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而以雷霆之势出击，时而运用拖字诀，当自己的主张与别人产生分歧时，能够避免与他们发生正面冲突，更懂得灵活变通。这样，既能办好自己的事，又能处理好与别人的关系，可谓两全其美。
文学家萧伯纳说：“明智的人使自己适应世界，而不明智的人坚持要世界适应自己。”从某种意义上讲，变通，就是寻求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大部分人都在抱怨这个世界不好，这个很糟糕，那个很混乱，要是我来做肯定不会这样。却不知在他们抱怨的时候，明智的人已经利用这个世界的规则走在他们的前面，这时候不明智的人就会认为，他只不过比自己运气好点罢了。要是我有这个运气，会比他更厉害。
不明智的人总是在找借口，找理由，最终一事无成。而明智的人都在用脑子认认真真做自己的事。
晚清大臣曾国藩就是以为善于变通又不失自己原则的人。他一方面靠自己的忠心，消除了朝廷的顾忌，使其敢于向自己放权。另一方面，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权势，即使朝廷对他有所顾忌，也不敢轻举妄动。但是清朝毕竟是满族贵族的天下，为了防止曾国藩离心离德，朝廷在重用曾国藩、胡林翼等汉人的同时，也安插了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贵族钳制他们。对此曾国藩心知肚明。为了消除朝延的疑忌，太平天国刚刚被镇压下去，他就下令将湘军大部分裁撤。
同治三年(1864年)，正当曾国藩分期分批裁撤湘军之际，僧格林沁及其马队被太平军在湖北牵着鼻子走，接连损兵折将。清廷万般无奈，命令曾国藩率军增援湖北。朝廷的这次调遭、对湘军非常不利，所以曾国藩的态度也十分消极。其一,攻陷天京(南京)以后，清廷咄咄逼人人，大有卸磨杀驴之势，曾国藩不得不避其锋芒，自剪羽翼，以释清廷之忌，为此曾国藩也满腹愁怨。其二，僧格林沁骄横刚愎、不谙韬略，向来轻视湘军。此时曾国藩正处在十分无耐地两难之中，他只好采取拖延之法。
曾国藩十分清楚，僧格林沁大军对起义军穷追不舍，失败是注定的，只是早晚的事。因此，曾国藩按兵不动，静坐江宁，观其成败。果然，高楼寨(东高庄集)一战，僧格林沁全军覆没，这位皇亲国戚竟然被一个无名小辈杀死。起义军声势更加浩大，咄咄逼人。朝廷不得不再次请出曾国藩，命他督办直隶、河南山东三省军务，三省八旗、绿营、地方文武官员均归其节制。两江总督由江苏巡抚李鸿章署理，为曾国藩指挥的湘军、淮军筹办粮饷。这本是曾国藩预料中的事，当接到再次让他披挂出征，以解清廷于倒悬的命令时，他却十分惆怅。在这瞬息万变的官场中，他很难预料此行的吉凶捐福。因此，他还是采用拖延之法。
当曾国藩接到“赴山东剿捻”的指令时，他明白清廷的着眼点是在于解燃之急，确保京律安全。这是清廷的一厢情愿，此时曾国藩所面临的出征困难却很大。湘军经过裁剪后，曾国藩北上围剿起义军就不得不仰仗淮军。曾国藩心里也清楚，淮军出自李鸿章门下，要像湘军一样，做到指挥上随心所欲是很难的。另外在匆忙之间难以将大队人马集结起来，而且军饷供应也不能迅速筹集。
曾国藩做事向来能未雨绸缪，对于清廷只顾解燃眉之急的做法，实在难以从命。况且朝廷处处防范，自己若继续带兵出征，不知还将惹出多少麻烦。因此,他向朝廷推辞缓行。尽管他向清廷一一陈述了不能迅速启程的原因，但又无法忽视起义军步步北进而不顾。正在其左右为难之际，李鸿章派潘鼎新率鼎军十营包括开花炮一营从海上开赴天津，然后转道赴景州、德州，堵住起义军北上之路，以护卫京师，给曾国藩的准备和出征创造了条件。这样经过二十几天的拖延后，曾国藩才于六月十八日登舟启行，北上围剿起义军。
通过拖延的办法，曾国藩赢得了应付事态的时于机，也避免了与朝廷上司的直接冲突，能够在骑虎难下、进退维谷之际，促使或者等待事态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于万难之间做到了游刃有余。
在人生路上，当自己的主张与别人产生分歧时，就应该及时变通，更应该兼顾灵活性和原则性。把自己的事情放在第一位，在办好自己的事情的同时，更兼顾处理好别人的关系，关系融洽了，就会事事顺心，一举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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