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
这封家书写于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十七日，是现存的曾国藩的第二封家书。
道光二十年正月，经过四千余里的长途跋涉，曾国藩终于到达北京，不久获授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开始了他漫长的仕途生涯。从此他一别家乡十余年，只能以家书的形式，与家中亲人交流。
这封信是写给祖父曾玉屏的。
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是个很有特点的人。他是个普通农民，没读过书，出生之时，家境属于中农。他“少游惰，往还湘潭市肆，与裘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寝。长老有讥以浮薄，将覆其家者。”
就是说这个人年轻的时候一度浪荡，曾经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买了一匹好马，穿着华贵的衣服，成天跑到城里，和一群浮浪子弟混在一起，赌博打架，无所不为。
但是这个人性格很刚烈。有一天，他正在湘潭城里和一群纨绔子弟鬼混，见一个老头指着他教育自己的孩子说：你可别跟这个人学。他是白杨坪老曾家的儿子，家里没什么钱，却跑到城里来装有钱大爷，家里都让他吃穷了。
说实话，那老头说这番话，不是批评曾玉屏，主要是为了告诫自己的儿子。没想到这番话，全被曾玉屏听到了。曾玉屏心里很不是滋味儿。没想到背后大家是这么看自己！他大受刺激，”闻而立起自责,货马徒行”,来到市场上，当场把自己的这匹骏马卖了，然后，徒步走了几十里路，回到家里。
从那天开始，曾玉屏就象变了个人一样，”自是终身未明而起”。从此每日早睡晚起，天天下地干活，发誓要兴家立业。曾国藩给他写的碑文里说：“余年三十五，始讲求农事。居枕高嵋山下，垅峻如梯，田小如瓦。吾凿石决壤，开十数畛而通为一。然后耕夫易于从事。吾昕宵行水，听虫鸟鸣声以知节候，观露上禾颠以为乐。种菜半畦，晨而耘，吾任之;夕而粪，佣保任之。入而饲豕，出而养鱼，彼此杂职之。凡菜茹手植手撷者，其味弥甘;凡物亲历艰苦而得者，食之弥安也。”也就是说，他三十五岁才开始务农，每天带着长工，日夜苦干，把自己家的梯田扩大，连成一片，这样用牛耕作起来就方便了，产量大大提高。他在劳动中找到了乐趣，积累了丰富的农业经验，凭虫鸣鸟叫就知道节气变化。家里种地、喂猪、养鱼，多种经营。曾家种了半畦菜，每天早上他亲自锄草，傍晚则监督长工上粪。他告诉曾国藩，自己亲手种的菜，吃起来才香。辛苦挣来的钱，花着才心安。
曾玉屏艰苦奋斗了十几年，使曾家从一个普通中农，上升为一个小地主家庭，改变了家庭面貌。
公元1811年（嘉庆十六年）曾国藩出生时，其家有田地百余亩 ，家中有祖父母、父母、叔婶、大姐加上他共八人，人均至少十二亩半。晚清中国人均田地，学者的乐观估计是三亩，悲观估计仅为一点四亩，具体到嘉庆十七年，吴慧提供的数字是一点七一亩。 也就是说，曾家人均土地是全国水平的七点三倍。据此我们大致可以判断曾家的成分为小地主。曾国藩为曾玉屏作的《大界墓表》中说曾玉屏中年以后成为地方上的头面人物。“津梁道途，废坏不治者，孤嫠衰疾无告者”，他“量力之所能，随时图之，不无小补” 。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他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曾家上升为小地主阶层，奠定了向绅士阶层进发的第一层基础。
曾玉屏对湘乡曾氏家族的贡献，不仅是改善了家庭经济条件，更关键的是高瞻远瞩地供自己的儿子读书。
经济上升才能保证家庭供给子弟读书的能力。中国科举制度最令人称道之处就是它的公平性，然而在传统社会现实条件的制约下，制度设计所能提供的公平性仍然有很大局限。潘光旦、费孝通分析了清朝从康熙到宣统年间的915份朱墨卷，得出了的结论是，科举制看似公平，但是实际上对城镇居民、有产之家庭更为有利。因为供孩子读书，首先意味着家中有一个劳动力要长期脱离生产。同时，参加考试特别是乡试以上级别的考试所费颇多。 一个具体的例子是光绪二十四年(1897)，河南拔贡王锡彤由汲县赴京朝考。往返路费开销约50两，至京后还须到礼部投文、报到、买卷、团拜，又花掉50两。 这种规模的支出是中农以下的人家通常难以负担的，所以大部分科举的成功者都出自小康以上的家庭。
因为曾国藩家族以前从来没有出过读书人，曾玉屏下定决心，一定要使自己的孩子博取功名。曾玉屏“早岁失学，壮而深以为耻”，他自己负担起所有家业，令长子曾麟书从小就脱离生产，一心读书，并且不惜代价“令子孙出就名师”，摆出一副破釜沉舟的架势。
儿子科举不成，他又把努力的重心转到了培养长孙曾国藩，四岁就让曾国藩读书。在他的严厉督责下，曾国藩终于走通了科举之路，也让曾家从普通农家变成了缙绅之家。所以他是曾家的功臣。
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有毅力的人。同时他脾气火暴，很有主见，也很有魄力，所以地方上有什么纠纷，大家总是来找他排解。遇上那种不讲理的泼皮无赖，他“声若洪钟，厉辞诘责，势若霆摧而理如的破，悍夫往往神沮。”就是说，他声音响亮，厉声责问，说的话都在理上，最后那些地方上的恶霸也不得不低下头来。
所以曾国藩对自己的祖父，从小就有一种崇拜心理。他后来在家书中，经常常谈到祖父的一些言行：“吾家祖父教人，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 这些对曾国藩一生影响极大。他一生以祖父为榜样，在很多方面都向祖父学习。他说：“倔强二字，却不可少，功业文章，皆须此二字贯注其中，皆从倔强二字做出。”
曾国藩的性格是比较刚强的，后来他曾说：“余渐衰老，亦常有勃不可遏之候”。就是说，我虽然已经年老，但也常有忍不住要发火的时候。这就是来自祖父的遗传。
这封信的第一部分是汇报京城近况，曾孙指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琦善押解到京，是指鸦片战争中接替林则徐任两广总督的琦善，与英人私订《穿鼻草约》，道光皇帝大怒，令锁拿解京问罪，“革职锁拿，查抄家产”。
第二部分内容是请求祖父帮助一位身陷困境的族人。楚善八叔是曾国藩的一位族叔，乃二伯祖之子。曾玉屏本来是一个热心公益的人，乐于助人。所以曾国藩说祖父平日就喜欢“救难济急”。
【禀祖父 】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十七日 京城千佛庵寓所
原文
祖父大人万福金安：
四月十一日由折差发第六号家信，十六日折弁又到。孙男等平安如常，孙妇亦起居维慎。
曾孙数日内添吃粥一顿，因母乳日少，饭食难喂，每日两饭一粥。今年散馆，湖南三人皆留，全单内共留五十二人，仅三人改部属，三人改知县。翰林衙门现已多至百四五十人，可谓极盛。
琦善已于十四日押解到京。奉上谕派亲王三人、郡王一人、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尚书会同审讯。现未定案。
梅霖生同年因去岁咳嗽未愈，日内颇患喀血。同乡各京官宅皆如故。
澄侯弟三月初四在县城发信已经收到，正月二十五信至今未接。兰姊以何时分娩?是男是女?伏望下次示知。
楚善八叔事，不知去冬是何光景。如绝无解危之处，则二伯祖母将穷迫难堪；竟希公之后人，将见笑予乡里矣。孙国藩去冬已写信求东阳叔祖兄弟，不知有补益否?此事全求祖父大人作主。如能救焚拯溺，何难嘘枯回生!伏念祖父平日积德累仁，救难济急，孙所知者，已难指数，如廖品一之孤、上莲叔之妻、彭定五之子、福益叔祖之母及小罗巷、樟树堂各庵，皆代为筹画，曲加矜恤。凡他人所束手无策、计无复之者，得祖父善为调停，旋乾转坤，无不立即解危，而况楚善八叔同胞之亲、万难之时乎?孙因念及家事，四千里外杏无消息，不知同堂诸叔目前光景。又念家中此时亦甚艰窘，辄敢冒昧饶舌，伏求祖父大人宽宥无知之罪。楚善叔事如有说法之处，望详细寄信来京。
兹逢折便，敬禀一二，即跪叩祖母大人万福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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