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璟为官之道

 

摘要:宋璟是唐朝著名宰相、杰出的政治家，他为官刚直、清正廉洁、体恤百姓、依法办事，对唐初“开元盛世”形成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他的为官之道对今天  吏治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仍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关键词:唐代宋璟;为官之道;借鉴作用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 － 4658(2010)01 － 0031 － 03

        宋璟(663 ～ 737)，字广平，邢州南和人，唐朝著名宰相、杰出的政治家。一生历经武则天、中宗、睿宗、殇帝、玄宗五帝。官历上党尉、凤阁舍人、御史中丞、吏部侍郎、吏部尚书、刑部尚书、尚书右丞相等职。在他的官宦生涯中，虽历尽坎坷，但终不移报国之心，为振兴大唐励精图治，终于与姚崇同心协力，把一个充满内忧外患的唐朝，改变成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大唐帝国，史称“开元盛世”。史家曾有“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
宋，它人莫得比焉”之誉。
        以人为本
        宋璟为官期间，坚持以人为本的从政理念，处处为百姓着想，事事体恤百姓疾苦，实心实意为百姓办实事，真正做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表现出了高尚的为官品质，受到了百姓的爱戴和敬仰。
        神龙元年(705)，宋璟升任吏部侍郎兼谏议大夫、内供奉，后改任黄门侍郎。“时武三思恃宠执权，尝请托于璟”，但是宋璟多次警告他不要干涉朝政，因而得罪武三思，被贬到贝州当刺史。而当时的贝州是武三思的封邑，“时河北频遭水潦，百姓饥馁”，武三思不顾水患灾情和颗粒无收的现状，不管百姓的死活，遣人到贝州强征其在贝州封户租税，宋璟抵制武三思家奴和爪牙的横征暴敛，拒不交纳赋税，使贝州人民避免了一次人为的灾难，保护住了百姓的利益。武三思恼羞成怒，上书中宗诬陷宋璟，遂使他终中宗之世，一直出任外官，先后调任杭州、相州刺史。但宋璟每到一处，竭尽全力为百姓办好事，“在官清严，人吏莫有犯者”，深受民众的拥护。
        开元三年(715)，宋璟任广州都督。在广州都督期间，他看到当地百姓，“以竹茅茨屋，多火”，于是就教导百姓烧制砖瓦，改造店肆，使火灾大为减少，彻底改善了当地百姓几千年草棚茅舍的贫苦生活，广州百姓“人皆怀惠，立颂以纪其政。”开元六年(718) 正月，广州吏民请求为宰相宋璟立“遗爱碑”，颂扬他勤政爱民的功德。宋璟听说后坚决反对，便上奏唐玄宗说:“臣在州无它异迹，今以臣光宠，成彼谄谀，欲革此风，望自臣始。”玄宗下诏禁止，从此之后各州县皆不敢立碑颂德。这种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关爱百姓的风尚在封建社会是难能可贵的。
        土地是农民的根本，只有土地占有和使用合理，农业才能发展，农民才能安定生活，社会才能稳定和谐。自唐朝长安(701 ～ 704) 以来，武则天大兴佛教，不仅佛寺占有大量土地，而且朝廷还划拨悲田，即佛寺专门用于救济饥民的土地，政府专门派人管理这些田产。管理这些悲田的人员大都招来一些无户籍的人耕种，他们打着行善济贫的旗号，偷漏国家租赋，从中坐收渔利，还趁机兼并农民的土地，严重破坏了社会经济秩序。开元五年(717) 十一月，他上书玄宗说设置悲田的初衷是“国家矜孤恤贫，敬老养病”，而现在是“今遂聚无名之人著收礼之使，是恐逃逋为薮，隐没成奸，”请求废除悲田，把那些无户籍的人遣送回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好百姓的土地问题，稳定百姓的生活，减轻百姓的负担，巩固民心，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他为国分忧、体恤民众的思想是显而易见的。
        与此同时，宋璟从政期间，协助皇帝推行了一系列强国安民的经济政策，把日益发展的社会经济推向了一个更加繁荣昌盛的新阶段。一是蠲免租赋。宋璟关心民众疾苦，特别是当农民遇到灾荒之后就可以酌情减免一年、半年或来年的的租赋。二是鼓励男耕女桑。养民之道，必以耕为本，辅以之织，使耕织并举，粟帛兼顾。所以要求地方官员，既要不失农时，又要不妨农事，支持农业生产，增加政府和农民收入。三是兴修水利。因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只有这样，才能扩
大灌溉面积，促进农作物的增产丰收。四是限制佛教势力。不允许新建佛寺，强制僧尼还俗，增加农业生产劳动力。由于实行发展安民措施，使唐朝开元时期出现了兴旺的景象，“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安息诸国，悉平为郡县。置开远门，亘地万余里，入河湟之赋税满右藏。东纳河北诸道租庸，充满左藏。财宝山积，不可胜计。四方丰稔，百姓乐业。户计一千余万，米每斗三钱。丁壮之夫，不识兵器。路不拾遗，行者赍粮。”虽有溢美之词，但还是可信合理的。
        因此，宋璟心里始终装有社稷百姓，能够自觉体察民情，了解百姓的苦难，办实事以巩固民心，真正做到了爱民如子，既稳定了人心，又发展了经济，赢得了广大劳动人的尊敬和爱戴，当时被称为“有脚阳春”。意思是说只要是宋璟所到之处，就会带来和煦的阳光，就会春光明媚，温暖如春。
        秉公执法
        宋璟居官耿介，执法严明，不惮权贵。他认为治国安邦必须依法治国，作为官吏必须秉公执法，因此他处处维护法律的尊严，时时劝谏皇帝依法办事，他不仅是这么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从而避免了随意性，保证了法律的顺利实施，巩固了皇权，实现了统治的稳定。
        长安四年(704) 十二月，武则天的面首张易之请星相家李弘泰为他占卜吉凶，涉嫌谋反，被人告发。宋璟奏请武则天严加惩处，武则天打圆场道，这事他本人已经给我说了，就不必再追究了。宋璟说:“易之等事露自陈，情在难恕，且谋反大逆，无容首免。请勒就御史台勘当，以明国法。”武则天哪里肯把自己的五郎下狱呢? 不禁面露不悦之色，后来在宋璟的一再坚持下，才不得不把张易之送御史台查办，但很快就又颁敕特赦。在武则天的授意下，张易之向宋璟登门谢罪，宋璟坚决不见，对左右说:“公事当公言之，若私见，则法无私也。”意思是说我和他并没有私怨，只不过公事公办，要是私下作了结，国家的法典还有什么用处? 可见，宋璟秉公办案，执法如山，使百官感到震惊，也得到了百官的称颂和敬仰。
        开元七年(719)四月，王皇后的父亲王仁皎死后，哥哥王守一是当朝的附马都尉，他请求玄宗为其父建造一座高五丈一尺的坟墓，唐玄宗答应了。许多大臣虽有议论，都不肯上奏，独宋璟上疏玄宗，指出厚葬和薄葬是俭与奢的大事。“夫俭，德之恭;侈，恶之大。高坟乃昔贤所诫，厚葬实君子所非”。玄宗完全接受了宋璟的劝谏，按宋璟的尺寸，建造坟墓，还称赞宋璟说:“朕每欲正身率下，况于妻子，何敢私之! 然此乃人所难言，卿能固守典礼，以成朕美，垂法将来，诚所望也。”宋璟以国家礼法为上，严格遵守丧葬制度的做法，使唐玄宗十分赞赏并接受了批评意见，还特意赏给宋璟彩绢四百匹，以示褒奖。
        开元七年(719) 五月初一，天上出现了日食。唐玄宗认为是不祥之兆，为了消除天灾，就下令释放囚犯、撤乐减膳、赈济百姓等。宋璟不以为然，要皇帝不要迷信，要相信法律，维护法律的尊严。上奏说:“陛下勤恤人隐，此诚苍生之福。然臣闻日食修德，月食修刑;亲君子，远小人，绝女谒，除谗慝，所谓修德也。君子耻言浮于行，苟推至诚以行之，不必数下制书也。”就是要求玄宗明白信天命不如要重人心，祈祷不如务实，唐玄宗同意并十分赞许宋璟的观点。
        开元十年(722)八月，左领军兵曹权楚璧等人趁唐玄宗移驾东都之机，在长安阴谋发动叛乱，立其侄权梁山为光帝，但很快被镇压下去。唐玄宗命河南府尹王怡去长安处理这一案件。“怡禁系极众，久之不能决断。“九月，玄宗让宋璟兼任京兆留守并审理此案。宋璟经过深入调查，发现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宋璟凭着赤胆忠心和严肃执法的精神，查明真相，分清是非，以律而断，把极少数罪大恶极的真正叛乱的主犯处以死刑，让无辜受冤的人释放回家，迅速了解了此案。
既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又受到了”天下欣服”的赞誉。可见，宋璟守法持正，执法如山，“行赏无私，敢犯颜直谏。上甚敬惮之，虽不合意，亦曲从之。”在他的直言敢谏下，皇帝带头遵守法度，上行下效，使典章制度得以全面实施，对社会的稳定和“开元之治”的形成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清正廉洁
        官员的廉洁与否是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和兴旺昌盛的重大问题，宋璟对此极为关注。他以身作则，严于律己，自觉抵制腐败之风，同时又采取了一些措施铲除了腐败恶习，整饬了吏治，弘扬了正气，使开元年间吏治清明，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
        首先，劝谏皇上抑制奢靡。宋璟在长期的从政中认识到:奢侈之害，毒于天灾，明白“上梁不正下梁歪”、“上行下效”的道理，所以经常劝阻皇帝不要聚敛钱财，劝说皇帝要禁止奢侈享乐，廉洁自律，勤于政事，做一个艰苦朴素、为国为民的好皇帝。在宋璟的说服下，唐玄宗吸取了“隋氏纵欲而亡，太宗抑欲而昌”的教训，懂得了“文质之风，自上而始”的道理。于是玄宗皇帝厉行节约，抑制欲望，自觉抵制奢侈无度之风，率先垂范，对推动开元时期政治清明、经济
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其次，以身作则，抵制不正之风。唐代规定，每年年底地方各道都要派人定期向皇帝、宰相汇报工作。使者进京，往往多带珍贵宝货，四出送礼，巴结权贵，许多官吏收礼受贿，使者也多有因此得以晋升。而这些东西都是向百姓摊派和搜刮来的，这种扰民之风使百姓怨声载道。宋璟对此则异常不满，并面奏玄宗同意，“一切勒还，绝其侥幸之路”。这一诏敕，打击了地方官员搜刮百姓财物的的嚣张气焰，遏制了地方官吏的买官歪风，净化了官场环境。开元二十年(732)，朝中发生了一起触目惊心的安西都护府赵含章向官员行贿案。唐玄宗派人调查，结果朝中九品以上的官员都接受了赵含章的贿赂，唯独宋璟没有接受贿赂。
皇帝命令受贿的官员统统跪下受罚，同时唐玄宗十分感慨的对宋璟说，自古以来，以清白留子孙的只有爱卿一人呀。由于宋璟秉公守法，深受玄宗的信任，即使宋璟罢相之后，玄宗仍称之“国之元老”。
        最后，重视地方官员的廉政建设。宋璟以史为鉴来提醒唐玄宗，说唐太宗时就强调:“治人之本、莫如刺史最重要”、“县令甚是亲民要职”。还说都督、刺史“实治乱所系、尤须得人”，由于这样实现了“贞观之治”。因此宋璟说服玄宗下令:“都督、刺史、都护每欲赴任，皆引面辞讫，侧门取侯进止”。一方面皇上都要亲自审察，听取工作汇报;另一方面要求官员勤于政事，清正廉洁，关爱百姓，把反腐败和升官紧密联系在一起，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玄宗自初即位，励精政事，常自选太守县令，告诫以言，而良吏布州县，民获安乐。”
        宋璟为人正派，廉洁自律，要求皇帝“圣朝褒贤劝善，激浊扬清，贪婪者靡不弃捐，介洁者宜应念录”，而玄宗皇帝也注意约束自己的行为，从而影响并带动了各级官员收敛了自己的腐败行为。这样，吏治进一步清明，统治进一步巩固，社会进一步安定，形成了良好的社会风气。
        刚直不阿
        宋璟是一位刚直不阿、宁折不弯的宰相，为了唐朝社稷的稳定和发展，不惜自己的生命和头颅，表现出了他高尚的思想品德，从而使开元年间经济繁荣、天下太平、大唐中兴。难怪有人评价宋璟是:大唐真名相，千古第一人。
        武则天宠爱面首张易之和张昌宗，他们为所欲为，权倾朝野。长安三年(703)，张易之觉得御史大夫魏元忠总是与他作对，就诬陷魏元忠曾经说过犯上的话，还让张说作伪证。出堂作证前夕，张说惊恐不安，一方面不敢得罪张易之等人，另一方面又不愿昧着良心作伪证。这时，宋璟就激励他说:“名义至重，神道难欺，必不可党邪陷正，以求苟免。若犯颜流贬，芬芳多矣。或至不测，吾必叩阁救子，将与子同死。努力，万代敬仰，在此举也。”张说被宋璟的话所感动，“说感其言，以实对”，大出张易之所料，魏元忠因此免遭死罪，也打击了张易之的嚣张气焰。这件事情被武则天知道后，提拔宋璟担任御史中丞，专门负责督察百官。从此，张易之对宋璟恨之入骨，曾三次想陷害置他于死地，多亏有人暗中相助才幸免于难。不过，多行不义必自毙，神龙元年(705)正月，宰相张柬之等人发动政变，处死了张氏兄弟，武则天下台而还政于中宗。至此，宋璟才最终逃脱了张氏兄弟的暗害，而宋璟为官正直的好名声由此传播而来。
        中宗复位后昏庸懦弱，任由梁王武三思把持朝政，扰乱朝纲，大臣们敢怒而不敢言，唯独宋璟和他针锋相对。神龙二年(706) 京兆人韦月将上书中宗，告发武三思“潜通宫掖，必为逆乱”，武三思闻知后，暗使手下诬陷韦月将大逆不道。中宗听信谗言，特令处斩韦月将。宋璟以为案情不实，请求查实验证。中宗大怒，他说:“朕谓之诛矣，尚何请?”宋璟说:“人言后私三思，陛下不问即斩之，臣恐有窃议者，请按而后刑。”中宗愈加发怒，宋璟面无惧色，说:“请先诛臣，不然，终不奉诏。”中宗见宋璟刚直，无奈，才免韦月将极刑，发配岭南，从而保护住了韦月将的生命。
        睿宗是个无能的皇帝，他的妹妹太平公主权势日重，广交朋党，积极扩大势力，直接威胁太子李隆基。景云二年(711)，她邀集宰相于光范门内，要求更换太子李隆基，在场的人都惊慌失色，缄口不语。宋璟镇定自若，抗言说:“东宫有大功于天下，真宗庙社稷之主，安得有异议!”从而确保了太子的地位。
        玄宗统治时期，宋璟的刚正之风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他个性耿直，犯颜强谏，匡正玄宗的失误，很受玄宗的器重。开元十三年(725) 十二月，唐玄宗很喜欢的一个宦官叫王毛仲，他的女儿要出嫁，朝廷上下，巴结他的人很多。唐玄宗问他还缺什么。王毛仲说有一位客人请不来。唐玄宗说:“知汝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王毛仲说:“然。”到婚礼那天，宋璟过中午才到，一杯酒尚未饮完，便声称肚疼就起身告辞回家了。众人见宋璟如此敢作敢为，称之刚直不阿为“老而弥笃。”
        在“家天下”的封建时代，宋璟刚直不阿，一身正气，敢于冒犯皇上，勇于同邪恶势力进行斗争，是一个安国定邦的难得人才。

       由此可见，宋璟是封建社会中难得的好官，一位敢于犯颜直谏的贤相。正是因为他励精图治，积极进取，大公无私，对开创“开元盛世”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但好景不长，由于唐玄宗在政治上不思进取，在生活上奢靡浮华，使唐王朝迅速走向衰落。相传，安史之乱发生后，唐玄宗狼狈逃到咸阳，一位长者向玄宗说:“臣犹记宋璟为相，数进直言，天下赖以平安。自倾以来，在廷之臣以言为讳，维阿谀取容，是以阙门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这是对玄宗的批评，也是对宋璟的赞扬和怀念。因此，宋璟一生功劳是不可抹灭的，而且他的为官之道对今天治国安邦也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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