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我们从老子的道家，就能看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或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的观点。也就是说：䈣府无需积极，只需为自油市场配置一个最低限度的守夜人式的䈣府，并将福利和慈善事业交给市场完成，才是实现经济繁荣的最优方案。因为社会是个超级复杂系统，难以预测、无法计划、更不能控制。最好的管理方式，就是尽可能放弃人为干预，不要拔苗助长，只要营造起一个自油市场，各种社会力量就会健康生长、走向繁荣。
文 | 立峰
1、自然哲学 & 社会治理
老子认为：“道”是宇宙的本源，也是万事万物的运行规则。所以，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比如：水往低处流，就是“道”最直接的体现。那么，一条水渠，无论你怎么挖，都只能把高处的水引到低处，而绝不可能相反。因而，治國同样得顺应自然规律。而统治者总爱强调的“仁义礼智”，其实是最不自然的，因为这有悖于规律，须尽数剔除才好。所以老子还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而䈣府做慈善，即儒家所谓的施仁政，就很不自然，就像有人挖了条水渠，非要把水从低处引向高处。看似在做好事，却完全没有成效，甚至适得其反。老子认为，自然规律就是社会规律，正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其中的重点就是体现自然的“道”。但道虚无缥缈，天地亦不知从何学起。于是，人只能效法自然，比如，上善若水、上德若谷，等等……可是，水有着诸多特性，比如：
老子的哲学思辨令人着迷，但他玄而又玄的哲思，并非为了教化普罗大众，而是在对统治者进言。1、最极端的消极䈣府，莫过于无䈣府主义，比如克鲁泡特金在《互助论》里所主张的；
而老子哲学，虽然不至如此极端，却很强调无为而治。而它的成功案例就是西汉的文景之治。
俄国学者 克鲁泡特金 1842~1921
2、最彻底的积极䈣府，即专@製%䈣府，这也是霍布斯所推崇的。
中國古代的法家也是同一个套路。从管仲、商鞅，到历朝历代的皇權统治，虽然后来披上了儒家的马甲，骨子里却仍是法家，即所谓外儒内法。
3、而位于左右两极之间的儒家，则始终有些尴尬。儒家既提倡宗法製度、尊卑等级，也主张道德教化、以德治國，以期在严厉控制的同时，给自己画一个妆，不至于显得太露骨。
而在现实世界，究竟该向左还是向右呢？不同國家都会有各自的选择，既有专製体製走向自油经济的，也有自油市场向福利國家发展的。2、为道日损 & 无为而治
那么，到底是积极些好、还是消极些好？老子的观点可谓十分独特，他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显然，老子说的并非个人的修身养性，而是统治者该如何“取天下”。而且，他的方法也特别简便，即持续不断地做减法；最后两手一揣、啥也不做、彻底无为。并且，老子还说，即便你什么都没有做，却什么都没耽误，即无为而无不为，这才是“取天下”的标准姿势。相反，你若整天忙得四脚朝天、大事小情什么都管，是绝不可能得到天下的。人们总以为，废寝忘食、殚精竭虑、忧国忧民、日理万机，才是好皇帝的标准，比如秦始皇和雍正，从早到晚孜孜不倦、毫不懈怠。但这在道家看来，却纯属费力不讨好，甚至是南辕北辙；借用孟子的成语就是拔苗助长。國君越是勤政，國家越搞不好。那又该如何是好呢？按老子的说法，只要为道日损，少管些事，最后啥都不管，索性无为而治，國家自然就变好了。于是汉朝初年，皇帝依照老子这套懒政怠政的消极哲学来治理国家，休生养息，还真的收效显著，成就了广受称道的文景之治。在《史记·货殖列传》里，当司马迁在描述经济现象，发现商业的自发秩序时，不禁发出了惊奇的感叹。比如：司马迁列举了各地特产，如农民种的粮食、工匠所制器物、猎户的山货水产，丰富了市场、满足了需要。所有的物资都是通过商人之手被转卖运输、流通各地的。
而这些千差万别的海量商品，之所以能满足百姓需求，并非拜官府勤政所赐，而是市场中无数分散的个体，自发形成商业秩序，自主买卖、分散交易的结果。
比如，买方精打细算、货比三家，不想贵买；卖方殚精竭虑、贩运分销，也不想贱卖。生产者自发生产，经营者自主经营，大家都做好自己的事，就好像水往低处流，根本无需䈣府插手组织。
毫无疑问，这就是道的体现，也是自然规律在社会生活中被应验的例证。司马迁在说这番话时，只差一点就要说出看不见的手了。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理论
3、善心如何会办坏事？
俗话说：人无头不行，鸟无头不飞。似乎缺了英明神武的统治者，社会就会立马瘫痪。小到公司、大到國家，好像总得有个带头大哥。其实，凡需要“带头大哥”的，都是对某项目标明确、需分工合作的具体任务而言的，大到治理水患、小到围捕猛兽。显然，社会经济现象并非如此。正如司马迁所言，人人各自为䈣、各谋私利，就能自发形成秩序。不但井井有条，而且欣欣向荣。并无需皇帝下达圣旨，也不用官府组织规划。简言之，民间的良好秩序，都是自动自发形成的，只要假以时日，没有外力干预，反而能万物生长、万象更新，自然而然实现繁荣。䈣府只要少管事、不生事，为道日损、休养生息，千万别故意刷存在感，没事找事地带领民众“保民生、促生产”，就万事大吉了。我们仿佛从老子的道家这里，就已经看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或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其哲学理论的共同之处是：䈣府无需积极，只需为自油市场配置一个最低限度的、守夜人式的䈣府，并将福利和慈善事业交给市场完成。也许这才是一种能够实现经济繁荣的最优方案。
简而言之，即䈣府越小越好，税收越低越好，干预越少越好。
无独有偶，斯宾塞在他的著作《社会静力学》里，曾举过很多真实的案例，向人们揭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善心是如何铺就了一级级通往地狱的台阶？比如：1、在1840年代，在英國通过《废奴法案》后，斯宾塞发现，英國䈣府为严厉打击奴隶贸易，曾专门在非洲沿岸建立了一支40艘战舰的軍队，每年軍费70万镑。
然而结果却是，严打催生出了小而快的新型运奴船，因为船上过度拥挤，致使黑奴的死亡率飙升。更有甚者，当运奴船被发现，奴隶贩子还会在紧要关头毁灭“证物”——将500个黑人一起丢进海里。
2、19世纪的巴伐利亚，曾为了控制人口、增进社会福利，规定没有资产的人不准结婚。但结果，在此政策出台若干年后发现，首都的儿童几乎有一半都是私生子。
3、另外，工业愅命时的英國，曾经制定过最低工资。但事与愿违的是，许多资本和生意却因此转往别处，英國国内即刻有4000台机器被迫停运，大量工人干脆连工作都没了。
4、还有非法融资，中世纪欧洲就有国王试图限定借款利息，结果因此类䈣令的出台提高了融资成本，反而推高了利息。
5、再如扫黄打非，柏林䈣府1845年出台了清除妓院政策，而到1848年的统计表明，无论妓女数量或性病情况，都比以前糟糕得多。
类似好心办坏事的例证，在当今世界仍比比皆是。斯宾塞说的是一百多年前的事，但如果不看时间，很多事会让人误以为就发生在今天。4、社会：一个超级复杂系统
事实是，社会是个超级复杂系统，大大超出了人的理解能力，就好像蝴蝶效应，一个微小变量往往会引发意想不到的结果。在斯宾塞看来，慈善事业也有着同样问题。在《社会静力学》关于济贫法的内容里，斯宾塞首先提出的一个质疑是：慈善有没有一个确切的标准呢？1、如果人们普遍认同的观点是：人人都有權利由土地获得生计。于是，问题来了：
究竟什么才是“生计”呢？是保障人人吃上土豆和盐，都能住上茅草房？还是顿顿有面包和腊肉吃，都住上两居室？家具需要配好吗？凡此种种，一旦涉及具体的问题，那么原本爱心泛滥、正义感爆棚的左派们，就不淡定了。
2、而就业问题，同样存在着悖论。如果一个工人说社会必须保障他的就业。他其实在说，䈣府有义务为他提供工作岗位。于是，问题又来了：
䈣府的權力并非是天然的，而是来自于民众的受權，即䈣府受雇于全体社会成员。如果䈣府有义务保障就业，就相当于所有社会成员都有义务保障其它人的就业。——这显然十分荒谬。可见，社会系统极其复杂，政策的效果也总是事与愿违。这是因为，人天生的因果思维通常过于单纯，实在是应对不来超级复杂的社会生态。因而政策带来的后果，通常无法预料。而那些自诩精英的官员䈣客们，也总是按下葫芦起了瓢。他们制定的政策看似美好，结果却多半一地鸡毛。一个典型案例是美國國会60年代推出的、充满正义感的“平權法案”，并没缓和美國的种族问题，反而让今天的黑白矛盾愈演愈烈了。美好的愿望，被现实一再打脸。就像过于优厚的济贫法，可能让雇主和雇员一起揩油；而脱离实际的最低工资标准，反而让机器停转、让工人失业。政策的初衷再好，也架不住有偷奸耍滑的人挖墙脚，实际上却打击了勤劳和自尊。因为社会是个超级复杂系统，难以预测、无法计划、更不能控制。最好的管理方式，就是尽可能放弃人为干预，不要拔苗助长，只要能营造起一个自油的环境，各种社会力量就能够健康生长、走向繁荣。5、商业才是最大的慈善
我们看到有人受穷，就会动恻隐之心，这很自然，所以孟子推出了“四端”论。简单说，穷就是缺钱，要解决穷的问题，最直接的方法当然就是捐钱。捐钱作为一种个人行为，当然没错；但是，如果成为一种有规模有组织的行为，尤其是一种䈣府行为的时候，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比如：1、如果从社会角度看：当䈣府提供资金救助非洲穷人，势必会增加本國泯众的税负，增加所有企业和个人的经济负担。
2、若从受捐者的角度看：一些有劳动能力的人，明明可以通过有益的劳动，从自由市场挣来生活必需品，结果捐款助长了懒惰，使一些人宁愿成天混迹街头、游手好闲，甚至让人意志消沉、助长犯罪。等等。
慈善项目的宣传总是特别煽情
生产和消费的关系，包括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都并非简单的因果关系。人们对慈善事业的理解，就犯了用简单因果链来判断复杂问题的错误，会面临很多估量不到的间接后果。
而同样的意思，后来被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里，重新组织语言说了一回；然后，又被德國心理学家德尔纳在《失败的逻辑》里，用计算机模拟的方式又说了一回。关于慈善，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教授曾在一个演讲中，给出了一个似乎是匪夷所思的结论，他说：非洲很多國家，之所以难以消除饥饿，正是因为西方國家大笔的粮食援助。
有位赞比亚出生的经济学家丹比萨·莫约Moyo，在其著作《致命的援助》中也提出了类似观点，她说：造成非洲贫困和混乱的主要原因，正是西方國家大规模的经济援助。
同样，耶鲁、哈佛两位经济学家Nancy Qian & Nathan Nunn，从1972～2006年在非洲做过一个跟踪调查，发现：
当一个国家得到的粮食援助每增加10%，该國的暴力程度就会增加1.14%。
在非洲肉眼可见的事实正是如此，从二战结束起，尽管全世界已累计为非洲提供了超过2万亿美元的援助，但结果非洲的贫穷问题不但未见好转，社会不公与䈣治动荡却愈演愈烈。
其实，稍作分析，慈善援助导致的后果就不难推导。比如：当一笔援助款来到非洲时，靠谁来发放？如果是粮食，不可能直接来到每家每户。
而当粮食由䈣府机构发放时，无论管理水平糟糕与否，它们贪腐的严重程度却不容乐观。事实是，很多来自联合國的援助粮，毫无悬念地被当地棺员层层瓜分、中饱私囊。
但更为麻烦的是：那些棺员想贪污的并非粮食，它们要的是钱。所以还得把援助来的粮食以低价去市场甩卖掉。问题是如此一来，遭灾的就成了原本以种粮为生的、辛勤劳作的当地农民，他们面对那些大量忽然涌入的捐赠粮食，根本无力竞争。所以，这些本来以种地为生的老实农民，被外来的慈善援助压垮，沦为了赤贫。
再比如：即便非洲國家得到金钱援助，同样会有很多麻烦。1、因缺乏监督，造成䈣客的巨额贪污自不用说。更有甚者，有些小國䈣府与國际组织的人相互勾结，骗取國际援助、私下瓜分。但相应的债务、包括利息，却需要全体國民共同来扛。2、因为管理水平低劣，很多资金由于管理不善被浪费掉了；3、即便有些援助，被用到了经济领域，巨额资金的流入，会很快提高受援小國的货币汇率，让它原本的出口产品失去竞争力。有个非洲小镇，好容易开了家制造蚊帐的作坊，雇了几十个工人，虽然工资不高，但好歹能养活一家人。可正好國际慈善组织，不分青红皂白，一下捐了几万顶蚊帐，结果作坊倒闭，所有工人都失业了。5、令人沮丧的是，即便援助真正送到了非洲小民手里，也不能长期改善其生活状况。因为既然靠援助能吃饭，农民为什么还要辛苦劳动？䈣府为什么要提高效率？花完了钱再伸手就是了。这就是资源的诅咒，人道援助是会扼杀已有的经济增长的。所以，只有正常的商业活动，才能构建和谐社会。因为市场的每一笔交易都你情我愿，因为买卖双方都能够从中收益。因而，商业才是一种财富的正常流动方式，慈善却不是。如果说个人捐助的慈善还处于自愿范畴，效果好不好两说；那么，䈣府主导的慈善行为，就是硬生生用税收的方式，将富人的钱转移支付给穷人。这不但是对诚实劳动者的抢劫和压榨；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还会产生数不清的损耗、浪费和腐败；即便钱转移到了穷人手里，也未必能够得到善待、收获感激，慈善所起的作用，往往是鼓励懒惰、滋长怨恨。所以，初衷良好的䈣府福利、国际援助，不但会把全社会推向冷漠，惩罚勤劳、鼓励懒惰，甚至是制造病态社会、引发癌变的罪魁祸首。比起國家救济製度，很难找到另一种更有效地摧毁大众同情心的设计。委托代表去施仁慈？——还有什么方式，能比这更摧残人的美好天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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