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产经新闻》最近报道，为防止自杀现象蔓延，日本政府的“紧急战略小组”制定了“百日防自杀行动计划”，准备在今后100天里集中力量进行相关的调查和预防工作。文章披露：截至2008年，日本的自杀人数已连续11年超过3万人。由于就业形势恶化，政府担心年末自杀的人数可能增加，因此决定采取紧急对策。
读到上述报道的当天中午，我在饭桌上听京城某著名高校的一位教师提到，该校差不多每年都有一个学生自杀。两年前，该校一位因宣讲传统文化而走红荧屏的著名学者的女研究生也跳楼自杀，曾引来一片非议。而据那位教师讲，其实京城另一所名校自杀的学生更多，只不过“捂”得比较严实罢了。
现在我们所了解到的情况是，大多数自杀者均有精神障碍，几乎都是由于脑部疾病或心理病理因素造成的。比如抑郁症、焦虑症、精神分裂症、厌食症、边缘性人格障碍、双极性（躁狂—抑郁）失调或者其他心情不适。其中，抑郁症和躁狂抑郁症患者自杀的可能性，比任何其他精神病人或医学上的高危群体都大得多，生活中遇到的难题只是加速了这一事件的发生而已。有研究者指出，抑郁症状、心智敏锐和紧张、忧虑不安行为的结合尤为致命。
不止于此。导致自杀的几种危险因素通常是文化因素、个性因素和个体境况因素。一般而言，各种危险因素在一种特定的自杀行为中存在交叉重叠和相互影响的情况。
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1858-1917）较早从社会学角度揭示，社会因素对自杀这种高度个体化的行为构成了一种根本性的影响。他考察了法国官方的自杀记录，发现某些类型的人比其他人更有可能自杀，例如：男性中自杀的人比女性多；新教徒比天主教徒多；富人比穷人多；单身者比已婚者多。在每种情况下，都是更具个体主义色彩的社区有更高的自杀率。他还注意到，战争期间自杀率较低，而当经济处于变革或不稳定期时，自杀率较高。基于上述发现，涂尔干得出结论：外在于个体的社会力量影响着自杀率。他认为，个体如果与社会群体充分整合，其欲望和抱负受到社会规范的调控，就不大可能会自杀（比如婚姻可以把个人整合进一种稳定的社会关系中，从而避免自杀）。
致力于自杀的预防和干预工作的两位美国学者诺曼·法贝罗和埃德温·施奈德曼提出，自杀意图一般会以下述4种主要方式表达：直接的言语（比如“如果你离开我，我就自杀”）、间接的言语（比如“没有爱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生活”）、直接的行为（比如囤积安眠药片）和间接的行为。而最后一种方式是有“迹”可寻的：1、放弃珍视的所有物，立遗嘱，或者专注于其他“最后的”安排；2、突然和极端地改变饮食习惯或者睡眠方式；3、伴随着抑郁情绪，回避朋友和家人，或者改变其他重要的行为；4、学业表现或工作表现发生变化；5、性格改变，比如紧张不安、容易上火，或者不顾健康、不修边幅；6、滥用药物或酗酒。
今天我们对于自杀，恐怕不能只看做病理、心理问题，更要从生命意识缺失的角度，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症结所在。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