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公元前1500至前600年佛教出現以前的吠陀時期， 印度就有一種為藏納聖賢遺骨而建造的陵墓或墳冢，佛教創立之後，以這種特別的建築物安置供奉佛陀舍利，佛經記載，釋迦牟尼涅槃火化後，信徒修建了最初的十座窣堵波，八座藏舍利，一座安置裝納舍利的罈子，一座存放火葬堆的灰燼。印度早期的陵墓或墳冢常被視為污穢和禁忌的場所，大多都要建在偏遠或隱蔽之地，但在佛教教義中，釋迦入滅絕非釋迦之“死”，而是脫離了輪迴轉生達到寂滅為樂的境界，這意味着佛教理想的最終實現，供奉釋迦舍利的窣堵波，也就絕不等同於佛陀之墓，而是佛教終極境界的象徵，是一種清凈吉祥的“神聖之物”，所以窣堵波往往建造於村落或城市的十字路口或寺院正中，供過往信徒和僧俗禮敬朝拜。
大約在佛涅槃後二百餘年，傳說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打開多座最初的窣堵波，以神力分佛舍利並為之另建了八萬四千座窣堵波，以供天下人禮拜供養，印度現存最著名的桑奇大塔，就是初建於阿育王在位時期。
印度桑奇一号大塔，主体直径32米，高12.8米
印度現存最古老的窣堵波遺迹有多座，其最明顯的特徵是呈半球形或卵形的高大覆缽丘，在梵文文獻中，猶如胎或卵形象的覆缽丘，具有藏匿、包孕和生命力以及豐饒多產之源的意義，覆缽丘也就成為窣堵波的主體。《大唐西域記》記載佛曾教示如何建造窣堵波：“如來以僧伽胝方疊布下，次郁多羅僧，次僧卻崎。又覆缽豎錫杖，如是次第為窣堵波。”由此可知，方疊僧衣象徵台基、飯缽象徵覆缽丘，錫杖象徵剎桿相輪，三者合一就是窣堵波的最初原型。《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記云：“佛言：‘應可用磚，兩重作基，次安塔身，上安覆缽，隨意高下。上置平頭……中豎輪竿，次着相輪。其相輪重數，或一二三四，乃至十三。次安寶瓶。’”桑奇大塔這類印度早期窣堵波的形制，與這些文獻中記載基本一致，下部有高大的基台，其上為實心覆缽丘，覆缽丘小於基台，所以基台與覆缽丘之間的空間就成為一圈廊道，供僧俗用來右繞禮拜。覆缽丘頂立一組圍成方形的石欄，這個部分成為“平頭”，中間立一根桿剎，桿上疊置三層小圓傘蓋，即三層“相輪”。
印度桑奇一号大塔各部分结构示意图
早期的佛教教義認為佛陀無上偉大，佛身不可形象，《增一阿含經》云：“如來身者，不可造作…不可摸測…不可言長言短。”所以一開始佛教並沒有佛像，經過阿育王大力弘法，窣堵波就成為佛與佛法的象徵物，成為信徒和教眾最重要的禮拜對象。
到了公元一世紀左右，受到希臘文化影響，佛像率先出現在西北印度的貴霜王朝境內，在當地的窣堵波上，也開始流行雕刻各種佛傳、本生等故事，原來作為主體的巨大覆缽，開始逐漸變小，其上的平台和相輪部分則相對變大，最下的台基部分則開始出現方形、多層的形制，並出現了下部逐漸升高且在其表面設龕刻像的做法。
拉合尔博物馆藏锡克里佛塔，塔身部分刻佛传、本生故事雕刻
穆赫拉穆拉杜寺窣堵波、白沙瓦博物馆藏公元2-3世纪石小窣堵波
隨着佛教的不斷發展，窣堵波成為內涵更廣的紀念性建築，在進入中國之前，其形制和樣式已經產生了各種新的發展和變化，文獻記載建於公元二世紀中葉的乾陀羅城（今巴基斯坦白沙瓦）窣堵波：“名雀離浮圖。塔基方形，周三百餘步，層基五級，高一百五十尺，其上建十三級木構塔身，上又有金盤十二重，合去地七百尺。”這是典型的犍陀羅風格建築，而早已不同於印度南方早期窣堵波的形式了。
西域之于阗热尔克古塔、尼雅古塔、苏巴什古塔
中國本沒有塔這個字，其初見於東晉葛洪《字苑》，而漢地的佛塔實物，東漢就已經出現，現知最早的中國佛塔形象資料，為四川什邡出土的東漢畫像磚上的三層佛塔。此塔基座之上立有三層塔身，各層皆表現為三間四柱的木構外觀，各層塔檐及塔頂都作斜坡頂，還略微帶有中國建築凹曲屋面的特徵，頂上立有剎竿並安置三重相輪與寶珠塔剎。
四川什邡出土东汉画像砖，残长21、高15、厚7.5厘米
2008年湖北襄陽一東漢墓出土了一件黃釉陶樓，其主體為兩層木構樓閣，本是常見的漢式陶樓，與眾不同的是，這座陶樓頂部設有相輪塔剎，而相輪塔剎是印度佛塔最重要的特徵之一。
通高104、进深31、宽33厘米，由门楼、院墙和两层楼阁组成
四川畫像石上的佛塔塔身主體為三間四柱的木構，湖北黃釉陶樓主體為木構樓閣，都是中國自身風格的建築。《三國志·劉繇傳》記：“（笮融）乃大起浮圖祠，以銅為人，黃金塗身，衣以錦采。垂銅盤九重，下為重樓，閣道可容三千餘人。”這是華夏佛塔的最早文獻紀錄，其中記載的浮圖祠形制，也是典型的漢地建築。無論是考古發現還是文獻紀錄，這些漢地最早佛塔的形制和印度及西域佛塔的形制已大為不同，這體現出佛教初傳中土之時，尚無法突破中國傳統文化和宗教的禁錮，只能依附於黃老之術的情形，當時佛塔這種典型佛教建築，必定要以漢式傳統建築為主體才能為時人所接受，同時又必須具備竿剎相輪這類外來建築構建作為特徵標誌，才能以新奇的形象引起社會各階層注意，從而達到傳法傳教的目的。
中國現存最早的佛塔是十餘座僅高數十厘米的小石塔，這些塔出土於甘肅和吐魯番地區，刻造於公元五世紀上半葉的北涼時代，其形制大體相同，圓柱形，沒有木構樓閣式塔身而具備覆缽丘和粗厚相疊的高大的相輪，這明顯保留了較多印度、犍陀羅佛塔的造型特徵，然而北涼石塔上大多刻有漢地道教的八卦與星象符號，可見當時佛教仍然附會於方士神仙迷信的特點。
左北凉高善穆石塔，右北凉高善穆石塔
因為塔是佛陀和佛法的象徵，禮拜佛塔也就是禮拜佛陀和佛法，僧俗為禮拜的需要而建造各種大型佛塔的同時，還出資雕刻諸多小石塔，或施予佛堂或置於精舍，一則僧徒能以此觀經想佛，一則可以讓更多的信眾更為容易地禮拜。此外，不論大小，也不論以何種材質造塔建塔，其本身也是一種無上功德，《摩訶僧祇律》云： “真金百千擔，持用行布施，不如一團泥，敬心造佛塔；人等百千金，持用行布施，不如一善心，恭敬禮佛塔。”《法苑珠林·敬塔篇·感應緣》記西晉時會稽貿縣（今寧波）出土小塔：“高一尺四寸，方七寸，五層露盤，似西域于闐所造。”文獻中這種小塔和北涼石塔一樣，都是為敬塔及求功德而施造的。
雕造於北魏天安元年（466）的平城曹天度塔同北涼石塔一樣，不具備內部空間，也是用於禮拜和求功德而造的石塔，不過其形製為一座九層樓閣形方塔，單從外觀上看，是座典型的漢式仿樓閣重樓佛塔。
曹天度塔身高约2米，塔刹残高约0.5米，原藏朔州崇福寺
曹天度现存台北历史博物馆，塔刹存山西朔州博物馆
漢代盛行巫祝神仙思想，好仙者認為“仙人好樓居”，所以當時無論都城還是各地，都為求仙而建造了諸多高大的重樓式建築，漢晉間人視佛為西方列仙，作為佛及佛法象徵的佛塔，也就出現方形多層重樓的形制。
河北阜城东汉墓出土重楼陶楼，通高216厘米，边长82.8厘米
曹天度石塔整体呈方形，各层逐次缩小，每层塔檐均作坡顶，翼角微翘，并完全仿木结构刻出檐椽与瓦垅等构件，曹天度塔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楼阁式佛塔实例。
曹天度石塔
隨着佛教的迅速而深入地傳播，佛教建築的興建也隨之越來越興盛，東晉十六國時期，佛塔除了信徒集資建造之外，國家統治階層和地方豪族也開始不惜重資興建，以示虔誠並祈求功德，佛塔的層數和體量開始有更大的發展，據史料記載，名僧道安於東晉寧康元年（373）在襄陽創建檀溪寺造五層高塔，之後南朝劉宋在建康興建了七層莊嚴寺塔，而北魏於天安二年（467），在平城建造了七層永寧寺塔，文獻記載此塔“高三百餘尺，基架博敞，為天下第一。”宋明帝於泰始七年（471）建湘宮寺，本擬建十層佛塔，不成，改為建二座五重塔，說明七層高塔已近當時技術極限，大概五十年以後，建築技術才有所突破，熙平元年（516），北魏以皇室之力在洛陽終於建立起了九層永寧寺塔，南朝梁武帝在大通元年（527）建造的建康同泰寺塔，也高達九層，至此，建造高塔不但成為皇族貴戚、豪富大家之間爭奇斗奢的一種方式，更是國與國爭勝的表現，佛塔的高度和規模也就隨之達到了驚人的地步。
北魏洛阳永宁寺塔遗址鸟瞰
《洛陽伽藍記》記永寧寺塔：“九層浮圖一所，架木為之，舉高九十丈。上有金剎，復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師百里，已遙見之。”通過考古發掘得知，此塔塔高以《水經注·谷水》所記高四十九丈較為合理，這已遠遠超過了三百餘尺高的七層平城永寧寺舊塔了。
杨鸿勋先生手绘北魏洛阳永宁寺塔复原图
洛陽永寧寺塔原地下部分的基座東西101米，南北98米，厚2.5米，基座上有124個方形柱基礎石，由外至內構成五圈柱網，然而塔中心部分為巨大的實心土坯砌體，這起到抗擊搖擺及扭曲以穩定塔身構架的作用，由此可知，永寧寺塔為方格柱網與中心土台相結合的結構方式，也就是說，洛陽永寧寺塔是一座土木混合式建築，並不是一座純粹的木構佛塔。
中大同元年（546）建康同泰寺九層佛塔焚毀，梁武帝又建十二層新塔。雖逢侯景之亂而止，卻已然說明南朝這時已經具備建造高過十層佛塔的技術能力。當時描寫佛塔的詩文中可見“重檐”、“累棟”、“懸樑”、“浮柱”、“飛楹”等語句，可見這些佛塔都是多層木結構，“懸樑”、“浮柱”更表明其構架是一層層相疊而成。日本飛鳥時期的建築遺構，是公認的學摹南朝之作，根據世界最古老的木構佛塔法隆寺五重塔推測，梁武帝時期建造的高大佛塔，都應都是純木構方式，與北朝佛塔多為土木結合方式決然不同。
日本飞鸟时代建筑法隆寺五重塔
南朝木塔的高度未必超越洛陽永寧寺塔，然而在建築技術以及結構外觀上，這些佛塔明顯要比北朝更勝一籌。但不管是南朝同泰寺九層塔、十二層塔，還是北魏永寧寺這樣巨大的塔，如果沒有沒有登峰造極的建築技術，沒有巨大人力和財力作支持，都是不可能出現的。
《南史》記有梁武帝曾發掘長干寺塔下“龍窟”及舍利事，古人建塔時先在塔心位置的地下挖一小室，名“龍窟'，用來藏納舍利及相關寶物。龍窟上立石磉，石磉又稱“剎下石”，相當於整座塔的奠基石，然後再在石磉上立木剎塔心柱。考古發現，印度古塔中舍利函都存放在高大覆缽丘的中心軸上下，其中心軸上或立好木柱，或者設置管狀孔洞，而漢地佛塔，舍利函已轉為深埋在塔心柱之下了，後世建塔設龍窟莫不安此形制，並稱龍窟為佛塔地宮。
印度古窣堵波断面结构示意图
法隆寺五重塔地宫及塔刹各部示意图
古時建造大塔須先立中心剎柱，後再層層架設梁架，中心剎柱是最重要的木料，往往是直而長的貫通上下的巨材。由於巨材難得，又限於禮制約束，唯有社會上層能用，所以建造大型佛搭所用的巨大剎柱，只有靠皇帝特賜，梁簡文帝為王時建天中天寺，梁武帝特賜柏木剎柱，南朝木塔實例無一存留至今，然而日本法隆寺五重塔之中心剎柱即為此類巨材。
法隆寺五重塔塔心柱上部
法隆寺五重塔塔心柱下部
隨着建築技術的進步以及佛塔用材的改變，後世建造佛塔已不再使用木材剎柱，國內現存的古塔中，唯有建於唐代宗時期（766—779年）的河北正定凌霄塔，還保留有這種遺制。
河北正定凌霄塔塔心柱
南北朝時期的佛塔除土木結構和純木構之外，尚有磚石佛塔，並且出現了密檐結構，當時的史料中可見有十一、十五十七層佛塔的記載，但這些都是密檐塔，所謂密檐，指的是塔的外檐層數較多，塔身以上塔檐之間的距離極短，緊密相連，遠望層層重疊，很難輕易分辨層數，著名的河南登封嵩岳寺塔，就是早期的磚砌密檐式佛塔。
河南登封嵩岳寺
嵩岳寺平面及立面结构示意图
嵩岳寺塔建於北魏正光四年（523），是中原真正意義上最古老的塔， 此塔高近40米，塔身平面為正十二邊形，中空呈筒狀。木料易朽易燃，以磚石為材的佛塔，相對更為堅固，不過因為沒有柱樑等結構，為求穩固，高大的磚塔只能採用加厚塔壁的方法，嵩岳寺塔塔身為上下貫通的空筒，不過空筒空間狹小，而塔壁的牆體厚達2.5米。
嵩岳寺塔底层砖砌墙体
第一层塔身之上用叠涩砌法挑出十五层塔檐
嵩岳寺塔共十五層，第一層特別高大，以上十四層為密檐，逐層向內退縮並減低高度，不過各層挑出的磚疊澀出檐高度相同，由此塔身從下至上，磚檐的外端形成了一條優美的卷殺拋物線，所以尤為挺拔秀美，私以為塔的正十二邊形其實是圓形的摹化，而其層層密檐是北涼石塔層層相輪的演化，可見此塔尚存印度古塔的遺風。
北凉石塔及嵩岳寺塔卷杀结构示意图
嵩岳寺塔
佛塔在外觀上通常分為基座、塔身、塔頂三部分組成，南北朝時期的漢式佛塔與印度古制已有了極大變化，主要原因是兩地的政治社會、歷史文化不同，反映到具體的細節，則是佛塔的各個部分的比例、樣式及組合形式的改變，漢地的佛塔大部分還保留了印度古塔中覆缽、露盤、寶珠等部件造型，以作佛塔的特定標誌，但這些部件造型，在整座佛塔中所佔比例已大為縮小，又幾乎聚集在塔頂，以相輪為例，《佛學大辭典》釋云：“（術語）又曰輪相。塔上之九輪也。相者表相，表相高出，故謂之相。又相者視也，人仰視之，故云相。”佛塔的塔剎上裝置金屬質地的相輪若干重，在陽光下金光閃爍，所以古人形容其“灼灼金莖”，古塔的相輪多為銅製，也稱為承露盤，其層數不等，有五層、七層、九層之例，《洛陽伽藍記》記載北魏洛陽永寧寺塔剎上有金盤十一重，登封嵩岳寺塔現存相輪為七重，是宋初修繕時補造之物，而後世一些佛塔已將相輪全然省略，不過大多數都還保留石制和金屬剎桿，而這種石質或金屬剎桿的安置，又是造塔過程最為重要的一個關節。
金属塔刹结构示意图，详细名目参看法隆寺塔地宫塔刹图
立於塔頂的塔剎相比於塔身，體積要小得多，但卻是建造佛塔過程中的最大起重件，中古時期，即使中型佛塔的剎桿，都要達到一二千斤，而且往往要達到十幾二十米以上，在高層佛塔安置這樣重量和長度的剎桿，除了要有高超的測量技術防止安裝傾斜之外，更重要的是必須有相應的高空起吊工具和施工技術，也就是說要大型的起吊器械和腳手架一類的配套設施。關於塔剎的安置，《洛陽伽藍記》有一則記載：“王修浮圖，木工既訖，猶有鐵柱，無有能上者。王於四角起大高樓，多置金銀及諸寶物，王與夫人及諸王子悉在樓上燒香散花，至心請神，然後轆轤絞索，一舉便到。故胡人皆雲四天王助之，若其不爾，實非人力所能舉。”實非人力所能舉，說明鐵質剎桿安置極為困難，而這段記載里最重要的”四角起大高樓“和“轆轤絞索”，即安置塔剎須在塔的四周建立四組獨立的腳手井架，此外還須用滑輪一類的起吊提升工具，如若在一座高80、90米的佛塔上安置長重塔剎，那麼四周的腳手井架至少也要高達90米，這些腳手架本身的抗風防傾倒就是一項建築技術難題，何況要在這基礎上負載和起吊安置。
嵩岳寺塔塔刹部分
嵩岳寺塔開券門四道通塔心室，室內原應有置像，今不存。底層十二面，每面砌出角柱和塔形佛龕並以磚砌出壁柱、壺門、山花蕉葉、火焰型券等裝飾，從外觀上看，這一部分是整座佛塔最重要的部分。
嵩岳寺塔塔身外装饰部分
《牟子理惑論》記東漢洛陽白馬寺佛塔：“於其壁畫千乘萬騎，繞塔三匝。”這應指的是佛塔基座和塔身外壁均繪有壁畫，嵩岳寺塔底層塔心設像，外立面裝飾繁複豪華，都是為了供信徒繞塔瞻拜以觀佛想佛。密檐式塔是中古時期最常見的古塔形制，這類塔的特徵除了層疊疊澀的密檐之外，還表現在下部第一層塔身比例尤大，並把佛龕、佛像以及門窗、柱子、斗拱等雕塑裝飾都集中表現在塔身或第一層上，塔身內部往往都作實心處理，無法登臨。北魏以後密檐式佛塔日益發展，裝飾由簡到繁，日趨富麗豪華，而這些基本特徵都未改變，大多數遼代時期佛塔可作代表。
朝阳辽塔
黄华堂辽塔
北朝除嵩岳寺塔外，并无其他佛塔实例遗存，通过文献和同时代的石窟壁画和浮雕等形象资料可以得知， 密檐式佛塔之外，楼阁式佛塔最为常见，以后千余年，密檐塔和楼阁式塔成为中国佛塔最流行的两种形制，相比密檐塔，楼阁式塔的层数大都不超过七层，其塔身为从下向上斜直收分，各层出檐的外缘连线呈一直线，此外楼阁式塔的塔身表面通常隐出柱、枋、斗拱等木构件形象，现存最著名的楼阁式佛塔为长安慈恩寺大雁塔。
大雁塔民国旧影
隋代有確切紀年的實體塔只有山東歷城神通寺四門塔，此塔通體石構。方形平面，通高15.4米，塔身6.6米，面寬7.4米，檐部挑出疊澀五層，塔頂以二十三層石板層層疊澀成四角攢間錐形塔頂，石質露盤、山花、蕉葉、頂輪寶珠構成剎部。塔四面正中開券門，內有中心方柱，佛像靠柱身四面設置，整座佛塔方直穩正，以質樸取勝。
济南神通寺四门塔民国旧影
四门塔重修后今景
唐代留存至今的佛塔有不少，但無一是木結構，從間接資料可知，當時建造的佛塔主要都是木結構，只是不利於久存，今人無幸見到而已，磚石建仿木結構樓閣式唐塔，重要實例為高宗總章二年（669）的長安興教寺玄奘塔，而密檐式磚塔，嵩岳寺以後將近二百年都無實例遺存，景龍年間（707—709）的長安薦福寺塔，也就是著名的小雁塔，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唐代密檐塔。
玄奘塔及小雁塔民国旧影
東晉南北朝時期的多重高塔並不供人登臨，當時的文獻中也不見登塔的詩文記載，《魏書·崔光傳》記洛陽永寧寺塔建成後，靈太后於神龜二年（516）躬登九層佛塔，崔光上諫引《內經》云：“寶塔高華，堪（龕）室千萬，惟盛言香花禮拜，豈有登上之義……莫可而擬，恭敬跪拜，悉在下級。”可見在當時還沒有登塔的習俗，因為有大不敬之嫌，崇佛禮佛只在下層塔內禮拜，胡太后登塔或為創舉，之後庾信有《和從駕登雲居寺塔詩》曰：“重巒千仞塔，危登九層台。”可見到了北朝晚期，達官顯宦、文人學士已登塔以眺覽觀景了，這時候佛塔的才開始可供登臨，以至於成為以後高塔的一項重要功能，而其形制和結構，也因此有了新的發展。
塔若要可登临的作用，那么对塔的结构、阶梯、走道，甚至是门窗开口方式和大小等都要有所要求，塔的平面形式和结构方式也就要随之变化改进，如须将塔内的楼层、楼梯尽量建造得宽阔以便伫立和攀登，门窗开门须尽量宽敞，六角形、八角形的形制开始普遍，因为相对方形佛塔，多边形可以增加更多的方位视野，甚至在塔身之外设置平坐形成可以环绕的回廊，登塔者可以借此可以走出塔身远眺，以砖塔为例，建塔者往往通过砖叠涩出挑出塔身平台，再加以木构勾栏以成为塔身外廊。
砖塔叠涩出挑平台结构示意图
由于砖石材料受压强度高，相比木构更不惧水火雷电，砖石佛塔只要底层塔体厚实，有局部损坏也无伤大局。
陕西二龙塔
不過磚石佛塔在砌體的抗拉、抗剪能力上，卻有致命弱點，地震對佛塔一類高大磚石結構體造成最大的破壞處，往往是磚塔門窗開口集中的部位，因為這個部分是砌體強度薄弱的地方，彭縣龍興寺塔為唐代曾經重建，據《彭縣誌》記載，乾隆年間地震導致“塔頂四裂，勢將傾圯，卒不墜。”嘉慶、光緒、民國年間各倒塌四分之一，之後只剩西北角矗立，而其斷裂處，正是各層門窗所在的中軸位置。
四川彭州龙兴寺地震断裂结构示意图
為解決這個弊端，佛塔往往建造成六邊形或八邊形，在增加了抗風面的同時增加了底面積，此外為避免使薄弱環節集中在磚塔砌體每一面的中軸線上，佛塔各層門窗開口往往進行逐層錯開處理，所以在宋以後，八角形平面取代方形平面成為佛塔形制的主流，如蘇州雲岩寺虎丘塔、杭州六和塔等著名佛塔。
在抗震方面，毫無疑問是成熟的木構建築為好，偉大的應縣釋迦塔高達67米，這座世界上最高的木構建築歷經千年而完好，是世界建築史上的奇蹟，來日有專篇詳說應縣釋迦木塔，所以這裡暫且割愛，限於篇幅，其他唐宋元明清諸多古塔名塔也不再詳論。
山西应县佛宫寺辽代释迦木塔
塔在印度最初用於藏納舍利，作為佛與佛法的象徵物。傳入中國後繼續保留固有的內涵之外，還派生了護法鎮邪、登高瞭望、導航引渡等作用，因為用材和形制千變萬化，其本身又成為了名勝風景，是中國古代僅次於宮殿的重要建築物， 這一幢幢深奧、奧妙複雜的建築，都是這是那些從未經過現代科學開化的無名工匠創造的，在彰顯我們古人非凡才智的同時，已遠遠超過了宗教本身。成為人類最珍貴的財寶，值得我們一次次地欣賞，更值得用一切形式讚歎和愛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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