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将星录 中华将星录宋元:孟珙

中华将星录宋元:孟珙

    孟珙（1195-1246），字璞玉，原籍绛州（今山西新绛），将门世家。曾祖孟安是岳飞部将，祖父孟林也是岳飞部属，随军至随州，定居何地，按《宋史·孟珙传》，为随州枣阳；而《府志》《武昌县志》说“徙武昌”（见《孟珙家世源流述略》定居贤庾乡（今鄂州市梁子湖区），而各志载其父子赐葬地，均在武昌县境，其子孙亦在武昌繁衍。由此看出，孟氏从孟珙起，即定居武昌（今鄂州市）。

    孟珙的父亲孟宗政（?-1223），字德夫。开禧二年（1206）宋军北伐时，率领义士进行游击战抗金，被任命为枣阳县令，后升京西路铃辖军职，驻守襄阳。嘉定十年（1217）四月，金军南攻襄阳，围枣阳，孟宗政与扈再兴、陈祥等率军出击，连败金军，又驰援枣阳，枣阳解围，遂兼权枣阳军（县升军）使。嘉定十一年二月，金军主将完颜赛不率军数万攻枣阳，枣阳军使孟宗政在援军扈再兴、刘世兴的协同下，抗击达三月之久，金军不支退兵。嘉定十二年（1219）二月，金军再次攻枣阳，在孟宗政多方抗击后，金军溃退。孟宗政又奉命出击金境内的湖阳县（在今河南唐河湖阳镇），“一鼓而拔，燔烧积聚，夷荡营寨，俘掠以归，金人自是不敢窥襄、汉、枣阳”。后任荆鄂都统制仍兼知枣阳军，积官至右武大夫、和州防御使、左武卫将军。嘉定十六年（1223），病死于枣阳任上。

    孟珙自嘉定十年起，随父参战，即显现出军事指挥才能，为父亲所赞许。这一年，金人犯襄阳，驻团山，父亲宗政时为赵方将，以兵御之。珙料其必窥樊城，献策宗政由罗家渡济河，宗政然之。越翌日，诸军临渡布阵，金人果至，半渡伏发，歼其半。宗政被檄援枣阳，临阵尝父子相失，珙又望敌骑中有素袍白马者，曰：“吾父也。”急麾骑军突阵，遂脱宗政。以功补进勇副尉。

    十二年（1219）,完颜讹可补骑二十万,兵分两路进攻枣阳,环集城下,珙登城射之,将士惊服。宗政命珙取它道劫金人,破砦十有八,斩首千余级,大俘军器以归,金人遁,以功升下班祗应。

    嘉定十四年（1221）,孟珙入谒制置使赵方,赵初一见面,就觉得珙气质不凡,先任他为光化（今老河口市）尉,转进武校尉。宝庆元年（1225）,新任峡州（今宜昌）兵马监押兼在城巡检。三年（1227）,改任京西第五副将、权神劲军统制，回到枣阳任职。父亲宗政在世时，招收金朝境内的唐（今河南唐河）、邓（今属河南）、蔡（今汝南）三州壮士2万多人，编为“忠顺军”。宗政死后，由江海统辖，江因限于能力，众兵不服，制置司决定以珙代海，管理忠顺军。孟珙将忠顺军一份为三，军情由此稳定。

    辽

    绍定元年（1228），珙请示制置司创修平虏堰于枣阳，自城至军西十八里，建通天槽八十三丈，引水灌田10万亩，由忠顺军于民户分屯，是年收粮十五万石。同时又命忠顺军每家养马，官供刍粟，于是粮丰马增。次年，珙升任京西第五正将，枣阳军总辖，统领三军。接着又升京西路兵马都监、兵马铃辖。

    绍定六年（1233）十二月，金哀宗逃至蔡州，金将武仙、武天锡、邓州守将移刺瑗（袁）等聚兵邓州，进攻光化。次年五月，孟珙奉命进讨，一举歼灭武天锡所部并杀死武天锡，金邓州守将移刺瑗投降。是役获首五千级，俘其将士四百余人，户十二万余。七月，又击败武仙于浙江石穴山寨（今河南淅川南）。孟珙因功升任鄂州江陵府副都统制，成为节制一方的大将。十月，奉命与蒙古军会攻金朝行都蔡州。

    端平元年（1234））正月，蒙古军攻城北，孟珙所部攻城南门，“至金字楼，列云梯，令诸将闻鼓则进，马义先登，赵荣继之，万众竞登”。当时金哀宗正在进行传位给末帝完颜承麟的仪式，典礼刚完，“而南面已立宋帜，俄倾，四面呼声震天地，南面守者弃门”，接守军进入城内。联军攻下蔡州，金哀宗自坟，金末帝为乱军所杀，金亡。孟珙还军襄阳，以功勋升任建康诸军都统制，又兼权侍卫马军行司职事。

    在宋、金之间时战时和的相持中，蒙古在塞北崛起，并连年对金展开用兵。金受蒙古促逼，国势日趋衰微，先是齐燕京而迁都于汴梁，后又迁都蔡州（今河南汝南）。宋绍定六年（1233），蒙古遣使联宋攻金。次年正月，联军攻破蔡州，金灭亡。根据协议，河南陈、蔡一线东南之地属宋，陈、蔡一线西北之地属蒙古。宋、金对峙一变而为宋蒙对峙。

    南宋这次联蒙古攻金，跟上次北宋联金攻辽已有所不同，整个军事行动比较慎重，灭金之后，宋军撤还，增戍江汉地区，防备蒙古南侵。不过，此后形势的变化改变了南宋君臣的初衷。那年盛夏到来之前，蒙古大军空河南而去，往北方温凉之地避暑，辽阔的中原几乎成军事真空。这一局面使得南宋君臣顿起侥幸之心，淮东安抚使赵范建议：“乘时抚定中原，守河据关，收复三京（开封、洛阳、商邱）。”宋理宗和右丞相兼枢密使郑清之都力赞此议。宋军遂于端平元年（1234）六月，进兵河南，占领汴京和洛阳。蒙古窝阔台汗闻讯，命大将培思率军南下，宋军败退而归。南宋收复三京之战几乎是重演了一次刘宋元嘉北伐收复河南之战。和元嘉一样糟糕的是，南宋的军事行动引发了蒙古大军的大规摸南侵。

    端平二年（1235），朝廷授珙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移驻黃州（今黃冈市府所在地）。理宗上朝宣布，珙辞不受，理宗曰：“卿名将之后，忠勤体国，破楚灭金，功绩昭著。”珙对曰：“此宗社威灵，陛下圣德，与三军将士之劳，臣何力之有？”理宗问恢复事，对曰：“愿陛下宽民力，蓄人材，以俟机会。”理宗又问和议事，对曰：“臣介胄之士，当言战，不言和。”理宗对他赏赐甚厚，并令兼知光州（今河南省淮河以南，竹竿河以东地），又兼知黃州。为了防御敌人，他一到职，把低矮的黃州城墙进行了加高培固，对没有水的护城濠进行了深挖，同时调查有关军事实力，加强戒备。四方百姓听说此事，非常高兴，日来归者数以千计，为屋三万间收而居之，厚加赈贷。

    同年（1235）六月，蒙古窝阔台汗命将南征，分兵三路，分別自江淮、荆襄、四川发起大规模进攻。宋军抗战形式，仍如“常山蛇势，东西呼应：东恃江淮、中拒江汉，西恃秦巴山地。宋廷以荆襄战区为抗战重点，配以重兵，除在唐、邓一带屯田备边外，又以孟珙为襄阳都统制，训练精锐之卒，分屯樊城、新野和唐、邓之间。”

    进攻荆襄的蒙古军山窝阔台阔出统率。蒙古军在钟祥、京山、安陆一线遭到了宋军顽强的抵抗，迟迟打不开局面。端平三年（1236）三月，宋襄阳北平主将王旻以襄阳降于蒙古。一方重镇，未经战斗，即为蒙古所有，此事在荆襄乃至整个宋廷造成极大的震动。宋左司谏李宗勉上书言：“襄阳失则江陵危，江陵危则长江之险不恃。江陵或不守，是事迫势蹙，必有危亡之忧。”这年，蒙古军连陷随州、郢州、枣阳、德安（今安陆），并围攻金陵，大有席卷江汉之势。

    这时孟珙赴临安枢密院禀议刚回，在黄州得到京湖制置使史嵩之遣援江陵之令，乃驰赴江陵。根据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形势，采取"兵不厌诈"的办法，命令部队不断变易旌旗服色，循环往来，夜间则沿江列炬，以示宋军人数之多，军势之盛。尔后，才遣军出战，连破蒙军二十四砦，夺还被俘人口二万，火烧船筏二千余只，江陵之围遂解。次年蒙古东路军之一部自光州（今河南潢川）下复州（今湖北沔阳），又转攻黃州、蕲州、安庆府。当地守臣皆弃城走。孟珙率师还救，击退蒙军。

    由于孟珙智勇善战，南宋在江汉地区的不利形势得到扭转。宋廷遂以孟珙为京湖制置使，命其恢复郢州、荆门，以固江陵北面屏障。嘉熙三年（1239）三月，孟珙率军反攻，三战皆捷，遂复信阳、樊城、襄阳。

    嘉熙元年（1237）三月，孟珙升任京西、湖北安抚副使、江陵知府。秋，改任鄂州（今武汉）诸军都统制。蒙古军攻至汉阳境內，孟珙进至汉阳西南沌口反击。蒙古军转攻黄州，并准备渡江，孟珙又率部进驻黃州城中，奋力抗击。月余，蒙古军攻城不下，渡江无望，终于退兵。

    嘉熙二年（1238）初，孟珙调任鄂州、荆州府诸军都统制。珙以在三军赏典未颁，上书辞谢。诏曰：“有功不赏，人谓朕何？三军勋劳，趣其来上。封爵之序，自将帅始，卿奚辞焉？”未几，授枢密副都承旨、京西湖北路制置副使兼督视行府参谋官。未几，又升制置使兼岳州知州。嘉熙四年二月，升领宁武军节度使，改任四川宣抚使兼夔州知州。不久，又兼京湖安抚制置使，全面承担长江中上游防务。

    孟珙在夔州作知州，勤政爱民，调查研究，发现四川官吏实施许多弊政，士民怨恨，于是他对调查的问题，梳成辫子，颁诸郡县。其具体问题是：“曰差除计蜀，曰功赏不明，曰减克军粮，曰官吏贪黩，曰上下欺罔。”又曰：“不择险要之寨栅，则难责兵以卫民；不集流离安耕种，则难责民以养兵。”孟珙在弄清弊政的基础上，教育先行，措施跟上，身先士卒，带头力行。例如军队吃粮紧张，影响部队战斗力，他就大兴屯田，调民筑堰，募农耕种，首秭归，尾汉口，为屯二十，为庄一百七十，为顷十八万八千。结果粮丰民富，军民无虞，宋理宗降旨奖谕。

    在抗击元军过程中，为了保土护民，孟珙下令诸将士，要誓死抵御、消灭敌人。凡弃失寸土，无论何人，都要追究责任。守开州（今四川开县地）梁栋乏粮，请还司，珙曰：“是弃城也。”栋至夔州，使高达斩其首，以警效尤。由是诸将禀命惟谨。

    淳祐元年（1241）春，孟珙改任京湖安抚制置大使，后进封汉东郡开国公。淳祐四年春，又兼江陵知府，兴置屯田以供军需。淳祐六年，自春至秋，孟珙因病五次申请辞去实职，以宫观闲差养病，但均未被允许。加上河南行省范周吉，暗中愿向孟珙投降，孟珙向朝廷报告，并准备受降又未被批准，孟珙叹曰：“三十年收拾中原人心，今志不克伸矣。”病情遂加重，九月初以节度使致仕，随即病逝。

    孟珙出身将门，屡建战功，由一名普通的下级军官成长为经略一方的统帅，破蔡灭金，一雪南宋百年之耻；继而领导荆襄、四川地区的抗蒙斗争，对南宋王朝起了支持半壁河山、延长国祚的积极作用。《宋史·本传》称其：“忠君体国之念，可贯金石”。清代著名学者魏源称：“不闻襄阳数载之围，不知孟珙保障之功。”孟珙军事上的成就与贡献是非常之大的，但人们还很少知道他虽是武将，而又是在挥师抵御蒙古入侵的同时，不以武备费文事，于战乱之际兴建公安、南阳书院，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该二书院是没收官僚田庄建起来的，各建房层六十间，“在公安者即名‘公安书院’，实维寇祠旧址；在武昌者曰‘南阳书院’，取武侯躬耕之地以名。”两书院的办学性质属于半官方性质。

    为了办好该书院，孟珙虽然承担着京湖地区防御重任，但仍亲自择"有学行者为山长"，全面负责书院的教学及日常管理工作，建立了自上而下书院管理体制。“旬有课，季有试，暇则习射，士无**以害其心，咸自砥砺以成其业。”书院的设立和开放式教学方法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一是于乱世中兴建书院，起到了收容流亡士人、维系斯文的作用。当时蒙古军队对四川、荆襄地区的长年攻伐，使得这些地区生灵涂炭、经济凋敝、文化衰败。时人吴昌裔记载蜀中形势：“端平乙未（1235），虏侵汉沔，汉沔以内，生聚未尽空也。适至去冬，其祸惨甚……屠成都、焚巴州、蹂践邙、蜀、彭、汉、简地、永康，而两州之人十丧七八矣。……然昔之通都大邑，今为瓦砾之场。昔之沃壤奥区，今为膏血之野。青烟弥路，白骨成丘，哀恫贯心，疮痍满目。”百姓四散逃亡，文人儒士流离失所。兴建书院既解决了士人的流亡问题，也维持了南宋当时文化教育事业。

    二是为国家培养了人才。南宋自宁宗朝以后，统治集团日趋腐朽，皇帝嗜欲怠政，宰相弄威劫符，政出私门，世风日渐衰落，反映在文化教育领域，就是官学的衰落和士风的败坏。当时的文人罗大经就感叹：“士风日陋于一日，人才岁衰于一岁，而学校之所讲，逢掖之所谈，几有若屠儿之礼佛，娼家之读《礼》，是可叹也！”而当时书院兴起，则为已陷入困境的学校教育注入一股新的活力。游离于官学之外的书院以其鲜明的学术特色、良好的学风、辩论问难的学习方式和硕学鸿儒的会讲，吸引了大批士子投身其中，因而也造就了许多栋梁之才，其中尤以余玠、文天祥为其杰出的代表。同样，孟珙兴建公安、南阳书院也吸引了大批的襄蜀之士，他们受到书院精神的感召，更知勤奋学习、努力进取。同时，书院针对当时所处的战争环境，对于习射训练的重视，使得士人文武兼备，能对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三是兴学于乱世，凝聚了人心、振奋了士气。当时理宗朝由于权奷当道、士风败坏，加之年年战争失利，致使许多人对朝廷丧失了信心，社会上普遍弥漫着一种悲观失望的情绪，襄蜀两地尤以为甚，士民流离失所，怨恨朝廷尤甚，这对宋王朝的统治是极为不利的。孟珙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以兴建书院的方式使士人找到了归宿、免于困厄，同时对于先圣、先师、先贤的崇敬、祭祀，使他们精神上得到了激励，加之“择文学行义之士以师表之，暇则习射，中者有赏”的文武兼修的教育方式，使他们皆自“砥节砺行”，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材，而这正体现了孟珙兴建书院的宗旨，“非徒以养其口体而脱其死亡，亦所以养成恒心而纳诸君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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