逐篇汇集前人研究成果,最后以按语的形式申述他们的意见。按语内容以考证作诗年代、揭示背景、阐述内容意蕴为主,间亦谈艺评诗。对此,余恕诚先生说:“这是在循知人论世途径解读作品时,运用多种学科知识,追求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对问题作出更为周全合理的认识,使注疏笺释这类可以称为实学的学术研究能够通之于辩证法。”余恕诚先生通过对李商隐代表性诗作的分析,深刻揭示了李商隐独特的“以心象融铸物象”的抒情方式,受到学术界有关专家的一再赞赏和叹服。
余恕诚先生从80年代初期开始“唐诗风貌及其文化底蕴”的研究。唐诗作为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顶峰,它特具的风貌,自唐代殷潘《河岳英灵集序》提出“风骨声律”兼备说后,为历代唐诗研究者所关注,然而传统诗评家多长于直观印象描绘而乏于客观的理论分析。闻一多先生的《唐诗杂论》、林庚先生的《唐诗综论》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是把这一课题的研究提到了现代学术的高度,同时也把唐诗风貌的系统化研究留给了后人。余恕诚先生勇敢地担当起了这个重任。他把唐代皎然用在文学批评中的术语“风貌”(见《诗式》)一词,理解为作品内在思想情感与外在艺术特征的综合表现,进而认为可将“风貌”扩展用于对作家、流派、文体,乃至一个时代文学的认识与品评。余先生以其强烈的“精品意识”,在发表了10多篇很有分量和创见的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深化、提炼成《唐诗风貌》一书。在《唐诗风貌》中,余先生分别就唐诗总体风貌、唐诗各阶段风貌,以及主要群体和主要体裁风貌加以论述,从精神内质到外在表现把握风貌特征,并从根源上加以分析探讨,将时代文化精神的剖析与诗歌艺术解读融成一片。《唐诗风貌》以丰富的学术内涵,精警中肯、文采纷披的表述,赢得了众多专家的推许和广大读者的喜爱。余先生对唐代诗人的群体划分与性质论定,对诗歌与社会生活之间中介环节的揭示,都颇费心力,像“探寻中介”的研究原则以及“高层政治体验”的提法,都是独出机杼之论。有论者指出,余恕诚先生的《唐诗风貌》“作为涵盖一代诗歌风貌多方面表现的文化纵览和坚实而鲜活的一代诗歌风貌演变史,其独特的学术成就不仅体现为课题意义的重大、研究内容的开拓,而且以其对研究方法的自觉探索和成果运用,为有关学术领域的开拓与建设,树立了科学的学术范式”(袁桅子《建构诗歌风貌研究的学术范式—评余恕诚著<唐诗风貌>》,载《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4期)。
应该说,余恕诚先生在唐诗研究方面已经卓然大家了,他的论著在学术界产生的积极影响就是最有力的证据。然而,余先生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和探索,他说:“现在《唐诗风貌》出版了,我想接着再写一本《唐诗流变》,研讨唐诗各个时期以及一些诗人、流派之间彼此承递、嬗变的情况。”余先生始终注意把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融汇到生动的教学中去。他认为,唐诗虽是定格的“文学”,可它又是活着的生命,同一幅“春江花月夜”,今年之“月”境非同往年,不能以自己的惰性去掩盖生命的体验。
德高为范
不知是谁说过,做一个能上好课的老师不难,难的是做一个言传身教始终如一的老师,做一个学生终生难忘的良师。余恕诚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当之无愧的良师,他不仅才学精深,而且人品高尚。他在向学生传授知识的同时,非常注重对他们思想修养和人品的熏陶,善于从日常生活、学习过程和论文撰写等具体环节和动态上关心、爱护和引导青年学生健康成长。他的良师风范赢得了年轻教师和历届学生的尊敬和推崇。
大凡初次和余恕诚先生接触的人,都会觉得他太普通了,与一般人想像中的大家名流相去甚远。他见人打招呼总是先冲你微微点头,满脸都是笑容,和人说话时总是用那带有乡土味的语调娓娓而叙;在公众场合从不高谈阔论,每次中文系开会,他总是静静地坐在不显眼的角落里。
余恕诚先生曾对笔者坦言他的处世态度和人格姿态:一曰怕开会、怕饭局、怕坐班，二曰宁做荑稗不做空瘪的五谷。怕开会、怕饭局、怕坐班,是因为他想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花在教学和科研中,以至有人说他“依案见雄笔,随身惟唐诗”；宁做荑稗不做空瘪的五谷,是余先生把孟子的“五谷者,种之美者也;苟为不熟,不如荑稗”所蕴含的哲理辩证地运用到自己身上,宁可把自己看作稗子,也不刻意地去追求华美的外表和虚名。余恕诚自己明白,幼年对农村淳厚朴实的自然风光和人事习俗的体验,养成了他执着沉静的个性,促使他接近了唐诗;而唐诗又反过来颐养了他的心性,骨子里是个崇尚自由的人。凭藉“三怕”,他才得以抵拒世俗的纷扰和喧嚣。细细品味,余先生的两句坦言包含了丰富深沉的人生体悟和哲理,他的平易朴实和自然亲切的外表下掩蕴着更为深厚悠远沉静洞彻的气质,外表的平实和内蕴的深厚恰恰构成了他大智若愚的独特境界。
一位在读的研究生深为感慨地说:“余先生对学生的影响是集爱岗敬业与才学、作风为一体的全方位的熏陶和启示。”此言甚是。
当代大学生是具有独立思考和创新意识的群体,他们各自的成长道路、人生体验、价值观念和道德理想皆有所不同,甚至存在较大的反差。对他们如何进行教育,这是广大高校教师面临的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话题。对待这样的一个群体,余恕诚先生从不居高临下地说教,而是注重挖掘教材中的德育因素,让学生在接受知识的过程中受到思想教育和美感教育。他长期讲授唐诗,唐诗中浩瀚博大的爱国精神、感时伤怀的忧患意识、建功立业的政治抱负等传统人文精神被他挖掘、剖析得淋漓尽致,深深地打动着年轻学子的心灵。
70年代末80年代初,正是解放思想、国门洞开之际,青年学子们思想活跃,敢于怀疑和思考,对大量涌入的西方思潮极感兴趣。针对这个特点,余先生讲到诗人李白的世界观时,没有做简单的价值判断,而是用风趣的说法给学生提供一个独立思考的弹性空间,营造了双向交流的融洽气氛。他说:“有人说李白以儒家思想为主,有人说李白以道家思想为主,其实我认为,他的世界观跟一些敏感而热情的大学生倒相似,今天崇拜萨特,明天又去读尼采,再过几天又是罗素,学得快,换得也快。从这个意义上说,李白之所以能始终具备诗的激情,正因为他始终保持了年轻人的一些天性。”余先生此话一出,立即赢得了满堂的掌声。
80年代末90年代初,港台流行歌曲在大学校园里盛行一时,其中也有一些情调不健康,对学生的审美趣味和心理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余恕诚先生别出心裁,结合课堂教学在学生中开展了两个专题讨论:一是“唐宋诗词与流行歌曲”,二是“流行歌曲与商品经济”。通过讨论和思辨,使同学们的艺术鉴赏力、思想洞察力都得到了提高,增强了免疫力。
余恕诚先生在指导研究生的过程中,非常注意从他们撰写论文的理论视野、对西方文化的吸收运用中发现认识偏差和思想误区,并及时进行引导和疏通。比如,有位研究生写毕业论文时,生硬地套用西方文论中的精神分析学说,并臆造出一个“眷恋情结”的概念来阐释唐代怀古诗歌的内蕴渊源,余先生及时指出其理论偏误。还有一次,余先生在批阅一位研究生的读诗札记时,发现他对宋代周邦彦词中的某些格调较低的作品和艺术表现颇有渲染和赞赏,便找他促膝谈心,给予诚恳而严肃的批评,后来这位研究生纠正了自己的审美倾向,并在科研上取得了可喜成绩。
余恕诚先生对己责而严,待人宽且诚,处处以身作则,不与别人争名夺利,放弃了许多本来应该属于他的荣誉,比如两年一次的百分之三加工资名额,他力主让给年轻教师;他虽然腰椎有病,但仍坚持常年教学;他功成名就却从不自傲,外出开会费用极其节省……
在当今这个有着太多诱惑太多躁动的时代,余先生却能够坚守师者和人文学者的精神操守,不为外物所动,把追求对人类进步、社会发展和学术建设有益的东西,作为自己最大的享受,这正是我们需要学习和崇尚的。
（本文系《江淮文史》编辑部约稿，初稿两个部分由我的老师吴尚华先生执笔完成，后来我增写了第二部分，变成现在的共三个部分，原载于《江淮文史》2000年第4期头条。）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