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强
内容提要：区域是文化创造的重要载体，区域文化是由生活共同体共同创造的，不同的区域因自然、人文条件的差异及区域生活共同体的不同，导致区域文化特点各异。区域文化是在历史中形成的，源头可以上溯到氏族公社时期，在民族和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得到光大。区域文化既有独立发展的一面，具有自身的传承性和保守性，同时又有不同文化混融的一面，从而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区域文化有接受和认同其他区域文化的传统，其疆界往往超出政区。流域是一种特殊的区域，流域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形态，中国古代的文化研究应以河流文明的形态为切入口展开。深入研究区域文化可以为传统文化的整体研究确立必要的坐标，进一步厘清传统文化的构成，纠正认识上的偏差，揭示一般性的规律，进而有助于把握传统文化的特质，加深对中华文明的认识。
关键词：区域 区域文化 中国文化 河流文明
人们常用“上下五千年，纵横一万里”来形容中国悠久的历史和辽阔的疆域。所谓“上下五千年”是指中华民族有久远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其实，中华文明的长度远远超过五千年，如甘肃秦安大地湾有约八千年前到五千年前的文化遗存，其中，八柱九间约二百七十平方米的文化遗存被称之为宫殿式建筑；又如内蒙古赤峰有约九千年前至四千年前的红山文化遗存，出土的五孔骨笛有约八千五百年的历史，已初步具备了现代乐器的演奏功能；再如浙江余杭瓶窑发现了约五千年以前的良渚古城遗存，经勘探古城面积达二百九十多万平方米，城建规模宏大且井然有序，令人叹为观止，等等。这些分布在不同区域的文化遗存把中华文明的起源大大地向前推进。其实，这只是冰山一角，伴随着今后考古发掘工作的进行，很可能会在其他区域发现历史更为久远的文化遗存。所谓“纵横一万里”是指中华民族有广袤的活动空间，这一历史活动的范围远远超出现有的疆域。进而言之，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传统实际上是在更长的时间和更大的空间中形成的，要想深入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和外延，需要以变化的眼光关注历史的时间和空间。
一般来说，历史研究重点关注的对象是时间。其实，历史动态中的空间也是不可或缺的方面。在人类文明活动的进程中，封闭性的自然地理在经济地理的作用下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不同的生活共同体。在自然力的作用下，不同的自然地理区域有不同的地形、地貌、气候和水文条件等，由于不同的生活共同体有不同的活动区域，有不同的生存环境、生产方式、生活对象等，因此，势必要形成“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区域文化特点。进而言之，自然地理、气候环境、水文条件等之间的不同必然会给不同区域的生产方式、经济生活、居住条件等带来差异和变化，从而形成鲜明的具有个别性的生活习惯、民风民习等。在这中间，当某一社会群体长期在某一相对隔绝的封闭的自然环境中生活，必然会形成富有个性的区域文化。当这一区域文化在社会群体的活动中不断地得到强调，个别化的生活方式和生产特点经过长期的积淀，必然会在生活共同体中得到普遍的认同。反过来说，在自然因素的作用下由于生活环境和生存状态的特殊性，势必会造就不同区域间的差异，进而形成甲区别于乙的文化特质。
一
区域文化是在文明进程中由不同的区域生活共同体在实践活动中共同创造的，同时又是在民族和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得到光大的。从民族学的角度看，民族称谓一向是先有他称，后转化为己称。自刘邦建立大一统的汉王朝以后，周边的政权开始把在汉王朝统治区域生活的人们统称为“汉民”或“汉族”。其实，此时的“汉民”是指在汉王朝统治区域生活的所有民族，即此时的“汉族”是由不同的民族构成的。当汉王朝将不同族源的民族集合到“汉族”的旗帜下，当“汉族”这一他称转移为己称时，那么，“汉族”表达的文化诉求必然会表现出文化多元化的特点。不同的族源有不同的生活共同体，生活在这些共同体中形成独特的个体化的文化特质是必然的。进而言之，当不同族源的民族成为更大区域的生活共同体及汉王朝的有机组成部分时，形成不同的文化诉求和表达是必然的。然而，多元化的文化在中央集权的制约下又表现出一体化的特征，在多元化与一体化互动的前提下遂出现了不同文化的互渗，一方面多元化展示了不同民族的文化诉求和个体化的特点，另一方面一体化又将不同的民族文化有机地统一起来，形成相互吸收和混融的势态。
撇开不同族源有不同的文化诉求不论，即使是狭义上的汉民族因自然地理的缘故也是有不同的文化特点。如北方多山，在这一区域生活的先民创造隐士文化时大都关注山林之隐，并以“樵夫”为隐士文化的象征符号。又如南方多水，在这一区域生活的先民创造隐士文化时大都谈水泽之隐，并以“渔父”为隐士文化的象征。然而，北方多山并不是说没有水，南方多水并不是说没有山，做出这样的表达实际上是以个别代表一般。当南北文化得到进一步的交流时，南北文化之间的互渗遂将以个别代表一般的隐士文化整合为“渔樵之隐”。这一互证的过程充分说明了文化是动态的是历史的，一方面区域文化在形成的过程中有个别化的特点，另一方面个别化通过吸纳和消化其他区域的文化，在文化创造中通过互证和互补丰富了自身。如《诗经》中的十五“国风”是指十五个区域的民歌或音乐，但《诗经》有三首《扬之水》，分属王风、郑风、唐风，是三个区域的民歌或音乐。从歌词的内容看，三首《扬之水》的起兴方式相同，句式相同，从中不难发现这里面有某一区域向另一区域传播文化及另一区域接受的过程。又如《诗经·唐风》有《蟋蟀》一诗，近年来清华大学公布收藏的出土文献中有《耆夜》，其中记录了周公旦写作的《蟋蟀》①。从内容上看，周公旦的《蟋蟀》对《诗经·唐风·蟋蟀》有直接影响②，这一情况进一步证明了区域文化有接受和认同其他区域文化的传统。
周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用行政力量把周文化(本质是地域文化)传播到其他区域的王朝。周兴八百年，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继夏商以后又一个强盛的王朝。通过分封，周天子把子孙及亲信派往不同的区域建国，在客观上推动了周文化向其他区域的传播。后人在论述中国文化时往往会自豪地谈论汉唐，认为汉唐造就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强势，其实，汉唐造就的强势文化在传播方面远不及周王朝。道理很简单，汉唐帝国各自存在的时间远不如周王朝长久，甚至两者相加只有约七百年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在文化创造方面汉唐因袭的成分多，创造的成分少。进而言之，周王朝在结合地域文化、吸纳殷商文化的过程中创造了礼乐文化，礼乐文化伴随着分封的历程传播到不同的诸侯国以及边远的区域。孟子说：“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孟子·滕文公上》)楚国学者陈良自觉地学习周王朝的礼乐文化等，其水平超出了中原学者，这一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了楚文化，从中亦可见周代的礼乐文化对其他区域即诸侯国的影响。
分封的过程既是将周王朝的礼乐文化传播到不同区域的诸侯国的过程，同时也是诸侯国以礼乐文化为本根与当地文化混融的过程。如吴太伯“奔荆蛮，文身断发”③，表明吴太伯有融入当地荆蛮文化的举措。又如吕尚接受分封到齐国后，采取了融入土著文化的措施。史称：“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④再如楚国在自身发展壮大、与土著文化融合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富有个性特征的文化，出现了“其俗信鬼而好祠”⑤的局面，并创造了富有地域文化特征的楚辞。史称：“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⑥楚国在融入当地土著文化的过程中，表现出与周文化的分离和差异。
区域文化既有独立发展的一面，同时又有不同文化混融的一面。因实行分封，周王朝各诸侯国在与当地文化融合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新的区域文化。这些区域性的文化因各自有数百年的历史，经过长期的积淀成为有鲜明个性特征的文化。进而言之，这一时期的区域文化如齐文化、鲁文化、晋文化、秦文化、吴文化、越文化、楚文化、燕文化、韩文化、赵文化、魏文化等，既是按诸侯国的疆域划分的，同时也留下了各自独立发展的烙印。具体地讲，进入春秋战国时期，因兼并战争，文化构成出现了合并和分化的双向互动的情况。如齐国兼并鲁国后形成了范围更广的齐鲁文化；吴国和越国在相互的兼并中形成了相互认同的吴越文化；韩、赵、魏三家分晋，晋文化一分为三，经过各自的发展逐步形成了韩文化、赵文化和魏文化。可以说，强势与弱势文化的此消彼长是以国力强盛及分合势态为前提的。当然，这只是从国家兴衰的角度进行的考察。其实，文化构成的基本单位是生活共同体，是以自然地理、经济地理为划分依据的，同一国家的内部存在着大量的不同质的区域文化。进而言之，自然形成的区域地理势必会形成共同的文化特征，不管这一区域后来因行政区划(政区)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如政区调整后，某一生活共同体可能分属不同的政区，但因有共同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在不同的政区中生活的社会群体势必会因有共同的生活方式、民风民俗等，相互认同。进而言之，生活在这些区域的社会群体因有文化上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乃至于后人研究区域文化时往往自觉地把它们视为同一的区域文化。
二
深入地研究区域文化对于传统文化的整体研究有着特殊的意义。中华传统文化有一个形成期、发展期和成熟期，要想关注其构成和历史形态，需要从区域文化研究入手。区域文化既是历时的，也是共时的。研究区域文化可以为传统文化的整体研究确立必要的坐标，纠正认识上的偏差。从发现区域文化的个别性入手，通过个别性的解构，有利于揭示一般性的规律并准确地把握传统文化的特质。在这中间，从个别到一般，从局部到整体，传统文化研究的整体性和全面性是从区域文化的个别性开始的。
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区域文化有不同的生成历史。自然地理区域是政区划分的依据，不同的自然地理区域形成不同的生活共同体后，势必要影响到政区的建立。在历史的表达中，政区划分有三个方面的要素：一是政区是融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的复合体；二是政区要传达生活共同体的文化诉求；三是政区是表达政治诉求的区域权力机构，具有文化方面的向心力。进而言之，不同层级的政区划分需要考虑自然地理、经济地理、生活方式和人口分布等情况，政区建立不仅仅涉及行政管理，还涉及经济和文化等诸多问题。如谭其骧先生在研究浙江地区的政区沿革之后，从经济发展的视角对县级政区的设置作出了规律性阐释，他指出：“一地方至于创建县治，大致即可以表示该地开发已臻成熟；而其设县以前所隶属之县，又大致即为开发此县动力所自来。故研求各县之设治时代及其析置所自，骤视之似为一琐碎乏味的工作，但就全国或某一区域内各县作一综合的观察，则不啻为一部简要的地方开发史。”⑦谭其骧先生的这一论断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为研究区域文化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政区是国家建设的必要举措，承担着执行君主及中央政令的责任。在历史的表达中，政区以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为依据宣示了以什么样的组织形式进行统治的政治诉求。在自然地理向经济地理发展的进程中，政区建设势必要打上区域文化的烙印，一方面建立政区须遵循从粗到细、从大到小的划分原则，另一方面文化是协调自然地理、经济地理和政区关系的重要因素。反过来说，区域文化在历史的形成中虽然以自然地理、经济地理为依据，但行政干预也在改变着区域文化的面貌。在历史的表达中，由生活共同体锻铸的文化因行政区域不断地细化和细分，势必要经历从宽泛到浓缩的历程。可以说，政区与同一经济地理区域之间的分合及细分，丰富了历时的共时的区域文化研究。
从另一个层面看，区域文化传达的诉求同样是划分政区时不可忽略的内容。在这一过程中，政区一方面有凝聚区域文化的力量，另一方面又有消解原有的区域文化的力量。政区建设的中心城市形成后，往往会以特有的文化向心力向下一层级的政区辐射，进而使下一层级的政区打上政区核心区域的文化烙印，或以潜移默化的形式渗入更小的文化区域，令下一层级的政区或区域在保存传统的过程中吸纳新的文化元素并取得调和。如周振鹤等在论述三级政区建制与文化及语言的关系时指出：“自秦代开始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之后，我国地方行政区划经历了纷纭繁复的变化，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秦汉时期，地方行政区划分成郡、县两级，汉武帝以后在郡之上设州，作为监察区。第二阶段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时汉代的州变成一级政区，形成州—郡—县三级行政区划。第三阶段是隋唐五代宋辽金时期，三级政区变成道(路)—州—县的形式(其中隋代和唐前期是州〔郡〕—县两级，与秦汉相似)。第四阶段是元明清时期，政区形式又一变而为省—府—县的体制。这种行政区划制度对全国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都产生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使得一府(或与府相当的州、郡)或一省(或与省相当的路、州)之内的语言、风俗等文化因素趋向一体化。特别是唐宋的州和明清的府所辖的地域不大不小，对于一体化来说是最适中的。州或府是一群县的有机组合体，州(府)治不但是一州(府)的政治中心，而且一般也是该州(府)的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因此州(府)属各县与州(府)治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之间的密切接触也必然有助于消除各县方言的特殊之处，使各县的方言自觉不自觉地向州(府)治靠拢。”⑧在政区建设中，州府级建制因辖区范围适中，凭借政治、经济和交通上的优势，在一定的程度上消解着辖区县级政区间的文化差异，起到引领政区内部的语言、风俗等向趋同化方向发展的作用。究其原因，是因为州府级治所作为文化传播的中心区有着支配县级政区的话语权。然而，州府建制又是动态的，时常会因调整政区产生变异，进而影响到原有的区域文化的构成。此外，相邻的州府级政区因属同一自然地理、经济地理区域，有着共同的文化，再加上地缘接近，交通便利，经济交流频仍，因此多有一致。特别是在不断开发的背景下，某一行政建制析为数个平级的行政建制，在这中间，这些区域虽然成为不同的政区，但有相同或共同的风土人情，因此依旧可以将它们视为同一文化区域。
三
中国古代的文化研究是以河流文明的形态为切入口，是在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的过程中归纳文化差异及个别的构成的。具体地讲，黄河流域特别是中下游地区是先民活动的主要区域之一，国家建立后，政治中心长期建在这一区域，这样一来，从文献记载入手考古发掘的重点势必要集中到这一区域。当黄河流域的考古发掘不断地发现更多的史前文化遗存时，凭证据说话的原理势必要把黄河视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并且在谈论中华文明时首先要描述黄河文明的成果。后来，考古发掘转移到长江流域，当在长江流域发现更多更为久远的文化遗存时，为了弥补认识上的缺陷，人们又把长江视为中华文明的母亲河。进而言之，在缺一不可的前提下，论述中华文明时出现了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同等重要的观点，进而将中华文明起源阐释为二元化的文化结构。其实，淮河文明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自身辉煌的历史，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
西方的人类学家认为，人类起源是树状的，其本根在非洲大陆，人类是从非洲走向世界各地的。针对这一观点，中国学者坚持认为，人类的起源是多元的，其中，中国是人类重要的发祥地。遗憾的是，在中国大陆虽然找到了不同时期的猿人遗存，如巫山人、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等，但唯独找不到新人阶段的遗存。如在中国境内先后发现了距今二百万年前的四川巫山人，一百七十万年前的云南元谋人，一百一十万年前的陕西蓝田人，五十万年前的北京人，十万至二十万年之间的辽宁金牛山人，一万到四万年之间的北京山顶洞人等，这些向世人展示了从猿人到新人的不同链条。遗憾的是，这些链条有缺失的环节，这一缺失的环节就是在中国境内始终没有发现从五万到十万年之间的新人化石。新人是人类起源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恰好是非洲智人走向世界，取代各地早期智人的关键时段。因为此，西方学者始终采取不承认的态度，认为中国大陆不能称之为人类的发祥地，进而否定中国学者提出的人类起源多元化的论断。为了推翻西方学者的观点，2005～2008年中国的考古工作者在淮河支流颍水进行了大面积的考古发掘，随后在河南许昌灵井遗址出土了古人类新人阶段的头盖骨化石碎片，这些碎片是距今八万年至十万年的新人头骨碎片，经过复原展现出完整的形态。可以说，许昌人的发现极大地支持了中国人类学学者的观点，成为人类起源多元化的重要证据。⑨为了及时地驳斥西方学者的观点，考古发掘后的当年，国家文物局和河南文物局在北京联合公布了河南许昌灵井遗址的发掘情况。这一重大的发现表明，淮河流域有丰富的文明形态，其重要性绝不亚于黄河和长江文明。从这样的角度看，淮河文明应在中华文明中占有重要的份额。
中华文明由黄河文明、长江文明、淮河文明等构成。河流有不同的长度，有不同的经纬度，有不同的自然地理区域，虽然可以从线性的角度将其串联为一个整体，但实际情况是由河流造就的文明是由更多的自然地理和经济区域构成的。自然环境制约着先民的生活条件和生活方式，当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淮河流域等切割成不同的生活共同体时，经过长期独立的封闭形态的发展必然会发生文化方面的差异。在这样的前提下，关注不同区域的差异实际上是关注文化方面的差异，从联系中发现相互间的差别。
黄河文明、长江文明、淮河文明是由不同的自然地理区域和经济地理区域构成的农业文明，在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的切割下，同一文明形态的区域形成了不同的富有个性的区域文化。客观地讲，黄河文明、长江文明和淮河文明大都具有这样的特征。这里诉说的一个事实是，多元化的中华文明是由不同的区域文化构成的，这些区域在接受黄河、长江、淮河等哺育的过程中，形成了各具特质的文化形态。
进入新石器时期，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在黄河、长江、淮河等水系繁衍生息，创造了灿烂的农业文明。农业文明是河流载来的文明，有突破崇山峻岭的限制从水上迁徙和传播文化的特点。沿河迁徙有主动和被动两种形式，主动迁徙或因为原有的生态不再适合居住，或发现了更好的居住环境，或因氏族壮大原有的区域无法为众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被动迁徙主要是因为部族弱小无法应对入侵的强敌，被迫离开原居地。然而，不管是哪种形式，总有相适应的自然环境会留下氏族或部族的迁徙脚步。当氏族或部族居住下来在相对独立的区域中发展和壮大时，必然会表现出受自然地理、经济地理、气候水文等控制和支配的特征，并形成与其他区域不同的文化特征。
追溯区域文化的源头可以上溯到氏族公社时期，氏族壮大后，因原居地狭小容纳不了所有的氏族成员的需要，部分氏族成员必然要走上迁徙之路。在这中间，因族源相同，有共同的文化，分化出来的氏族虽可能迁徙到更远的地方，但两者间的文化是相同的。如生活在淮河流域舞阳贾湖的先民创造了自己的文化成果后，出现了向淮河下游地区和汉水流域两个方向迁徙的迹象。从现有的考古发现入手，一些学者认为河南舞阳贾湖遗址与高邮龙虬庄遗址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又认为贾湖遗址与汉水文化遗存有某种内在的联系，“贾湖文化是并列于裴李岗文化的亲缘文化，其后代向淮河中下游和汉水流域作同纬度迁徙，成为大汶口文化和下王岗早期文化的主要来源，代表了淮汉文化带的早期阶段”⑩。这一系列的情况表明，在关注区域文化的过程中，一是要注意到氏族的迁徙线路；二是要注意到自然环境变化后可能引起的文化变异；三是氏族在分化的过程中有可能在不同水系活动，并改变原有的生活习性；四是在氏族壮大发展的过程中，那些隶属不同水系的区域因有相邻的关系，必然会成为氏族活动的区域。这些区域在自然地理的作用下发生经济生活的变化后，从而会表达出新的文化诉求。从这样的角度看，区域文化既有自身的保守性，有代代相承的一面，同时又会在外力的作用下发生变异，进而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
进入专制国家时代，氏族迁徙虽不复存在，但民族迁徙的情况依然存在。如在北方游牧民族的打击下晋室被迫南渡。在这中间，北人纷纷迁往江淮及江南，在更大的范围引起区域文化的变化。具体地讲，北人南迁一是改变了当地的人口结构；二是给当地带来了异地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三是外来文化在与当地文化混融的过程中创造了新的文化。这些情况表明，区域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既有相对独立的一面，又是在不同文化碰撞中显示出新特点的。
中华民族的基本构成主要有东夷与华夏、苗蛮等部族。很有意味的是，在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处于基本隔绝的状态下，在北有黄河文明、南有长江文明的中间地带，出现了北与黄河相通、南与长江相通的淮河。如《尚书·禹贡》划分九州时，称徐州“浮于淮、泗，达于河”，又称扬州“沿于江、海，达于淮、泗”。淮北隶属徐州，经淮河可入黄河；淮南隶属扬州，沿江入海可入淮河及支流泗水。与此同时，从淮南沿淮河可到淮北。在相对封闭的区域环境中，淮河建立了与黄河和长江之间的联系，一方面黄河文明、长江文明和淮河文明以水上交通为连接点出现了互动和交流的局面，另一方面淮河文明在接受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的同时，以开放和兼收并蓄的姿态形成了介于两者之间的文化。淮河流域是东夷部族活动的区域之一，东夷在以淮河文明为本色的发展过程中，对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的成果多有吸纳，因为这样的缘故，东夷部族才有可能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来源。
流域是划分自然地理、经济地理的重要因素，在自然地理、经济地理的作用下，共同生活体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逐步形成了富有个性特征的区域文化。区域文化在历史形成的过程中，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以河流为依据，在一级、二级、三级支流的参与下形成了向周边地区辐射的文化圈；二是某一氏族在向相邻的区域及其他水系长途迁徙的过程中，可能形成新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等，并形成新的文化圈及文化特点。如早期从事游牧活动的周民经历了发明农业的历史，进入农业社会后经历了迁往沮水漆水一带生活的历史，随后又经历了在古公亶父的带领下迁往岐山(今陕西岐山)的历史。《诗经·大雅·绵》记载这一事件时吟唱道：“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复陶冗，未有家室。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周民从一个区域迁徙到另一个区域，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方面的变化势必要给他们带来新的文化追求。又如伴随迁徙路线的增加，某些部族的生活环境甚至有可能发生颠覆性的变化。具体地讲，商部族从东北沿海地区迁往黄河流域，由此发生的文化变异是巨大的，诚如丁山先生所说：“人生不能缺乏水分，人类文化的发展也就不能不依傍河流。游牧者居依水草，迁徙无常。相土作乘马，王亥服牛，这类故事，不过反映成汤以前的殷商民族的生活尚停滞在游牧时代。那时，殷商民族的踪迹，似乎自今日的北京溯着漳水(即浊)南进，再沿漳水(即清)东进，他们完全游移在黄河入渤海的三角洲。成汤居亳，似乎是殷商民族城居的开始，也就是踏入农业时代的开始。从此，他们由滴水流域侵入汶水，再由汶水辗转于沂蒙山区以至洙泗下游直到睢淮的沿岸。也许因为睢淮过度的卑湿，不适宜殷商民族的生活，所以祖乙溯泗水回向鲁西巨野泽发展；这正是他们全民的要求。”
商部族进入农业社会后擅长商贸活动，形成了经商的文化传统，今天所说的“商业”、“商人”等词汇都是他们进行商贸活动后留下的文化成果。
区域文化是在历史中形成的，是以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为基础，在政区划分和建设的过程中实现的。区域文化是由生活共同体共同创造的，区域文化的疆界往往超出政区。如以淮阴和扬州为核心的淮扬区域是上古时期东夷部族活动的重要区域，因这一区域有独特的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环境，在东夷部族壮大的过程中派生出了淮夷等分支。淮夷在淮扬区域的文化活动实际上是淮河文明的延续，在淮夷的开拓下，淮扬区域保存了下草湾文化、青莲岗文化、龙虬庄文化等丰富的文化遗存，这些文化遗存是研究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样的角度看，加大区域文化的研究力度可以通过个案研究推动文明史的研究，进一步厘清传统文化的构成，纠正长期以来的偏差，加深对中华文明及传统文化的认识。〔本文受到江苏省高校重点学科招标课题“江苏省运河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项目号：20123ZDAXM010)资助〕
①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李学勤：《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上册)，上海文艺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西书局2010年版，第63页。
②李学勤：《论清华简〈耆夜〉的〈蟋蟀〉诗》，《中国文化》2011年第1期。
③④⑥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45、1481、1692页。
⑤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5页。
⑦谭其骧：《长水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04页。
⑧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5页。
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许昌灵井“许昌人”遗址考古发现与探索》，《华夏考古》2009年第3期。
⑩张居中：《淮河上游新石器时代的绚丽画卷——舞阳贾湖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东南文化》1999年第2期。
〔责任编辑：赵 涛〕
*本文系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淮扬文化研究”(项目号：14XZB01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强，1956年生，淮阴师范学院运河与漕运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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