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捭阖者，天地之道，捭阖者，以变动阴阳，四时开闭，以化万物。纵横反出，反覆反忤，必由此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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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的人，当自己的主张与别人产生分歧时，能够避免与他人发生冲突，更懂得灵活变通。这样，既能办好自己的事，又能处理好与别人的关系，可谓两全其美。
文学家萧伯纳说：“明智的人是自己适应世界，而不明智的人坚持让世界适应自己。”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变通，就是寻求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晚清大臣曾国藩就是一位善于变通又不失自己原则的人。
曾国藩是晚清最有实力的大臣。他一方面靠自己的中心，消除了朝廷的顾忌，使其敢于向自己放权。另一方面，他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权势，既是朝廷对他有所顾忌，也不敢轻举妄动。但是，清廷毕竟是满族贵族的天下，为了防止曾国藩离心离德，朝廷在重用曾国藩、胡林翼等汉人的同时，也安插了钦差大臣曾格林沁等贵族大臣钳制他们。对此，曾国藩心知肚明。为了消除朝廷的疑忌，太平天国刚被镇压下去，他就下令湘军大部分裁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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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三年（1864年），正当曾国藩分批分期裁撤湘军之际，曾格林沁及其马队在湖北北太平军牵着鼻子走，接连损兵折将。清廷万般无奈，命令曾国藩率军增援湖北。朝廷的这次调遣，对湘军非常不利，所以曾国藩的态度也十分消极。其一，攻陷天京（南京）之后，清廷咄咄逼人，大有卸磨杀驴之势，曾国藩不得不避其锋芒，自剪羽翼以释清廷之忌，为此曾国藩也是满腹愁怨。其二，曾格林沁骄横刚愎。不谙韬略，向来轻视湘军。此时，曾国藩正处在十分无奈的两难之中，他只好采取拖延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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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十分清楚，曾格林沁大军对太平军穷追不舍，失败是注定的，只是早晚的事。因此，曾国藩按兵不动，静坐江宁，观其成败。
果然，高楼寨（东高庄集）一战，曾格林沁全军覆没，这位皇亲国戚竟然被一个无名小辈杀死。起义军声势更加浩大，咄咄逼人。朝廷不得不再次请出曾国藩，命他督办直隶、河南、山东三省军务，三省八旗、绿营。地方文武官员均归其节制。两江总督由江苏巡抚李鸿章署理，为曾国藩指挥的湘军、淮军筹备军饷。这本是曾国藩预料中的事，当接到再次让他披挂出征，以解清廷于倒悬的命令时，他却十分惆怅，在这瞬息万变的官场中，他很难预料此时的吉凶祸福。因此，他还是采用拖延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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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曾国藩接到：“赴山东剿捻”的指令时，他明白蜻蜓的着眼点是在于解燃眉之急，确保京津安全。这是清廷的一厢情愿，此时曾国藩所面临的出征困难却很大。湘军经过裁剪之后，曾国藩北上围剿起义军就不得不仰仗淮军。曾国藩心里也清楚，淮军出自李鸿章门下，要像湘军一样，做到指挥上随心所欲，是很难得。另外，在匆忙之间难以将大队人马集结起来，而且军饷供应也不能迅速筹集。
曾国藩做事向来能未雨绸缪，对于清廷只顾解燃眉之急的做法，实在难以从命。况且，朝廷处处防范，自己若继续当兵出征，不知将惹出多少麻烦。因此，他向朝廷推辞缓行。尽管他向朝廷意义陈述了不能迅速启程的原因，但又无法忽视起义军步步北进而不顾。正在其左右为难之际，李鸿章派潘鼎新率鼎军十营包括开花炮一营从海上开赴天津，然后转到赴景州、德州，堵住起义军北上之路，以护卫京师，给曾国藩的准备和出征创造了条件。这样，经过二十几天的拖延后，曾国藩才于六月十八日登舟启行，北上围剿起义军。
经过拖延的办法，曾国藩赢得了应付事态的时机，也避免了于朝廷上司的直接冲突，能够在骑虎难下、进退维谷之际，促使或者等待事态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于万难之间做到了游刃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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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生路上，当自己的主张与别人产生分歧时，就应该及时捭阖，适时变通，更应该兼顾灵活性和原则性。把自己的事情放在第一位，在办好自己的事情的同时，更兼顾处理好别人的关系。关系融洽了，就会事事顺心，一举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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